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2015年9月，我随中國作家代表團走進梅裡霍沃，走進了梅裡霍沃的秋天。
1892年3月，三十剛剛出頭、卻已在俄國文壇赢得極高地位的契诃夫帶領全家由莫斯科遷居梅裡霍沃。契诃夫一家此前生活一直不甚寬裕，契诃夫成為大作家後，終于有可能為全家購置一座莊園。1892年，契诃夫在報上看到梅裡霍沃莊園主人索羅赫金的出售廣告，便花費一萬三千盧布購得此處房地産。之後，契诃夫全家齊上陣，下大力氣整修和建立房屋，耕種土地，終于将梅裡霍沃打造成一座像樣的莊園。契诃夫常在給友人的信中談及自己的莊園。初到莊園時他寫道：“我一連三天待在我購買的莊園裡。印象不錯。從車站到莊園的路始終掩映在森林裡……莊園自身也很漂亮。”多年後他又寫道：“如您所知，我現居鄉間，在自己的莊園……我像從前一樣沒有成家，也不富裕……父母住在我這裡，他們見老，但身體還行。妹妹夏季住在這裡，操持莊園，冬季在莫斯科教書。幾位兄弟各有工作。我的莊園不大，也不漂亮，房子很小，就像女地主科羅勃奇卡（果戈理《死魂靈》中的人物）的房子，可是生活很安靜，也很便宜，夏季十分舒适。”
梅裡霍沃國家文學博物館
梅裡霍沃莊園的核心建築是一幢有八個房間的平房，其中除契诃夫的書房和卧室外，如今還保留着契诃夫的父親、母親、妹妹和弟弟的卧室。契诃夫的父母常住梅裡霍沃，兄弟妹妹以及侄子們也是梅裡霍沃的居民，他們構成一個龐大的家庭。成為大作家後的契诃夫仍與自己的大家庭合住，這在俄國作家中十分罕見，其中原因，除了契诃夫家抱團合群的小商人家庭的固有傳統外，無疑也與契诃夫本人随和寬容的性格相關。
在如今辟為國家文學博物館的這座莊園裡，随時随地都能感覺到契诃夫不無幽默的溫情。主屋背後有個小池塘，是契诃夫一家入住後開挖的，據說契诃夫喜歡坐在塘邊釣魚，他稱這池塘為“水族箱”（也可譯為“魚缸”）；契诃夫的書房正對一片菜地，據說契诃夫的妹妹瑪麗娅善于種菜，每到秋天，這片菜園總是碩果累累，契诃夫因而稱之為“法國南方”；花園裡有一棵老榆樹，契诃夫稱之為“幔利橡樹”（《聖經》裡寫道，耶和華在幔利橡樹旁對亞伯拉罕顯身），他還親手在樹上裝一個“三房間”鳥籠，起名為“椋鳥兄弟酒家”；契诃夫愛狗，入住梅裡霍沃後，他從友人處要來兩隻矮腳獵犬幼崽，取名希娜和勃羅姆，幾年過後，狗已長大，他認為應該像俄國人對待成年人那樣對它們采用以名字加父稱的尊稱，即“希娜 馬爾科夫娜”和“勃羅姆 以撒耶維奇”……
被契诃夫稱為“水族箱”的池塘
契诃夫不僅将他的家人安置在梅裡霍沃，他更将梅裡霍沃及其周邊地區視為自己的大家庭。“梅裡霍沃時期”（1892—1899）是契诃夫一生的壯年時期，也是他社會活動最為積極的時期。在這段時間裡，契诃夫于1894、1897年兩次當選謝爾普霍夫鄉村自治會任期三年的議員；契诃夫在這裡先後為農民子弟建起三所學校（這些學校的舊址如今分别辟為鄉村教師博物館、鄉村學校博物館和契诃夫作品主人公博物館，均為契诃夫梅裡霍沃文學博物館的分館）；根據他的建議，在梅裡霍沃所在的洛帕斯尼亞鎮設立郵電局（該郵局舊址現為契诃夫書信博物館）；更為人們所記憶的是，在契诃夫入住梅裡霍沃後不久，該地區霍亂流行，契诃夫作為一名醫生勇敢地站出來，應地方政府之邀創辦診所，免費為病人看病，他負責的巡診區包括二十五個村莊、四座工廠和一個修道院，他沒有助手，沒有補貼，所有花費均靠他自掏腰包和四處化緣，他甚至在自家園子裡種植草藥，自制所需藥品。契诃夫在梅裡霍沃的行醫經曆，曾讓契诃夫本人說出一句名言：“醫學是我的合法妻子，文學是我的情人。”也讓他的研究者後來有過這樣的歸納：“作為作家的契诃夫從不為人開具藥方，作為醫生的契诃夫則始終在治病救人。”
契诃夫當年以梅裡霍沃為家，而梅裡霍沃所在的廣闊區域如今也成了契诃夫永遠的家。為紀念契诃夫，梅裡霍沃所在的洛帕斯尼亞區如今被命名為契诃夫區，作為區中心所在地的洛帕斯尼亞城也更名為契诃夫市。
被契诃夫稱為“法國南方”的菜園子
契诃夫一生寫作的三百餘部作品（不包括他早期的大量幽默獨幕喜劇）中有四十二部作品寫于梅裡霍沃。自1886年接受格裡戈羅維奇的建議開始“嚴肅地創作”，到他去世的1904年，契诃夫的創作持續不到二十年，其中在梅裡霍沃的七年寫作可以說是他創作上的金色收獲期。前往薩哈林的長途旅行之後，契诃夫在甯靜的梅裡霍沃歇息下來，靜心思考，寫完《薩哈林島遊記》。契诃夫這一時期的中短篇小說常以“縣城С”及其附近鄉間為情節發生地，這個С就是指梅裡霍沃附近的謝爾普霍夫縣。契诃夫的許多小說名篇，如《決鬥》《第六号病室》《黑修士》《文學教師》《挂在脖子上的安娜》《帶閣樓的房子》《我的一生》《套中人》《農民》等，均寫于這一時期。
在契诃夫的書房，講解員讓大家注意房間的色調，從寫字台上鋪的呢絨到沙發和扶手椅，均為綠色，講解員說，契诃夫患有嚴重的眼疾，又要長時間伏案寫作，綠色能減輕他的視覺疲勞。書房裡并列的三個長方形窗戶正對着妹妹瑪麗娅經營過的那片菜地，雖在秋天，那裡仍是一片蔥翠。契诃夫著名的夾鼻眼鏡也擺在書桌上的玻璃罩裡，眼鏡旁邊還有一張打着粗橫線的透格闆，契诃夫常把這紙闆墊在稿紙下，按照透過來的橫格寫作。桌上的幾份契诃夫手稿上，字迹也很粗大。看着夾鼻眼鏡旁的透格闆和手稿，我覺得契诃夫這副著名的、辨別性的夾鼻眼鏡所衍射出的不再是紳士般知識分子的優雅，而是一位無比勤奮的寫作者的艱辛。
契诃夫寫成《海鷗》的小屋
契诃夫家人丁興旺，何況還有大量來客造訪，這對一位作家而言畢竟有所妨礙，于是，契诃夫便在1894年為自己建起一座專供寫作的小屋。這間小巧玲珑的木屋藏身花園深處，隻有一間書房和一間小卧室，小屋被漆成淺色，樓梯和門漆成深紅。正是在這間像是舞台道具的小屋裡，契诃夫寫出了《海鷗》。小屋入口處的外牆上如今挂着一塊白色大理石闆，其上镌刻着幾個字：“我寫成《海鷗》的屋子。契诃夫。”在這座所謂的“《海鷗》小屋”裡，契诃夫又寫成《萬尼亞舅舅》等其他劇作。
契诃夫于1899年離開梅裡霍沃，将莊園出讓給一位名叫斯圖亞特的俄國貴族，這位貴族在十月革命後被槍斃，莊園充公，先後用作孤兒院、集體農莊的倉庫和牲口棚，莊園裡的建築幾乎全部被毀，僅有這幢小屋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莊園裡如今的建築均是在1940年設立博物館時根據契诃夫妹妹和侄子儲存的設計圖和照片依原樣複建的，展品也大多是契诃夫家人捐出的實物），這或許是因為它位置較偏，不引人注目；或許因為它體積太小，不便挪作他用。在梅裡霍沃莊園，也隻有這間小屋不對訪客開放，我們隻能透過門縫，窺視一下這俄國現代戲劇的搖籃。
梅裡霍沃的秋天就像列維坦的畫（列維坦作為契诃夫的好友，作為契诃夫妹妹的繪畫老師，是梅裡霍沃的常客），色彩斑斓，甯靜之中卻又蘊含着躁動。我們在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雨後走進莊園，隻見綠色的草地上散落着黃色的、紅色的或紅黃綠交織的樹葉，留在枝頭的葉片則依然鮮綠。成熟的蘋果或挂在枝頭，或落在地上，不知是博物館的從業人員還是遊客，好心地把落在地上的紅蘋果拾起來放在路邊的長椅上，供他人食用。
梅裡霍沃的秋天
在梅裡霍沃，“像從前一樣沒有成家的”契诃夫還收獲了他的兩份愛情。契诃夫一家住進梅裡霍沃後不久，契诃夫的妹妹瑪麗娅常領她在莫斯科中學的女同僚麗季娅 米奇諾娃來家裡做客，瑪麗娅後在回憶錄中寫道：“夏季，麗卡（米奇諾娃名字的昵稱）來我們梅裡霍沃長住。她和我們一起舉辦了許多出色的音樂晚會。麗卡唱歌唱得不錯……在麗卡和安東 帕夫洛維奇（即契诃夫）之間産生了相當複雜的關系。他倆走得很近，似乎彼此依戀。”關于兩人的羅曼史，有人寫過專著，童道明先生在《愛戀 契诃夫》一劇中做過細膩的揣摩和詩意的再現，契诃夫與米奇諾娃1897年攝于梅裡霍沃的那張照片，也曾被用作該劇在中國國家話劇院上演時的海報。根據這張照片上兩人的衣着和身邊的植物來判斷，時間像是夏末初秋。這段曆時三年的戀情，以麗卡與人私奔至巴黎而告結束，但它卻在契诃夫的創作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人們在《海鷗》中的尼娜等契诃夫筆下的許多人物身上都能發現麗卡的身影。
1898年9月，在莫斯科藝術劇院排演《海鷗》的現場，契诃夫與該劇院女演員克尼碧爾一見鐘情。次年5月初，他帶克尼碧爾回到梅裡霍沃，在這裡度過刻骨銘心的三天，大約正是在梅裡霍沃，他們做出了結婚的決定。契诃夫與米奇諾娃，契诃夫與克尼碧爾，兩段相隔七年的戀情均始于秋季，兩段結局不同的愛情構成了契诃夫梅裡霍沃時期情感生活的開端和終結。
走在梅裡霍沃長長的椴樹林蔭道上，秋風拂面，仿佛覺得身着風衣、頭戴禮帽的契诃夫轉眼之間就會出現在道路的盡頭。他與這座莊園秋天的氛圍太協調了，不知是這座莊園給了他的個性以很多添加，還是他用他的風格塑造了這座莊園。契诃夫在梅裡霍沃住了七年。契诃夫有過七個梅裡霍沃的秋天。人們總喜歡用秋天來形容契诃夫的創作個性，的确，契诃夫的生活和創作與梅裡霍沃的秋天構成了某種高度的契合和呼應。梅裡霍沃的秋天是優美的，卻也散發着莫名的無奈；梅裡霍沃的秋天是憂傷的，卻又洋溢着收獲的喜悅；梅裡霍沃的秋天是明媚的，卻也充滿着神秘和疏離。
梅裡霍沃國家文學博物館的達克斯犬雕像
在我們即将走出梅裡霍沃莊園時，突然聽到契诃夫紀念碑後面的草坪上傳來一陣喧鬧，原來這裡正在舉辦一年一度的“全俄契诃夫矮腳獵犬節”。講解員頗為自豪地告訴我們，梅裡霍沃每年要舉辦兩大具有世界影響的盛事：一是“梅裡霍沃之春國際戲劇節”，每年都有世界各地的劇院來此演出契诃夫的劇作，花園裡、大樹下和池塘邊都會成為演員們的舞台；另一盛事即“獵犬節”，全俄的矮腳獵犬愛好者會帶上他們的愛犬來此參加競賽。我們來到賽場，但見幾十隻與契诃夫的愛犬希娜和勃羅姆十分相像的矮腳獵狗在場上輪流亮相，一位來自德國的主裁根據狗兒們的相貌和步态打出分數，并頒發等級不一的證書。梅裡霍沃無疑是全俄，乃至全世界舉辦戲劇節的最理想舞台之一，可此類愛犬狂歡節卻未必能讨得契诃夫歡心，我發現，紀念碑上的契诃夫始終梗着青銅的脖子，不願回首一望身後的遊戲。
五
1899年，契诃夫寫了一個題為《新别墅》的短篇，小說寫工程師庫切羅夫在一個村子邊造了一座漂亮的橋，請妻子來看，妻子來後喜歡上村子，“就開口要求她的丈夫買下一小塊土地，在這兒修建一座别墅”，“她的丈夫依了她。他們就買下二十俄畝的土地，在陡岸上原先奧勃魯恰諾沃村民放牛的林邊空地上蓋起一座漂亮的兩層樓房，有涼台，有陽台，有大廈，房頂上豎着旗杆，每到星期日，旗杆上就飄揚着一面旗子。這座房子用三個月左右的時間蓋成，後來他們整個冬天栽種大樹，等到春天來臨，四下裡一片蒼翠，新莊園上已經有了樹林，花匠和兩個系着白色圍裙的勞工在正房附近挖掘土地，一個小噴水池在噴水，一個鏡面的圓球光芒四射，望過去刺得眼睛痛。這個莊園已經起了名字，叫做‘新别墅’”。這裡關于“新别墅”的描寫，幾乎就是契诃夫自己為當時計劃在雅爾塔興建的别墅所作的“設計”。
契诃夫在雅爾塔的别墅
這一年，契诃夫的肺結核病越來越重，醫生建議他遷居氣候溫暖、空氣清新的俄國南方。此時，契诃夫的父親去世，梅裡霍沃莊園顯得空曠起來，契诃夫于是決定離開梅裡霍沃。他與出版商阿多爾夫 馬爾克斯簽訂合同，将全集的版權以七萬五千盧布的價格售出，用這筆“預支”的稿費收入在雅爾塔郊外阿烏特卡村購置一塊面積為三十七公畝的土地，開始建造房屋。建築過程持續十個月，1899年9月，契诃夫便和母親、妹妹一起住進了新家。這是一座三層樓房，共有九個房間，被稱為“白色别墅”。
當年曾做客契诃夫家的俄國作家庫普林對這幢别墅有過這樣的描述：“整幢别墅都漆成白色，很整潔，很輕盈，有一種非對稱的美，用一種很難确定的建築風格建成，有一座高塔似的閣樓，有幾處意外的突出部位，下層有個帶玻璃窗的陽台，上層有個敞開式露台，敞向四方的窗戶有寬有窄，這座别墅有點近似現代派，但是其設計中無疑有着某人很有用心、别出心裁的創意，有着某人獨特的趣味。”契诃夫請來設計此房的設計師沙波瓦洛夫當時還是一位中學教師，他在設計過程中自然會聽取契诃夫本人的意見，這座别墅設計中“很有用心、别出心裁的創意”和“獨特的趣味”無疑來自契诃夫本人。庫普林在同一篇回憶錄中還寫道，有人對契诃夫說，這幢樓房建在陡坡上，屋旁的公路常有灰塵飄進房間，花園坐落在斜坡上，也很難保持水土，契诃夫聽了卻不以為然：“在我之前，這裡是荒地和不成體統的溝壑，遍地石頭和野草。我來了，把這片野地變成了漂亮的文明之地……您知道嗎，再過三四百年，這塊土地就将變成一座鮮花盛開的花園。那時，生活就會變得特别輕松舒适了。”他還開玩笑地說：“如果我現在放棄文學，做一位園丁，這倒不錯，能讓我多活十來年。”契诃夫在這片斜坡上栽種了一百多種樹木，其中有柏樹、楊樹、雪松、柳樹、木蘭、丁香、棕榈、桑樹和山楂等，如今，這裡草木興旺，早已成為一座真正的大花園。
如今的雅爾塔契诃夫故居博物館
從1899年9月到1904年5月，契诃夫在雅爾塔的白色别墅居住了四年多，這是契诃夫一生中的最後四年，也是他創作上的總結期。他在這裡寫下十個短篇，即《寶貝兒》《新别墅》《公差》《帶小狗的女人》《在聖誕節節期》《在峽谷裡》《主教》《補償的障礙》《一封信》和《新娘》，還有兩部劇作，即《三姐妹》和《櫻桃園》，這都是他最為成熟的作品，他還在這裡編成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全集。
居住在雅爾塔時的契诃夫已是俄國文壇的中心人物之一，白色别墅是以也成為當時俄國文化生活的中心之一，這裡賓客盈門，高朋滿座。在雅爾塔，契诃夫分别留下了與托爾斯泰和高爾基的合影，托爾斯泰是文壇的泰鬥，高爾基是文壇的新秀，而契诃夫就像是俄國文學中承上啟下的關鍵人物，他們共同組成了俄國文學的“三駕馬車”。當時的其他重要作家，如安德列耶夫、柯羅連科等，以及當時剛剛嶄露頭角的布甯、庫普林等都曾造訪這裡。契诃夫的藝術家朋友們也紛紛來此探望契诃夫，列維坦描繪過這裡的風景，夏裡亞賓曾在這裡歌唱，拉赫瑪尼諾夫彈奏過契诃夫家客廳裡的鋼琴。最讓契诃夫開心的，是1900年4月莫斯科藝術劇院全體人員的造訪，當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琴科率團巡回演出，在雅爾塔演出契诃夫的《海鷗》，演出前後，演員們在白色别墅聚會，大家談笑風生，此時的契诃夫正處在與藝術劇院女主角克尼碧爾的熱戀之中。
契诃夫和克尼碧爾
白色别墅在契诃夫離開之後一直以原樣保持至今，這要歸功于契诃夫的妹妹瑪麗娅 契诃娃，她是這座别墅真正的守護神。瑪麗娅比哥哥小三歲，自三哥正式開始文學創作後，她便全副身心地幫助哥哥，照料哥哥的生活，負責處理哥哥的版權事宜，她也是梅裡霍沃和白色别墅真正的女主人，她甚至是以而終身未嫁。哥哥死後，她更為保護和傳播契诃夫的文學遺産而殚精竭慮，操勞一生。哥哥去世後不久，她就讓契诃夫的崇拜者走進白色别墅參觀作家的卧室和書房，盡管她和母親一直住在白色别墅的二樓和三樓。十月革命後，白色别墅被收歸國有，但瑪麗娅被任命為終身看護人，她得以繼續居住于此，直到她在1957年以九十四歲高齡去世。在她的守護下，契诃夫的這座故居始終如故。據統計，目前世界各國有十幾家契诃夫博物館，其中俄羅斯有六家，烏克蘭有兩家，德國和斯裡蘭卡各一家，而藏品最為豐富的契诃夫博物館就是雅爾塔的這家契诃夫故居博物館，該館有藏品一萬三千件，其中包括契诃夫的手稿、各種版本的出版物、契诃夫的生前用品、書信和圖檔等。
契诃夫的妹妹瑪麗娅·契诃娃
像每一座契诃夫留下深刻痕迹的城市一樣，雅爾塔也深切地懷念着契诃夫，這裡除“白色别墅”契诃夫故居博物館外，同樣也有契诃夫紀念碑和契诃夫大街。在前面提及的小說《新别墅》中，新别墅的主人由于與村民們合不來，最終隻得賣掉别墅，離開此地，契诃夫以這個故事來表現俄國地主和農民之間的隔閡，更廣義地說，是富人和窮人之間、本地人和外來人之間的隔膜，甚至人與人之間無處不在的難以溝通。但在雅爾塔的現實生活中，契诃夫卻深深地融入了當地社會。契诃夫最值得一提的善舉，就是他提議建立了此地的結核病療養院。在契诃夫定居雅爾塔前後，成千上萬身患肺結核病的病人也來到這裡，希望這裡的陽光和空氣能幫助他們戰勝疾病，這些病人中不乏身無分文的大學生和其他窮人，他們中的有些人曾向契诃夫求助。了解到這一情況，契诃夫倡議在雅爾塔興建一所慈善性質的療養院，他在報紙上刊出呼籲書，題目是《請幫助奄奄一息的人們！》，契诃夫的募捐引起熱烈反響，在短時間内便募捐到四萬盧布，契诃夫自己又拿出五千盧布，用這筆錢在雅爾塔郊外購置一處房産，建成療養院。這座專門收治肺結核病患者的療養院至今仍在發揮功用，在百餘年間挽救了成千上萬的病人。雅爾塔未能挽救契诃夫的生命，但由他倡議并捐資建成的“契诃夫結核病療養院”卻使衆多肺結核病人恢複了健康。
雅爾塔離契诃夫的出生地塔甘羅格不遠，兩座城市分别位于亞速海的北端和克裡米亞半島的南端，中間隔着并不遼闊的亞速海，直線距離隻有四五百公裡。
1900年契诃夫在雅爾塔
六
2015年夏天，我随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通路德國弗萊堡大學，通路結束後，我們乘坐大巴從弗萊堡駛向斯圖加特機場。路途很遠，但沿途的風光很美；德國的高速公路不限速，可我們大巴車的時速也隻有一百多公裡。我靜心地欣賞着道路兩旁的風景，突然，我遠遠地看到前方的指路牌上有一個似曾相識的地名Badenweiler——巴登韋勒，契诃夫去世的地方！小鎮巴登韋勒在我的右手，這被森林掩映着的小鎮一閃而過，而我的腦海裡則浮現出了一百一十年前契诃夫在這裡離世的一幕。
1904年6月，契诃夫的肺結核病病情惡化，醫生建議他出國療養，契诃夫與醫生和家人商量後選中了德國西南部的小鎮巴登韋勒。1904年6月3日，契诃夫和妻子離開莫斯科，他對前來送行的人說：“我是去死的。”契诃夫夫婦在巴登韋勒的一家療養院裡住下，但契诃夫的病情并未見好轉。7月1日夜，契诃夫醒了過來，據一直陪伴在側的契诃夫妻子後來回憶，“他平生第一次讓人去叫醫生過來”，并主動提出想喝點香槟酒，他從床上坐起身，大聲地用德語對趕到床邊的醫生說了一句：“Ichsterbe.”然後又用俄語向妻子重複了這句話的意思：“我要死了。”之後，他端起酒杯，面對妻子，微笑了一下，說道：“我很久沒喝香槟了……”然後平靜地喝幹香槟，輕輕地躺下，向左側卧着，很快就永久地睡去了，用他妻子的話說，“像嬰兒一樣睡去了”，此時已是7月2日的淩晨。
契诃夫說過：“人的一切都應該是美的，無論面孔，還是衣裳、心靈或思想。”他的一切也的确都是美的，甚至包括他的死亡。
巴登韋勒的契诃夫紀念碑
巴登韋勒是一處馳名歐洲的溫泉療養勝地，在契诃夫之前和之後，來過此地的歐洲名人不計其數，但是，這座小鎮仍以契诃夫在此留下的遺迹為榮：在小鎮的一處山坡上立有一座契诃夫紀念碑；契诃夫住過的療養院房間被辟為博物館，陽台旁的牆壁上懸挂着契诃夫的青銅浮雕，陽台下方有一座海鷗造型的雕塑；這座小城還與契诃夫的故鄉塔甘羅格建立了姐妹城市關系。
七
契诃夫留下痕迹最多的城市，可能還是莫斯科，在莫斯科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契诃夫場所”三處。
莫斯科藝術劇院
首先是莫斯科藝術劇院。莫斯科藝術劇院由著名導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琴科聯袂建立，但它藝術上的誕生卻歸功于契诃夫，歸功于契诃夫的劇本《海鷗》。《海鷗》寫于藝術劇院建立前的1895年，寫成後曾在彼得堡上演，但未獲成功，可這并未妨礙丹琴科要用此劇來揚名藝術劇院的決心，他苦口婆心地說服契诃夫拿出劇本，他在給契诃夫的信中稱《海鷗》為“讓作為導演的我難以釋懷的惟一一部當代劇作”。終于，《海鷗》于1898年12月在莫斯科藝術劇院上演，并獲空前成功，由此也開始了契诃夫與藝術劇院的密切合作。在接下來的幾年内，契诃夫又相繼為劇院寫作了《萬尼亞舅舅》《三姐妹》和《櫻桃園》等名劇。
從《海鷗》開始，人們對所謂的舞台真實産生了新的了解，人的内在世界成為戲劇主要的再現對象，所謂的“情緒的潛流”徹底改變了戲劇的面貌。在今天的莫斯科藝術劇院老劇場入口處的門楣上，有一個巨大的海鷗雕像，一個飛翔在海浪之上的海鷗圖案也成了藝術劇院院徽，人們在用這樣的方式昭示契诃夫及其《海鷗》的不朽。一部戲造就了一座劇院，一個戲劇流派，甚至一種戲劇美學，這就是契诃夫對于莫斯科藝術劇院、對于俄國戲劇乃至整個世界戲劇做出的奉獻。
1989年首度訪學莫斯科，我就在一個冬夜前往藝術劇院看契诃夫的戲，記得是《三姐妹》，在戲的末尾，當三姐妹中的大姐摟着兩個妹妹的肩膀在台上念出那段著名的獨白：“音樂演奏得多麼歡樂，多麼振奮，真想生活！哦，我的上帝！總有一天，我們會永遠地離去，人們會忘記我們，忘記我們的臉龐、聲音和我們的年紀，但是，我們的痛苦卻會轉化為後代人的歡樂，幸福和安甯将降臨大地，如今生活着的人們将獲得祝福。哦，親愛的妹妹，我們的生活還沒有結束。我們将生活下去！音樂演奏得多麼歡樂，多麼歡快，似乎要不了多久，我們就會知道，我們因為什麼而生活，因為什麼而痛苦……如果能知道的話，如果能知道的話！”全場安靜極了，沒有一絲聲響，少頃，有黃色的樹葉自舞台上方落下，一片，兩片，越來越多，在雷鳴般的掌聲中緩緩地飄落。
侍從官胡同與特維爾大街相交處的契诃夫雕像
其次，就是莫斯科藝術劇院所在的侍從官胡同與特維爾大街相交處的契诃夫雕像。2004年，在契诃夫去世一百周年紀念日，一座契诃夫新雕像在莫斯科藝術劇院所在的胡同與莫斯科最主要的大街特維爾街相交處的街心花園落成。我在一次出差莫斯科期間特意來到這座紀念雕像前，這座雕像令人震撼，因為它最好不過地展現了契诃夫的性格和舉止，似乎構成了契诃夫之謙遜和善良的永恒化身：身材修長的契诃夫背倚着一個半人高的台子，身體有幾分緊張，似乎正要起身來幫助眼前的某位路人，他清瘦的臉龐上呈現出倦态甚至病容，但俯視的雙目中卻分明含有悲憫和體諒。
關于契诃夫的善良，人們留下過許多描述和佐證。契诃夫的妻子克尼碧爾後來在回憶錄中這樣寫到契诃夫給她留下的第一印象：“我永遠不會忘記我第一次站在契诃夫面前的那一刹那。我們都深深地感覺到了他人性的魅力，他的純樸，他的不善于‘教誨’和‘指導’……”打動克尼碧爾的是契诃夫的“純樸”和“不善教誨”。
契诃夫被托爾斯泰稱為“小說中的普希金”，在世時就被公認為世界上最傑出的短篇小說家之一，但他從不以大師自居，而與其同時代的所有作家幾乎都保持着良好的關系；有着強烈平等意識的契诃夫，一貫反對“天才”和“庸人”“詩人”和“群氓”等等的對立，他在1888年給友人的信中寫道：“把人劃分為成功者和失敗者，就是在用狹隘的、先入為主的眼光看待人的本質。”在預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後，契诃夫給妹妹立下遺囑，把财産分别留給母親、妹妹和妻子，他特意強調，“在母親和你去世之後，全部财産捐給塔甘羅格市政府用作家鄉教育基金”。他在遺囑的最後寫道：“幫助窮人，愛護母親，保持全家的和睦。”
契诃夫曾說，他的作品中“既沒有惡棍，也沒有天使……我不譴責任何人，也不為任何人辯護”。站在這尊契诃夫雕像前，我們似乎更能感覺到他的善良以及這種善良中所蘊含着的偉大和崇高，在當下世界，契诃夫的平和與“中立”，契诃夫的冷靜和寬容，較之于那些“靈魂工程師”和“生活教科書”，會讓我們感到更為親近和親切。契诃夫的善良和寬容，契诃夫的平等意識和“擠出奴性”的籲求，無疑是契诃夫創作之現代意義的重要内涵之一。
去年去莫斯科出差時再去瞻仰契诃夫的這座雕像，卻突然發現在這座雕像前的胡同口突然立起一座體量很大的紀念碑，紀念碑上的兩個人身高體壯，氣宇軒昂，宛如紅場上的米甯和波紮爾斯基紀念碑，似乎是有意要與他們身後的契诃夫雕像構成反差極大的對比。走近一看，方知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琴科的紀念碑。與他倆的紀念碑相比，偏居兩座建築物拐角處的契诃夫雕像顯得更小、更不顯眼了，甚至有些寒酸，不過我想，契诃夫一定不會反對他的紀念碑所處的位置和所具的體量。
位于莫斯科新處女公墓的契诃夫墓
最後，自然就是位于莫斯科新處女公墓的契诃夫墓。一次，我領一位深愛契诃夫的中國作家去新處女公墓拜谒契诃夫墓，在墓地門口向看門人索要一張墓園地圖，他問明我們的來意，便指了指契诃夫墓地所在的位置，還添了一句：“來看他的中國人很多。”來到契诃夫墓前，見墓地的設計似乎具有某種童話色彩，四五米見方的墓園用高高的鐵栅欄圍着，鐵栅欄上的花紋像是一朵朵玫瑰，白色的墓碑很厚，頂部呈楔形，有一個鐵皮頂，就像一間微型的木頭小屋，頂端還有三個槍矛一樣的金屬裝飾。契诃夫與他的父親長眠在一起，而他最愛的母親和妹妹則長眠在雅爾塔的市民墓地。
靜靜地站在契诃夫的墓前，樹上和地面的落葉在微風中竊竊私語，似在向我們複述托爾斯泰在契诃夫去世時說過的話：“契诃夫的去世是我們的巨大損失，我們不僅失去了一個無與倫比的藝術家，而且還失去了一個傑出的、真誠的、正直的人……他是一個富有魅力的人，一個謙虛的人，一個可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