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無條件地追求生命意義，是對遼闊日常生活的蔑視
根據米蘭·昆德拉作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改編的電影《布拉格之戀》（資料圖檔/圖）
當地時間2023年7月11日，作家米蘭·昆德拉在法國巴黎去世。
昆德拉1929年4月1日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爾諾。他的一生都好像在用紙筆起舞，和國家、和制度開玩笑。
“剛聽說消息時，還是有些惆怅，雖然是意料中的事，他畢竟已經到了94歲的高齡。但這個世上又少了一個有趣的人，一個曾經給我們帶來思想啟發的作家。”學者景凱旋說。他常年研究東歐文學和思想，翻譯過三部昆德拉的作品，過去十多年持續在多家媒體發表關于東歐文學、思想的深度文章，其中許多與昆德拉有關。“我的第一個感覺是一個時代結束了，正如昆德拉說過的，這是一個流行離開的時代，但我們都不擅長告别。”
1986年，景凱旋翻譯了《為了告别的聚會》。後來這本書出了法語譯本，叫《告别圓舞曲》。1980年代後期《為了告别的聚會》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被引入國内，是東歐文學譯介的佳話。此後二十餘年，中文世界盛行昆德拉熱。他的許多作品都是圓舞曲一樣的結構，幾個章節，人物在其中輕快地穿梭。
他的第一本長篇小說《玩笑》1967年出版後，在捷克、法國迅速大獲成功。許多人認為這是一部政治小說，昆德拉本人說這是一部愛情小說。它是關于路德維克和露茜跨越15年的情感糾纏，這個悲慘的愛情故事是這樣開始的：青年學生路德維克在給朋友的明信片上寫了幾句玩笑話，是以被開除出黨，到礦井做苦役。15年後，他想報複當年整他的人，卻發現對方早已适應時代的新變化。
2010年11月30日，法國巴黎，米蘭·昆德拉（後排中間）參加了法國哲學家貝爾納-亨利·列維的書評《遊戲規則》出版20周年活動 （視覺中國/圖）
昆德拉的最後一本小說《慶祝無意義》于2013年出版，次年中文版被引入中國。那時昆德拉已經完全走向懷疑、解構、虛無。這是一部碎片式的、瘋癫的舞台劇式的作品。阿蘭、拉蒙、夏爾、凱列班四個朋友輪流登場，他們鬧哄哄，忙糟糟，笑作一團；時間過得飛快，死了的人消失在虛無中，還留在記憶裡的人變成了木偶。最後好像什麼都沒有意義。“無意義，我的朋友，這是生存的本質。它到處、永遠跟我們形影不離。甚至出現在無人可以看見它的地方：在恐怖時，在血腥鬥争時，在大苦大難時。這經常需要勇氣在慘烈的條件下把它認出來，直呼其名。然而不但要把它認出來，還應該愛它——這個無意義，應該學習去愛它。”昆德拉寫道。
昆德拉是一個流亡者。但他說自己是普通的作家。1979年，他在法國完成了《笑忘錄》，以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遭入侵為背景，分為七個章節，像圓舞曲一樣寫了布拉格不同階層的知識分子的生活，談論他們的愛情，以及他們對記憶和遺忘的态度。在這本書出版後，昆德拉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收回了國籍。1981年，昆德拉成為法國公民。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1984）是昆德拉最負盛名的小說，它是1960年代末托馬斯、特麗莎、弗蘭茨、薩賓娜的多角愛情故事，也關于人在具體的曆史時代中的處境。有的人追求崇高，有的人反對刻奇。
昆德拉的作品曾長期在捷克斯洛伐克被禁。他既不站在政府一邊，也不和作家朋友們站在一邊反對政府。他被捷克斯洛伐克的讀者排斥。但1980年代後，他小說中的政治性逐漸減弱。他更喜歡寫愛情，寫愛情關系裡人的哲學，寫人的記憶和遺忘。他是世界性的作家。
米蘭·昆德拉與哈維爾、伊凡·克裡瑪被譽為捷克文學的三駕馬車。他們都經曆過嚴酷的時代，見證了曆史的巨變，由于對世界、對價值的觀念不同而走向分裂。現在三駕馬車裡隻剩下克裡瑪一人。“我想今天晚上可能心情最複雜的是克裡瑪，他也是九十多歲的老人。”景凱旋說，“他會不會在回憶他們的一生？他們曾經為了共同的事業在一起，然後分道揚镳，最後又和解。因為我相信他們永遠是互相了解的。”
昆德拉給世界留下了巨大的文學價值和思想遺産。他注重私人性，追求個人自由，反對刻奇，對中國文學思想界産生過很大影響。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告别圓舞曲》
經過了世界的開放、全球化的席卷、各國政治格局的轉變，又經過全球疫情這樣不可預見的現象對人類的沖擊和次生影響，米蘭·昆德拉的小說中人，他們的思考、呓語、困境，挪到2020年代，依然毫不過時。
在寫作研究20世紀下半葉東歐作家的文學觀念的書《在經驗與超驗之間》時，景凱旋曾借用以賽亞·伯林對赫爾岑的一段評價，作為對昆德拉思想的概括。7月12日晚在電話采訪的尾聲，景凱旋再次念了這一段話——
“他相信，生活的終極目标就是生命本身，每日每時都有自己的目的，而不是另一天或另一種經曆的手段……他信奉理性、科學方法、個人行動，和經由經驗發現的真理；然而他傾向于懷疑，那些對普遍公式和定律、對關于人類事務的規則的信條，是一種非理性的、有時是災難性的企圖，企圖擺脫生活的不确定性和難以預測的多樣性，逃向我們優美幻想的虛假保障之中。”
1981年7月3日，米蘭·昆德拉（中）與法國作家讓-皮埃爾·費伊（左）在法國巴黎（視覺中國/圖）
“離開曆史的方向盤，還是有可能生活的”
南方人物周刊：上一次2019年的采訪，關于昆德拉，你就聊過很多。
景凱旋：我自己的想法是，他的作品處理的是現代性的問題。現代性存在根本的悖論，當人從宗教中解放出來以後，就面臨着一個巨大的問題：人類既是無所不能的，但個體又是微不足道的。這也正是昆德拉的作品所探讨的。
在這個背景下，昆德拉的作品首先是反曆史意識的，他認為，曆史的目的取代宗教信仰、成為生活意義的來源，導緻了20世紀的災難。
比如《玩笑》中路德維克所說的話：在這個時代裡，每一個人都不再是遊離于曆史之外的人，也不再是追求在曆史後面的人，因為他要引導曆史、造就曆史。但《玩笑》中像露茜那樣的普通人，實際上是沒有任何曆史意識的，隻是為自己瑣碎的無窮無盡的日常憂慮而生活。通過他們（路德維克與露茜）之間的關系，昆德拉揭示了一個重要的時代主題：日常的生活比曆史更加廣闊。用他的話說，原來在曆史飛騰的翅膀下，還隐藏着一個被人遺忘的日常生活的遼闊原野。離開曆史的方向盤，還是有可能生活的。
南方人物周刊：為什麼昆德拉對曆史意識有一種反思？
景凱旋：昆德拉經曆過他那個時代，認識到曆史意識導緻了一種互害的模式，造成了一種毫無必要的殘酷。
是以《玩笑》的主人公路德維克後來遇到新認識的人時，都會不由得想象當年他因為玩笑而遭到審訊時的場景，他就會琢磨，這些人會不會舉起手來，贊成對他的處理？他認為沒有一個人能通過這樣的考驗，他們都會像以前他的那些朋友和熟人一樣舉起手來。
昆德拉關注的是個人性，是機制對個人的壓制。他曾經在《小說的藝術》裡面讨論卡夫卡，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是罪行尋求懲罰，而卡夫卡的作品，是懲罰尋求罪行。
《小說的藝術》
《笑忘錄》
（這就可以給現代文學做一個大緻的區分。）俄羅斯現代文學的認識基于強烈情感的善惡二進制劃分，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帕斯捷爾納克，他們筆下的人物，要麼是迫害者，要麼是受害者。在西方的語境下，無論是存在主義小說還是荒誕派戲劇，他們的人物都不是受害者或者迫害者，而是面對存在與虛無的焦慮的個人。卡夫卡擔心的是人類會徹底失去個人與外界的真正聯系。加缪有一篇文章的題目就是“既不做劊子手，也不做受害者”。
而昆德拉筆下的人物，既是受害者，又是迫害者。在人性的揭示上，不能說他有更深刻的地方，但是是獨特的，這是在時代環境所産生的一個主題。《玩笑》和我翻譯的《為了告别的聚會》（後來法語版譯成《告别圓舞曲》），他最早期的兩本書，表現了對曆史意識的反思：迫害别人的人，後來也被别人迫害。1980年代的讀者非常喜歡他的作品，應該是對他作品中維護人的私人性和逃避宏大叙事很有感觸。
1973年10月14日，捷克布拉格，米蘭·昆德拉與妻子（視覺中國/圖）
反對刻奇，反對無條件地追求生命意義，反對對生活中無價值時刻的蔑視
南方人物周刊：他後來的《生活在别處》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也很深地影響了讀者。
景凱旋：這就是我想談的關于他的第二個問題，他的那種反對抒情的意識主要是表現在《生活在别處》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裡。
昆德拉喜歡用的一個詞叫刻奇，kitsch。這本來是一個德語詞，現在已經進入到西方各語言中間了。我發現好多人的文章還在把它翻譯成“媚俗”。我不贊成用這個翻譯。我們說的庸俗的東西，恰恰他是不反對的，他反對的是那種抒情，一種僞崇高的東西。這很清楚，昆德拉不喜歡貝多芬，不喜歡拉赫瑪尼諾夫，不喜歡俄羅斯那些作家，包括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他認為這些都是抒情的，都是刻奇的。
什麼叫刻奇呢？從小的方面講，是要把生存中無意義的一切事物都排除在視野之外，例如糞便，shit這個詞以前不能出現在印刷品中。從大的方面講，是反對人的必死性。昆德拉認為刻奇是遮住死亡的一道帷幔，他們在遊行的隊伍中高喊着生命萬歲，昆德拉不喜歡這樣的抒情态度。
當然他也不得不承認，刻奇是我們人類生存中的一個不可避免的狀态，我們總要去尋找意義，我們總要有抒情的時刻，否則我們和動物就沒有任何差別。
《生活在别處》
《玩笑》
1975年移居法國以後，他的視野更大了，不再關注捷克本身的社會狀态，而是從存在的角度關注整個人類的生存，将人類對意義的追求歸結為一種對不朽的渴望。《不朽》是他最後一部用捷克語寫的小說，比如阿涅絲與蘿拉姐妹，歌德與貝蒂娜，這兩組古今人物，他把他們稱為“感情的人”。這種感情的人總是對意義有一種渴求。昆德拉把這種追求稱為“靈魂的惡性膨脹”，實際上就是刻奇，是無條件地追求生命意義，是對生活中無價值時刻的蔑視，它是遮蔽生命的本質的一種自我欺騙。它和讨好大衆的媚俗是正好相反的。西方對媚俗的了解就是娛樂、消遣，而昆德拉不讨厭娛樂，他讨厭刻奇。
這是他對時代的一種總結，盡管可能是片面的，但我認為是一種深刻的片面。
1984年8月2日，米蘭·昆德拉在法國巴黎（視覺中國/圖）
“徹
底
慶祝一種輕的生活”
景凱旋：昆德拉認為，捷克的現代性是俄羅斯靈魂造成的，後者把情感上升到價值的高度。布羅茨基和昆德拉有過争論，布羅茨基認為俄羅斯的現實是由西方理性帶來的，而不是那種俄羅斯的情感。西方帶來的理性就是們今天了解的理性的自負，認為我們人類可以設計一個最美好的時代、社會，讓我們通過曆史的直線性的決定論，可以達到最終的美好天堂。
在西方，理性和浪漫這兩種主流的思潮出現在宗教祛魅以後，全是靠人類主觀思維來解決問題。如果說宗教是一個阿基米德的支點，那麼它是在這個世界之外；後來支點被移到人類自身身上了，人就是最高的尺度和目的。在非理性和理性之間的不斷搖擺，造成了現代性的困境。
以賽亞·伯林曾經指出這個問題，有一種“回旋的效應”，理性的曆史決定論和情感的個人崇拜，同時出現在俄羅斯。說到底，理性和非理性都是人類的主觀思維，其實都是沒有超驗性的思想。是以它們走到極端都會帶來價值的虛無。
南方人物周刊：昆德拉最後走向的虛無是由什麼組成的？
景凱旋：昆德拉有一個基本的觀點，就是認為生活是不确定的，而浪漫主義和唯理主義者都會把生活固定下來，甚至把對生活的看法固定下來。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薩賓娜最終所謂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輕就是沒有意義，人生是無意義的。但是在這本小說中還有一種惆怅，昆德拉在這本書裡還認為刻奇是人類生存的一種不可避免的狀态。但是到他後期的作品，尤其是最後一本書《慶祝無意義》，實際上是徹底慶祝一種輕的生活。
《不朽》
《慶祝無意義》
南方人物周刊：是以他反感俄羅斯文學？
景凱旋：他反感俄羅斯文學，實際上是反感俄羅斯文學的沉重。他認為這種沉重的東西其實帶有一種很可怕的惡。
南方人物周刊：這種惡是什麼呢？
景凱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心中有一種黑暗的東西。昆德拉就認為俄羅斯沒有經曆過文藝複興，沒有人的解放，俄羅斯文學背後有強烈的宗教情緒，尤其那種彌賽亞情結，要拯救世界，但昆德拉沒有。
昆德拉對集體意識有一種反思，他是一個個人至上主義者。波蘭詩人米沃什和他的觀點就相反，米沃什想重構這個世界的基本的價值。
景凱旋（牛華新/圖）
“一個人類的眼光，不是一種國家民族的眼光”
南方人物周刊：哈維爾也是想重構。
景凱旋：對，他們最後有點回到宗教的觀念了。米沃什非常強調人和群體的關系。昆德拉的主人公都有很獨立的人格，時刻捍衛自我，與社會格格不入，而他諷刺的那些人物都是融入群體的。
像阿倫特就很強調公共生活，甚至認為自由是隻能表現在公共領域的生活行動，這實際上是一種古羅馬對自由的看法。昆德拉強調的是私人自由。在昆德拉看來，強調公共自由，就是強調抹殺個體存在的集體主義的觀念。是以當時在捷克的作家朋友們的抗議行動，他也不參與。捷克人對他很反感，認為他寫的東西都是為外國人寫的。實際上他的立足點是一個人類的眼光，不是一種國家民族的眼光。
公共自由和個人自由的關系并沒有在這些作家之間得到解決，還值得進一步思考。一個獻身于公共生活的人，當然就會認為昆德拉過于自私，但他的成就最後還是得到了捷克讀者的承認，在捷克轉型以後，他被授予了捷克的國家文學獎，最後甚至還恢複了國籍。
其實捷克轉型後，昆德拉悄悄回去過幾次，但是他拒絕在公共場合出現。他很欣賞福樓拜的一個觀點，作家應該消失在自己的作品背後，人們記住作品，不要記住作家。是以昆德拉既不寫日記，也不接受采訪。他帶着一種無奈、絕望的态度來看這個世界，《慶祝無意義》是他的最後一部作品。由于他把生活的無意義推到極端，我個人倒是不太贊成他這個觀點，我隻是贊賞他在特定的時代解構宏大叙事。
但是涉及到世界有沒有意義、生活有沒有意義，那就是我們人類一直在争論的問題，這是不可能用理性來證明的，按照維特根斯坦說的，這就是一個形而上的東西，對此隻能保持沉默了。（笑）
當年昆德拉和布羅茨基的争論、和哈維爾的争論，我覺得仍然是我們今天要面對的。這個問題實際上是現代性帶來的，不是哪一個國家具體的問題。我們今天世界的分裂可以追溯到這裡，就是人類到底有沒有一個最終的目的，曆史是不是一個被決定的東西？這一切都是我們今天人類仍然在思考的問題。
意義主要還是在于作家給我們帶來的啟發。人生有沒有意義？如果沒有意義，那麼人生該如何去對待？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張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