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講我和硯秋認識的時間的話，我還是與蘭芳認識得最早，禦霜（即硯秋）是經羅瘿公先生介紹才認識的。我對禦霜沒有恭維話。我向來與硯秋講話是沒有好話的，當面總是批評他，可他說：我就喜歡聽。
硯秋的一生是受壓迫的一生。記得硯秋曾給張作霖演過堂會戲，張的手下人把他的戲安排在張吃午飯後，戲碼也是很素淨的，而把名角的戲放在張吃飯之前。誰知張欣賞硯秋的戲，飯可以擺出去吃，鴉片可以拿出來吸，等硯秋唱完了，張卻要睡覺了，搞圈套的人們倒落個适得其反的結果。
硯秋挂頭牌是上海到北京。餘叔岩把硯秋帶到上海唱倒第二。不知因為什麼事情，上海軍警同餘搗亂，餘自己偷偷買好一張火車票溜回了北京，把硯秋幹擱在上海。
程硯秋之《費宮人》
羅瘿公先生把我找去問如何辦。第一舞台建議是否要硯秋頂下去，羅公很慎重，考慮再三拿不定主意。大家主張問問硯秋本人的意見。
當時，程大概是二十歲，還很年輕，他卻回答說：“若是問我，我就要頂下去。至于有沒有把握，看賣座怎麼樣吧。”于是舞台挂出了牌，說明因為餘叔岩大老闆患病，乃叫程硯秋挂頭牌。
我私下問硯秋到底有無把握，他的回答還是那句老話，真個是有膽量的，結果他的演出天天上滿座。是以後來我對他說，是餘叔岩給了你一個好機會。
軍閥張宗昌也邀硯秋演過堂會戲。一天，張約硯秋去談話，談完後給他現鈔六萬元，硯秋堅決不收，張無奈何，隻得作罷。張是強盜，也是盜亦有道，他亦不得不稱贊程硯秋是好男兒。這件事是沒有人知道的。
程硯秋、吳富琴、文亮臣之《碧玉簪》
硯秋到上海不去拜流氓，結果滬上小報把他罵得一塌糊塗。盡管有錢的人捧他，他也不買賬。在上海給硯秋寫信的不外兩種人：一種是女人勾引他，對此，他一概置之不理；一種是窮困告幫的，對此，他則把來信者的位址一一記下。硯秋與我一起出門時，拿着錢就按信的位址往裡弄裡一鑽，也不留什麼回信，隻是送錢幫人。這是經常的事。程硯秋對有錢的人是驕傲的，對貧寒的人是同情的。
硯秋為人正直，但是這個評價仍嫌一般，他的為人可改兩個字，至少應寫剛正，他吃虧在剛，好也在剛，唱裡有剛。硯秋是一為剛，二為潔，即孤潔也。他确實是在下鄉以後，熱愛勞動生活，正像硯秋在日記裡所記：“勞累終日，飽食玉米面而感香甜愉快，作了工，樂得其所。”
程硯秋在青龍橋務農
硯秋喜歡與勞動人民接近，表示與城市士大夫處之不泰然，反之，與“鄉野之輩”相處融融，真的是趣在農民不覺其苦。後來他又辦了農村學校。硯秋熱愛勞動人民是一根紅線貫穿着的，這對他以後接近黨是很有關系的。硯秋在北京圍城中畫梅一枝，附詩兩首曰：“料得喜神将莅至，毫端先放幾分春。”我回信說這兩句詩很好很好，最好題在畫上。是以共産黨一進城，硯秋就唱了三天戲，以示慶賀。他的詩是喜歡共産黨的，凡是被壓迫的人對共産黨都是表同情的。他不靠什麼山。
硯秋在解放後曾講過：“什麼宗什麼派，我全不加入，要加入，就加入中國共産黨。”硯秋一生受壓迫，對勞動人民同情和熱愛，解放後對黨愈加愛慕和接近，并決心接受黨的上司，努力為人民服務。最後終于參加了偉大、光榮、正确的中國共産黨。這是要突出描寫的。
硯秋是不假聲勢的，他完全是靠藝術打出來的。他主張戲曲要承擔改革社會的任務，《青霜劍》一戲就是講這個。王瑤卿這位先生是真負責任，硯秋的戲每場必聽，硯秋征求他的意見，常常讨論到天明，《鎖麟囊》一戲是集其藝術大成的，戲的内容是有些問題，硯秋也很想改。他交出本子一年多，自己提了意見，結果是沒有人給他改。過去這出戲在上海一唱，是任何人打不倒的。後來就是這出戲，不叫他演，不給他改。《鎖麟囊》這出戲藝術上是很高的，内容至少是可以改好的。
程硯秋之《鎖麟囊》
硯秋對地方戲有深刻的體會，得力于此甚多。當然，電影、外國歌劇等，諸如此類，對他的藝術創造有益，但要突出地方戲對他藝術的影響。
現在的不少名角能自己演戲，但不能教别人戲，這點我本不曉得。後來聽說硯秋講課，講得好極了，能唱的不一定能教，而他既能表演，又能教人，這是難能可貴的。
（《文化史料》第一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