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彗星屍子：其人及其書
彭 華
屍子，是一度閃爍思想光芒的彗星，是先秦思想史上的失蹤者。
時至今日，關于其人、其書、其學，仍撲朔迷離而又不得其詳。
屍子其人
關于屍佼的生平事迹，史書記載極其簡略。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雜家類著錄：“《屍子》二十篇。”班固自注：“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顔師古注：“佼音絞。”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楚有屍子、長盧。”裴骃《集解》引劉向《别錄》：“楚有屍子，疑謂其在蜀。今按《屍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之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誅，乃亡逃入蜀。自為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司馬貞《索隐》：“按：屍子名佼，音絞，晉人，事具《别錄》。”
由上可知，關于屍子的籍貫，有楚人、魯人、晉人三說。
錢穆（1895—1990）認為，“屍子實晉人。其時晉已不國，而魏沿晉稱，屍佼殆為魏人耶？”“今如據同時學風以為推測，則屍子之學，固當與李悝、吳起、商鞅為一脈耳”。顧實（1878—1956）認為，“注魯人，晉人之訛也”。根據錢穆的考證，屍佼的生卒年大約是公元前390—前330年。
筆者認為，錢穆、顧實之說可信，而屍子“晉人說”可剔除。但是，因三晉（趙、韓、魏）流行法家之學，而屍子或許到過三晉之地，且接受法家影響，這應當可以推定，似乎也可以肯定。至于屍子究竟是魯人，還是楚人，則因材料欠缺而無法判斷（筆者傾向于屍子楚人說）。而屍子參與秦國商鞅（衛鞅）變法，為商鞅“謀事畫計，立法理民”，則毋庸置疑。屍子後來“亡逃入蜀”，最終留葬蜀地（“卒，因葬蜀”），也不容置疑。如此，将《屍子》納入《巴蜀全書》，實則并不為過。
關于屍佼的思想主旨及其學派歸屬，《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均将其歸入雜家，《宋史·藝文志》将其歸入儒家，而有的著作或将其歸入法家（如《百子全書》）。
筆者認為，将《屍子》歸入法家，有其部分道理，因屍子嘗為商鞅“謀事畫計，立法理民”。但從現在所見的汪繼培輯本《屍子》來看，《屍子》思想内容比較駁雜。除法家思想（明法、刑罰）外，還有道家思想（如執一、無為）、儒家思想（如仁義、道德、忠信）、陰陽家思想（如五行配對）、名家思想（如正名、明分）等，乃至有形法家（如《山海經》）的思想内容（如言九州險阻、水泉所出）。是以，筆者認可《屍子》“雜家說”。誠如《漢書·藝文志》所說，雜家“雜家者流，蓋出于議官。兼儒、墨，合名、法”。
衆所周知，在上古時期的中國，許多觀念、思想與範疇實屬“公共思想資源”（如道、陰陽、五行）。而到戰國之際，學者多有能涉獵百氏、不主一家、兼綜百家者。比如荀子、《呂氏春秋》、帛書《黃帝四經》，都是其中的顯例。茲謹以韓非為例。韓非在師承上為儒家之荀卿，在學理則為道家之老聃，于儒、道、名、法自然相通，而又不止于相绌相非。換句話說，僅以某某人為某某家（如屍子、韓非等），這是後人對戰國之學的誤解。誠如《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所說：“世之學老子者則绌儒學，儒學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
筆者曾指出，早在戰國時期，中國學術就已呈現出“會通”風格，即諸子百家的融會；降而至中古（唐宋以來），則以儒釋道“三教”的融通為特色。以地理單元、地域文化而論，不但齊魯文化如此，巴蜀文化亦然如此。當時，筆者未能舉《屍子》為例說明，不免有些遺憾。
《屍子》其書
《屍子》一書，曆代史志書目有所著錄。
《漢書·藝文志》著錄“《屍子》二十篇”。
《隋書·經籍志》著錄“《屍子》二十卷、《目》一卷，梁十九卷”，自注說“秦相衛鞅上客屍佼撰。其九篇亡，魏黃國中續”。
《舊唐書·經籍志》著錄“《屍子》二十卷”，自注說“屍佼撰”。
《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屍子》十卷”，自注說“屍佼撰”。
《宋史·藝文志》著錄“《屍子》一卷”。
由上可知，傳世本《屍子》主要有二十卷本、十卷本。是以，有研究者認為，先秦時期曾有兩種書名為《屍子》的古籍：一為魯人屍佼所著《屍子》，作于戰國中期，受法家思想影響，具有“非儒”思想傾向；一為楚國屍姓學者所著《屍子》，作于戰國晚期，受黃老道家思想影響，具有“兼儒”思想傾向。魯人屍佼所著《屍子》早佚，今存輯本《屍子》是楚《屍子》。筆者認為，《屍子》“兩本說”，既無法證明，也無法證僞；與其如此立論，不如遵守“阙疑”之旨。但就根本而言，筆者不贊成《屍子》“兩本說”。
自宋以後，《屍子》便不見著錄。是以，一般認為，《屍子》當亡佚于宋以後。
自清及近代以來，學者多視《屍子》一書為僞書。然而，呂思勉（1884—1957）《經子解題》稱今本《屍子》并非僞書，且思想寶貴。呂思勉說：“此書（《屍子》）雖阙佚特甚，然确為先秦古籍，殊為可寶。”又說：“據今所輯存者，十之七八皆儒家言。劉向校序本僞物，不足信。此書蓋亦如《呂覽》，兼總各家而偏于儒……實足以通儒、道、名、法四家之郵。”“其文極樸茂，非劉勰所解耳。今雖阙佚已甚，然單詞碎義，足以驗證經子者，實屬指不勝屈……此外典制故實，足資考證者尚多。”也就是說，《屍子》所陳道德仁義之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對了解先秦時期社會思想、地理變遷等，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筆者認為，呂思勉之說是有道理的。是以，筆者贊成“《屍子》非僞書說”。當然，不可否認的是，汪繼培等人的輯本《屍子》，其文字并非盡為《屍子》原文；因自漢以後，《屍子》已殘阙不全，有些地方為後人僞作，自然屬于難免之列。
《屍子》輯佚
《屍子》原書，自宋以後佚失。幸運的是，在唐人魏征等撰《群書治要》第36卷中，輯錄有《屍子·勸學》等13篇，這為後人輯佚提供了線索和便利。
明清時期，關于《屍子》的輯本主要有8種。
明代關于《屍子》的輯本有2種，即陶宗儀輯本與歸有光輯本。陶宗儀輯本載于《說郛》卷六，惜乎不注出處。歸有光輯本載于《諸子彙函》卷九，但所輯并不理想，故汪繼培說歸有光輯本“聯綴群書，虛造名目，不足據”。
清代關于《屍子》的輯本有5家、6種，即惠棟輯、任兆麟補遺的《屍子》3卷、《附錄》1卷，孫志祖輯《屍子逸文》，孫星衍輯《屍子》3卷，任兆麟輯《屍子》1卷，汪繼培輯《屍子》2卷、《存疑》1卷。
學術界普遍認為，在以上諸家《屍子》輯本中，汪繼培輯本最為精審。汪繼培（1751—1819），字因可，一字厚叔，号蘇潭，浙江蕭山（今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人，藏書家汪輝祖（1731—1807）第四子。著有《潛夫論箋》，輯錄《屍子》，輯校《尹文子》，補校《三史同名錄》。
清嘉慶十六年（1811），汪繼培據惠棟、任兆麟、孫星衍3人輯佚，重加厘訂與考辨，撰成《屍子校正》2卷。其書以唐代《群書治要》所載《屍子》部分為“上卷”，以散見于各書文字為“下卷”，另集各輯本所違錯及誤收文字為《存疑》，附于書後。汪繼培輯本體例謹嚴、選取嚴格，呂思勉《經子解題》稱該輯本為“實最善之本也”，良有以也。
汪繼培所輯《屍子》，有清嘉慶十七年（1812）蕭山陳氏湖海樓刻本、清光緒元年（1875）湖北崇文書局刻本、清光緒三年（1877）浙江書局刻本（《二十二子》本）、清光緒十九年（1893）鴻文書局石印本、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善化楊氏刻本、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新化三昧書局仿湖海樓刻本、清光緒十九年（1893）鴻文書局石印《二十五子》彙函本、子書28種本（宣統石印本）、民國9年（1920）上海五鳳樓子書48種本（石印本）等。
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汪繼培所輯《屍子》。對于汪繼培所輯《屍子》，當代學人有過整理和譯注，如魏代富《屍子疏證》、朱海雷《屍子譯注》，以及張景、張松輝對《屍子》的注譯，等等。
筆者本次推出的整理本，以汪繼培《屍子校正》為基礎，并在此基礎上進行“補注”。汪繼培的“校正”文字，以（1）（2）（3）等标注；筆者所作“補注”，以等标注。
本次所據以整理的汪繼培《屍子校正》，以湖海樓刻本為底本。在校注《屍子》時，筆者結合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對汪繼培的“校正”文字做了一些“校正”工作。
（本文載《巴蜀史志》2022年第1期）
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作者：彭 華（華東師範大學曆史學博士、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配圖：方志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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