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园轶事之我的老师程砚秋（二）

（接上文）

1941年，程师在上海黄金戏院公演《锁麟囊》时，台下程迷们随着他唱，大有大合唱之势。这件事轰动上海，足见其艺术魅力迷人之深。

程师自济返京不久，我即向他提出拜师之请。他说：“你的家庭很好，本身又是个大学生，为什么要干这一行呢？你看我的小孩，一个学戏的也没有，社会都歧视这行人，叫戏子、淫伶。使我受刺激最深的是，在军阀混战时期，我到山东演戏，一天，军阀张宗昌听完戏后，不叫我卸装，去陪他喝酒。我听了非常气愤，这不是污辱人吗？我当时说，这不合适吧，便卸装离去。从此，我下决心，不让子女唱戏。”

他又说：“这行人，同行之间，相互排斥，演好了是‘戏饭’，唱不好是‘气饭'。俞振飞拜程继先为师，是我介绍的，他拜师后半年，参加我的剧团。第一次公演那天，我演的《玉狮坠》，他倒第二演的《辕门射戟》。打鼓佬和几个配角，因为他是南方来的票友下海，故意和他捣乱，使他没办法唱下去，程继先在台下气得要打那个打鼓佬，那个打鼓佬从后台溜走了。俞振飞一气之下，跑回南方，给我来信说，这碗饭不好吃，气不好受。后来我的剧团把经励科的梁华庭撤换了，改组了剧团，实行了新的制度，才又约他回来。”

程师随后又谈起他剧团改组的经过：“鸣和社是梁华庭组建的。对内对外全由他一个人垄断。开始他对我唯唯是从，百依百顺。比如我今天演完戏，心里正在考虑下一期《玉堂春》，我还没有说出来，他就订出来了，他订的和我想的是不谋而合，他真把我摸透了。我从法国回来以后，身体发胖，他认为我‘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不论什么事，总是和我闹别扭。我不想演什么戏，他订什么戏，甚至我的日常生活，他都控制得很严，我实在是忍无可忍，最后在李先生（李锡之）的热心帮助下，把他辞掉，改组剧团，成立秋声社，由吴富琴、高登甲两位负责一切事务。这才不受经励科的欺侮。这里面的事太复杂了，我劝你不要干这一行……”

他越说兴致越浓，还讲述了他和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四个人在百代公司录制《四五花洞》的一段故事：

“那张唱片，我为什么唱第四句呐？原因是：录制前在一起共同研究怎么安排，第一句自然是梅先生唱；谁唱第二句，便发生争执，尚坚持唱这句，荀不让。荀说：‘我不会第三句。’双方僵持不下，公司方面很为难。我便对荀说：‘你唱第三句，我给你说这句的腔。’荀见我这样顾全大局，便依从了。我便给他说了这句的腔，我唱的第四句，算是灌完了。”

现在《四五花洞》已经成为很流行的一出戏，往往喜庆宴会场所，很多名演员聚集一堂时总要仿照四大名旦的唱法来串演这出戏助兴。但对它的产生过程却很少有人知道了。

程师还讲过他幼年随从荣蝶仙学戏受罪的事。他说：“我在荣先生门下，无异于童仆，他脾气非常坏，偶一失欢，即鞭挞随之。冬天我为他劈柴生火，洗衣做饭，根本不教我戏。他穿布袜，每天早晨起来，要把袜子捧到他面前。因为我的手不干净，又是煤又是泥，还有冻裂的血迹，不敢直接用手把袜子给他，要在手上放一块白布，把袜子放在白布上，再捧给他。就这样，也难免挨打。在我临出师之前，他终于把我的腿打伤了,在腿上留下了许多血疙瘩，后来我去欧洲，才经一位德国的医生手术治好了……”

他整整和我讲了半天，最后留我在他家吃午饭。在吃饭时我对他说：“我拜您的目的，并非想吃这碗饭，我父亲也不肯叫我吃这碗饭。我早有这个愿望，一年来您对我的关怀、教诲，使我对您更加敬仰，我不能再沉默了，所以才向您提出。如果您认为我不够资格，那我就不勉强了。“他看我非常坚决、诚恳，就答应了我的请求，实现了我的愿望。

拜师以后，我和程师朝夕相处五年有余。我从他的生活作风、为人处世、艺术修养和道德品质等各方面，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许多感人事迹，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

程师自己的生活俭朴，却对朋友、故旧的困难，慷慨相助。对子女要求严格，从不娇惯。他经常是布衣、布鞋。每有演出，总是步行来去，或是乘坐“磨电”（有轨电车）。家里有暖气设备，但是没有客人从不使用，屋里生个火炉取暖。饮食方面也很简单。他喜欢吃羊肉，每值冬季，常外购切好的肉片，在家里涮着吃。酒量很大，每次可饮白酒斤半，但平时居家不饮，其酒德甚好。

他对子女说：“钱是我血汗挣来的，不要浪费，要爱惜。”他对子女的每件小事都非常注意。一次他的二儿子永源拿一本《隔帘花影》看，被他发现，立刻没收，并对永源说：“这种书对你没好处，你也不理解。你现在就是专心读你自己的课本，别的书不要看。”（当时永源在辅仁中学一年级读书)

那时荣蝶仙的后代生活很困难，他时常资助。有人问他：“他的老子（指荣蝶仙）对你那样虐待，你还周济他们？”

他笑着说：“那是他们老子，与他们有什么关系？”

还有前中华戏校校长金悔庐（仲荪）老人，困居北京，他经常去看望，每去必赠以现金。1945年3月，金老逝世，程师慷慨承担全部丧葬费用，并对其子女不时资助。

这样的事例太多了。但是他对旧社会的新闻记者、警察局、社会局等，从不应酬。他说：“我应酬他们也要唱戏，不应酬他们也要唱戏，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有钱也不花在这些人身上。”

那时长安戏院的副经理张环如对我说：“你们先生（指程师）是厕所里的砖头，又臭又硬。”反映了当时社会上一些人对程师这种为人刚正不阿的看法。正因为他倔强、孤傲，得罪了不少小人，以至招致他在前门车站被那些狗特务们打击报复。

程师曾有“一生不收女徒弟”的誓言。那时坤伶中学程的，除在中华戏校学习的侯玉兰、李玉艺等人外，其余如新艳秋（王玉华）、章遏云、绿染香，以至现在的江新蓉、李世济均未正式拜程为师。

程师凡事经过思考，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对艺事，都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从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他对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他赴欧考察戏剧时，在法国巴黎，李石曾邀他和欧阳予倩、陈真如（欧阳与陈系广东戏剧研究所的两位创办人)谈戏曲问题。一切都能谈得旨趣符合，只是谈到戏曲上的人生哲学问题，各有见解，相持一个半小时，未获解决。

这个向题也牵扯到程师那几年的“戏曲运动”问题。李先生是主张合作与互助的；欧阳先生是主张竞争与抵抗的；程师自已以为，人生的理想是幸福，幸福只有在和平中获得，不过对于侵略必须制止，对于压迫定要反抗。他把他的意见说了以后，李与欧阳虽暂息争，可是并没有放弃各自的见解。

还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要把他的长子送到外国读书时，他对我叙述了这件事的过程。他说：“我去欧洲考察戏曲时，在法国巴黎市中心，看见一座‘学生城’，世界各国都有学校在那里。我当时想，那里很可以作为将来世界和平运动的中心。假如中国在那里建筑一个剧院，专以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这类题材，编成剧本去演，一定能使各国青年涵养成大同思想。

那里也有中国一块地皮，可惜没有建筑学校，更谈不上有学生了。当时我内心感到很惭愧。后来到了日内瓦万国学校，我在那里义务教授太极拳。这所学校是拉斯曼先生和莫瑞特夫人创办的，没有什么种族、国家、宗教、阶级、男女的歧视，各国的孩子都有，就是没有中国孩子，我更感到耻辱。

所以，我回国后决心把我的孩子送去，让那里也有中国孩子，给咱们中国人争争光。我送他（指他的长子）走的那年，他才9岁，那个学校是从小学一直上到大学。”

他的这段谈话，足以说明他的民族自尊心是多么强，对祖国是多么热爱！正由于他有这样的高尚思想，所以在华北沦陷，寇焰方张、万民侧目的日子里，凡有宴会，闻有日人参加，必婉言谢绝。梨园公会，受敌寇之命，请程师演献飞机戏，遭到他严词拒绝。每见日人，便侧目视之。有些势利小人，从中挑拨，乃遭敌寇嫉视。

不久，下令广播电台，在播放名伶唱片时，不准播放程片。电台为满足一些程迷的要求，辗转从上海购得王蕙蘅所灌的《锁麟囊》唱片播放。当时在广播电台工作的樊子齐（即樊放，现在中国京剧院任导演)曾经邀我在电台播放一次《青霜剑》。

那时有人代上海蓓开唱片公司灌唱片，和程师商洽，程师首先声明：“厂方如果是中国人办的，念彼交谊，决不厚索，也算我程某提倡国货的一点心意。相反，如果是日本人办的，给我多少钱，我也不灌。”来人便含糊其辞地答应了。

双方商定灌片六张12面，包括场面，一切开支，只收了3000元，还自动增灌一张，不另取酬，以示友情。代价之便宜，出人意料。当时商定，新旧皮黄各半，其中以《玉堂春》为主。开灌之日，有上海名妓惊鸿、翠芳前来参观。二人不但与蓓开当局有亲戚关系，且为程派信徒，知程师之《金锁记》反调为绝构之一，要求以《玉堂春》更易。

程师以凡制片之剧，词句段落、时间尺度，全是事先研究好的，临时改动不便为由，婉言谢绝。但二人一再央求，蓓开当局也很为难。程师见她二人心意很诚，便从其所请。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