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園轶事之我的老師程硯秋（二）

（接上文）

1941年，程師在上海黃金戲院公演《鎖麟囊》時，台下程迷們随着他唱，大有大合唱之勢。這件事轟動上海，足見其藝術魅力迷人之深。

程師自濟返京不久，我即向他提出拜師之請。他說：“你的家庭很好，本身又是個大學生，為什麼要幹這一行呢？你看我的小孩，一個學戲的也沒有，社會都歧視這行人，叫戲子、淫伶。使我受刺激最深的是，在軍閥混戰時期，我到山東演戲，一天，軍閥張宗昌聽完戲後，不叫我卸裝，去陪他喝酒。我聽了非常氣憤，這不是污辱人嗎？我當時說，這不合适吧，便卸裝離去。從此，我下決心，不讓子女唱戲。”

他又說：“這行人，同行之間，互相排斥，演好了是‘戲飯’，唱不好是‘氣飯'。俞振飛拜程繼先為師，是我介紹的，他拜師後半年，參加我的劇團。第一次公演那天，我演的《玉獅墜》，他倒第二演的《轅門射戟》。打鼓佬和幾個配角，因為他是南方來的票友下海，故意和他搗亂，使他沒辦法唱下去，程繼先在台下氣得要打那個打鼓佬，那個打鼓佬從背景溜走了。俞振飛一氣之下，跑回南方，給我來信說，這碗飯不好吃，氣不好受。後來我的劇團把經勵科的梁華庭撤換了，改組了劇團，實行了新的制度，才又約他回來。”

程師随後又談起他劇團改組的經過：“鳴和社是梁華庭組建的。對内對外全由他一個人壟斷。開始他對我唯唯是從，百依百順。比如我今天演完戲，心裡正在考慮下一期《玉堂春》，我還沒有說出來，他就訂出來了，他訂的和我想的是不謀而合，他真把我摸透了。我從法國回來以後，身體發胖，他認為我‘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不論什麼事，總是和我鬧别扭。我不想演什麼戲，他訂什麼戲，甚至我的日常生活，他都控制得很嚴，我實在是忍無可忍，最後在李先生（李錫之）的熱心幫助下，把他辭掉，改組劇團，成立秋聲社，由吳富琴、高登甲兩位負責一切事務。這才不受經勵科的欺侮。這裡面的事太複雜了，我勸你不要幹這一行……”

他越說興緻越濃，還講述了他和梅蘭芳、尚小雲、荀慧生四個人在百代公司錄制《四五花洞》的一段故事：

“那張唱片，我為什麼唱第四句呐？原因是：錄制前在一起共同研究怎麼安排，第一句自然是梅先生唱；誰唱第二句，便發生争執，尚堅持唱這句，荀不讓。荀說：‘我不會第三句。’雙方僵持不下，公司方面很為難。我便對荀說：‘你唱第三句，我給你說這句的腔。’荀見我這樣顧全大局，便依從了。我便給他說了這句的腔，我唱的第四句，算是灌完了。”

現在《四五花洞》已經成為很流行的一出戲，往往喜慶宴會場所，很多名演員聚集一堂時總要仿照四大名旦的唱法來串演這出戲助興。但對它的産生過程卻很少有人知道了。

程師還講過他幼年随從榮蝶仙學戲受罪的事。他說：“我在榮先生門下，無異于童仆，他脾氣非常壞，偶一失歡，即鞭撻随之。冬天我為他劈柴生火，洗衣做飯，根本不教我戲。他穿布襪，每天早晨起來，要把襪子捧到他面前。因為我的手不幹淨，又是煤又是泥，還有凍裂的血迹，不敢直接用手把襪子給他，要在手上放一塊白布，把襪子放在白布上，再捧給他。就這樣，也難免挨打。在我臨出師之前，他終于把我的腿打傷了,在腿上留下了許多血疙瘩，後來我去歐洲，才經一位德國的醫生手術治好了……”

他整整和我講了半天，最後留我在他家吃午飯。在吃飯時我對他說：“我拜您的目的，并非想吃這碗飯，我父親也不肯叫我吃這碗飯。我早有這個願望，一年來您對我的關懷、教誨，使我對您更加敬仰，我不能再沉默了，是以才向您提出。如果您認為我不夠資格，那我就不勉強了。“他看我非常堅決、誠懇，就答應了我的請求，實作了我的願望。

拜師以後，我和程師朝夕相處五年有餘。我從他的生活作風、為人處世、藝術修養和道德品質等各方面，親眼看到、親耳聽到的許多感人事迹，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腦海裡。

程師自己的生活儉樸，卻對朋友、故舊的困難，慷慨相助。對子女要求嚴格，從不嬌慣。他經常是布衣、布鞋。每有演出，總是步行來去，或是乘坐“磨電”（有軌電車）。家裡有暖氣裝置，但是沒有客人從不使用，屋裡生個火爐取暖。飲食方面也很簡單。他喜歡吃羊肉，每值冬季，常外購切好的肉片，在家裡涮着吃。酒量很大，每次可飲白酒斤半，但平時居家不飲，其酒德甚好。

他對子女說：“錢是我血汗掙來的，不要浪費，要愛惜。”他對子女的每件小事都非常注意。一次他的二兒子永源拿一本《隔簾花影》看，被他發現，立刻沒收，并對永源說：“這種書對你沒好處，你也不了解。你現在就是專心讀你自己的課本，别的書不要看。”（當時永源在輔仁中學一年級讀書)

那時榮蝶仙的後代生活很困難，他時常資助。有人問他：“他的老子（指榮蝶仙）對你那樣虐待，你還周濟他們？”

他笑着說：“那是他們老子，與他們有什麼關系？”

還有前中華戲校校長金悔廬（仲荪）老人，困居北京，他經常去看望，每去必贈以現金。1945年3月，金老逝世，程師慷慨承擔全部喪葬費用，并對其子女不時資助。

這樣的事例太多了。但是他對舊社會的新聞記者、警察局、社會局等，從不應酬。他說：“我應酬他們也要唱戲，不應酬他們也要唱戲，他們不能把我怎麼樣，有錢也不花在這些人身上。”

那時長安戲院的副經理張環如對我說：“你們先生（指程師）是廁所裡的磚頭，又臭又硬。”反映了當時社會上一些人對程師這種為人剛正不阿的看法。正因為他倔強、孤傲，得罪了不少小人，以至招緻他在前門車站被那些狗特務們打擊報複。

程師曾有“一生不收女徒弟”的誓言。那時坤伶中學程的，除在中華戲校學習的侯玉蘭、李玉藝等人外，其餘如新豔秋（王玉華）、章遏雲、綠染香，以至現在的江新蓉、李世濟均未正式拜程為師。

程師凡事經過思考，對社會、對生活、對人生、對藝事，都有自己的見解和主張，從不人雲亦雲，随波逐流。

他對我講過這樣一件事：他赴歐考察戲劇時，在法國巴黎，李石曾邀他和歐陽予倩、陳真如（歐陽與陳系廣東戲劇研究所的兩位創辦人)談戲曲問題。一切都能談得旨趣符合，隻是談到戲曲上的人生哲學問題，各有見解，相持一個半小時，未獲解決。

這個向題也牽扯到程師那幾年的“戲曲運動”問題。李先生是主張合作與互助的；歐陽先生是主張競争與抵抗的；程師自已以為，人生的理想是幸福，幸福隻有在和平中獲得，不過對于侵略必須制止，對于壓迫定要反抗。他把他的意見說了以後，李與歐陽雖暫息争，可是并沒有放棄各自的見解。

還有一次，我問他為什麼要把他的長子送到外國讀書時，他對我叙述了這件事的過程。他說：“我去歐洲考察戲曲時，在法國巴黎市中心，看見一座‘學生城’，世界各國都有學校在那裡。我當時想，那裡很可以作為将來世界和平運動的中心。假如中國在那裡建築一個劇院，專以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這類題材，編成劇本去演，一定能使各國青年涵養成大同思想。

那裡也有中國一塊地皮，可惜沒有建築學校，更談不上有學生了。當時我内心感到很慚愧。後來到了日内瓦萬國學校，我在那裡義務教授太極拳。這所學校是拉斯曼先生和莫瑞特夫人創辦的，沒有什麼種族、國家、宗教、階級、男女的歧視，各國的孩子都有，就是沒有中國孩子，我更感到恥辱。

是以，我回國後決心把我的孩子送去，讓那裡也有中國孩子，給咱們中國人争争光。我送他（指他的長子）走的那年，他才9歲，那個學校是從國小一直上到大學。”

他的這段談話，足以說明他的民族自尊心是多麼強，對祖國是多麼熱愛！正由于他有這樣的高尚思想，是以在華北淪陷，寇焰方張、萬民側目的日子裡，凡有宴會，聞有日人參加，必婉言謝絕。梨園公會，受敵寇之命，請程師演獻飛機戲，遭到他嚴詞拒絕。每見日人，便側目視之。有些勢利小人，從中挑撥，乃遭敵寇嫉視。

不久，下令廣播電台，在播放名伶唱片時，不準播放程片。電台為滿足一些程迷的要求，輾轉從上海購得王蕙蘅所灌的《鎖麟囊》唱片播放。當時在廣播電台工作的樊子齊（即樊放，現在中國平劇院任導演)曾經邀我在電台播放一次《青霜劍》。

那時有人代上海蓓開唱片公司灌唱片，和程師商洽，程師首先聲明：“廠方如果是中國人辦的，念彼交誼，決不厚索，也算我程某提倡國貨的一點心意。相反，如果是日本人辦的，給我多少錢，我也不灌。”來人便含糊其辭地答應了。

雙方商定灌片六張12面，包括場面，一切開支，隻收了3000元，還自動增灌一張，不另取酬，以示友情。代價之便宜，出人意料。當時商定，新舊皮黃各半，其中以《玉堂春》為主。開灌之日，有上海名妓驚鴻、翠芳前來參觀。二人不但與蓓開當局有親戚關系，且為程派信徒，知程師之《金鎖記》反調為絕構之一，要求以《玉堂春》更易。

程師以凡制片之劇，詞句段落、時間尺度，全是事先研究好的，臨時改動不便為由，婉言謝絕。但二人一再央求，蓓開當局也很為難。程師見她二人心意很誠，便從其所請。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