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誕辰140周年，思考今天誰被“異化”了？

今天（7月3日）是卡夫卡140周年的誕辰，他與法國作家馬賽爾·普魯斯特、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并稱為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先驅和大師。傳記裡的真實卡夫卡是怎樣的？置于現代語境下的多媒體影像戲劇《變形記》如何呈現？我們的日常生活如何運轉？不久前，6月，單向空間·大悅城店舉辦線下沙龍，北京外國語大學德語學院教授任衛東、獨立劇場導演李建軍等共同探讨了我們在今天如何閱讀、觀看與了解卡夫卡。

沙龍現場

作為顯學的卡夫卡

近年來出現了許多了解卡夫卡的新方法和視角。廣西師範大學上海貝貝特的“文學紀念碑”叢書推出《卡夫卡傳》三部曲，首推《關鍵歲月》和《早年》，《領悟之年》将于2024年出版。任衛東翻譯了其中的《早年》卷。在這套内容詳實、體量浩繁的《卡夫卡傳》中，作者施塔赫查閱四千頁書信、日記等手稿，帶領讀者踏入卡夫卡的人生，破解他的創作之謎。

卡夫卡傳：早年

任衛東是國内很早開始從事卡夫卡研究及其在中國的接受史的學者。她介紹道，卡夫卡從上世紀80年代在中國就成為了顯學，長盛不衰。“卡夫卡重置了中國當代文學，是影響最大的現代派作家之一。”李建軍認為卡夫卡的影響也不僅展現在文學上，也展現在視覺藝術上，“他的小說有突出的特點，就是強烈的意象：人變成蟲子，在視覺上的沖擊是很強烈的。”

卡夫卡傳：關鍵歲月

卡夫卡為什麼會在當代具備如此強大現實意義？任衛東認為，這來自于卡夫卡作品的不确定性。“這也是刺激了很多文學理論家或者文學研究者的一點：他們覺得卡夫卡可以用各種理論，從各種視角，通過各種方法來闡釋。”

而近年來又出現了更多了解卡夫卡的方法和視角。廣西師範大學上海貝貝特的“文學紀念碑”叢書推出《卡夫卡傳》三部曲，首推《關鍵歲月》和《早年》，《領悟之年》将于2024年出版。而任衛東翻譯了其中的《早年》卷。在這套内容詳實、體量浩繁的《卡夫卡傳》中，作者施塔赫查閱四千頁書信、日記等手稿，帶領讀者踏入卡夫卡的人生，破解他的創作之謎。

李建軍則改編了卡夫卡的經典作品《變形記》，他結合當下中國的語境，将原著中的推銷員置換成快遞員，呈現格裡高爾被數字技術異化的命運，讓觀衆們從中看到了個體“不得不内卷”的生活狀态和縮影。

動物性與人的異化

任衛東認為，卡夫卡确實是寫過很多以動物為主人公的作品。除了《變形記》，還有《地洞》與《一份緻科學院的報告》。事實上，甲蟲也不是在《變形記》裡面才被“發明”出來的，早在二十世紀初年完成的《鄉村婚禮的籌備》中，就有了對于甲蟲的想象。任衛東指出，“動物性”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是一個核心的問題。“在卡夫卡筆下的所有動物都有特别強的反思能力，更多的是跟人一樣，在人的周圍，是比人更好的觀察者，他可以觀察自己，觀察别人。當然它的那種動物性也有一種受人馴化的功能。卡夫卡更多地是讓我們通過動物來看反觀自己。”

李建軍則提出，卡夫卡提出的最核心問題是“異化”，我們應當回到當下，面對“異化是什麼”這個問題。在今天誰被“異化”了？“在卡夫卡講的‘現代性’開始的時候，給我們帶來諸多問題的技術反而加強了對人的改變。我們的焦慮、生存壓力、倫理困境、人性迷思，這些變化都是在科技的程序之中的，”李建軍說道，在他們排練《變形記》戲劇時，他們做了一個練習，嘗試改編《變形記》的第一句話：“格裡高爾從睡夢中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了一隻巨大的甲蟲。”“在做這個練習的時候，我們發現每個人對這句話都有着非常強的認同感。我覺得《變形記》的魅力還是來自于這種共鳴，所有改編的作品，都在想盡辦法讓這種強烈的荒誕感産生。”

兩個巨人父親

在1871年德國統一之後，民族情緒高漲，俾斯麥成為公權力的象征，歌德則是民族精神的代表。歌德從18世紀末開始就成了德國文學上的“超級父親”。對于當時年輕一代的作家來講，他們要麼通過靠近歌德、模仿歌德來獲得自信與合法性；另外一種則是與歌德保持距離，走自己的路，進而超越他。這兩種沖突也展現在卡夫卡身上。任衛東介紹，《判決》也可以了解為卡夫卡對歌德思考的總結：小說裡的父親就像是歌德。雖然年老，但依然是個巨人；本德曼想模仿父親，成為取代父親的人；而跑到俄羅斯的那個孤獨的朋友，就像是另外一種堅持自我的道路，遠離“巨人”。

而在《卡夫卡傳：早年》中，也可以看到卡夫卡與親生父親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影響了卡夫卡的整個人生和寫作。“我們知道卡夫卡的父親身材特别魁梧，說話聲音特别大，特别粗魯，像個暴君似的。卡夫卡則又瘦又小，縮在父親旁邊，瑟瑟發抖——這種印象，其實是卡夫卡給我們塑造出來的。”任衛東說道。卡夫卡家族有兩個脈絡：他父親是在饑寒中成長起來的實幹一代，他母親則家境優渥，有着敏感的藝術特質。在卡夫卡身上，似乎母親的基因是占據優勢的，但是他沒有擺脫過内心的自責情緒，因為他沒有變成父親那樣的人。

在李建軍看來，卡夫卡小說中的世界充滿了一種藝術性，我們能夠在他筆下看到驚恐的眼睛。他對環境，對人的處境等有着異乎常人的敏感體察。任衛東指出，《早年》這本書中節選了一段卡夫卡給朋友的信，信裡面說：我們要快樂的文學幹什麼？沒有文學我們也可以快樂。文學應該是一種不幸，應該是一種痛苦，就應該像把斧子一樣。他認為文學是要表現痛苦的，沒有快樂。

卡夫卡曾說，“我就是文學本身”。任衛東解釋道：“我覺得這句話不是誇張，不是比喻，而是在說他的整個生活，他的文學，就是他内心生活的一部分，包括他在生活中對父親的想象以及對自己的塑造。他在努力地把自己的生活文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