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无条件地追求生命意义，是对辽阔日常生活的蔑视
根据米兰·昆德拉作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改编的电影《布拉格之恋》（资料图片/图）
当地时间2023年7月11日，作家米兰·昆德拉在法国巴黎去世。
昆德拉1929年4月1日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诺。他的一生都好像在用纸笔起舞，和国家、和制度开玩笑。
“刚听说消息时，还是有些惆怅，虽然是意料中的事，他毕竟已经到了94岁的高龄。但这个世上又少了一个有趣的人，一个曾经给我们带来思想启发的作家。”学者景凯旋说。他常年研究东欧文学和思想，翻译过三部昆德拉的作品，过去十多年持续在多家媒体发表关于东欧文学、思想的深度文章，其中许多与昆德拉有关。“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一个时代结束了，正如昆德拉说过的，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时代，但我们都不擅长告别。”
1986年，景凯旋翻译了《为了告别的聚会》。后来这本书出了法语译本，叫《告别圆舞曲》。1980年代后期《为了告别的聚会》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被引入国内，是东欧文学译介的佳话。此后二十余年，中文世界盛行昆德拉热。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圆舞曲一样的结构，几个章节，人物在其中轻快地穿梭。
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玩笑》1967年出版后，在捷克、法国迅速大获成功。许多人认为这是一部政治小说，昆德拉本人说这是一部爱情小说。它是关于路德维克和露茜跨越15年的情感纠缠，这个悲惨的爱情故事是这样开始的：青年学生路德维克在给朋友的明信片上写了几句玩笑话，因此被开除出党，到矿井做苦役。15年后，他想报复当年整他的人，却发现对方早已适应时代的新变化。
2010年11月30日，法国巴黎，米兰·昆德拉（后排中间）参加了法国哲学家贝尔纳-亨利·列维的书评《游戏规则》出版20周年活动 （视觉中国/图）
昆德拉的最后一本小说《庆祝无意义》于2013年出版，次年中文版被引入中国。那时昆德拉已经完全走向怀疑、解构、虚无。这是一部碎片式的、疯癫的舞台剧式的作品。阿兰、拉蒙、夏尔、凯列班四个朋友轮流登场，他们闹哄哄，忙糟糟，笑作一团；时间过得飞快，死了的人消失在虚无中，还留在记忆里的人变成了木偶。最后好像什么都没有意义。“无意义，我的朋友，这是生存的本质。它到处、永远跟我们形影不离。甚至出现在无人可以看见它的地方：在恐怖时，在血腥斗争时，在大苦大难时。这经常需要勇气在惨烈的条件下把它认出来，直呼其名。然而不但要把它认出来，还应该爱它——这个无意义，应该学习去爱它。”昆德拉写道。
昆德拉是一个流亡者。但他说自己是普通的作家。1979年，他在法国完成了《笑忘录》，以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遭入侵为背景，分为七个章节，像圆舞曲一样写了布拉格不同阶层的知识分子的生活，谈论他们的爱情，以及他们对记忆和遗忘的态度。在这本书出版后，昆德拉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收回了国籍。1981年，昆德拉成为法国公民。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1984）是昆德拉最负盛名的小说，它是1960年代末托马斯、特丽莎、弗兰茨、萨宾娜的多角爱情故事，也关于人在具体的历史时代中的处境。有的人追求崇高，有的人反对刻奇。
昆德拉的作品曾长期在捷克斯洛伐克被禁。他既不站在政府一边，也不和作家朋友们站在一边反对政府。他被捷克斯洛伐克的读者排斥。但1980年代后，他小说中的政治性逐渐减弱。他更喜欢写爱情，写爱情关系里人的哲学，写人的记忆和遗忘。他是世界性的作家。
米兰·昆德拉与哈维尔、伊凡·克里玛被誉为捷克文学的三驾马车。他们都经历过严酷的时代，见证了历史的巨变，由于对世界、对价值的观念不同而走向分裂。现在三驾马车里只剩下克里玛一人。“我想今天晚上可能心情最复杂的是克里玛，他也是九十多岁的老人。”景凯旋说，“他会不会在回忆他们的一生？他们曾经为了共同的事业在一起，然后分道扬镳，最后又和解。因为我相信他们永远是互相理解的。”
昆德拉给世界留下了巨大的文学价值和思想遗产。他注重私人性，追求个人自由，反对刻奇，对中国文学思想界产生过很大影响。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告别圆舞曲》
经过了世界的开放、全球化的席卷、各国政治格局的转变，又经过全球疫情这样不可预见的现象对人类的冲击和次生影响，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中人，他们的思考、呓语、困境，挪到2020年代，依然毫不过时。
在写作研究20世纪下半叶东欧作家的文学观念的书《在经验与超验之间》时，景凯旋曾借用以赛亚·伯林对赫尔岑的一段评价，作为对昆德拉思想的概括。7月12日晚在电话采访的尾声，景凯旋再次念了这一段话——
“他相信，生活的终极目标就是生命本身，每日每时都有自己的目的，而不是另一天或另一种经历的手段……他信奉理性、科学方法、个人行动，和经由经验发现的真理；然而他倾向于怀疑，那些对普遍公式和定律、对关于人类事务的规则的信条，是一种非理性的、有时是灾难性的企图，企图摆脱生活的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的多样性，逃向我们优美幻想的虚假保障之中。”
1981年7月3日，米兰·昆德拉（中）与法国作家让-皮埃尔·费伊（左）在法国巴黎（视觉中国/图）
“离开历史的方向盘，还是有可能生活的”
南方人物周刊：上一次2019年的采访，关于昆德拉，你就聊过很多。
景凯旋：我自己的想法是，他的作品处理的是现代性的问题。现代性存在根本的悖论，当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以后，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人类既是无所不能的，但个体又是微不足道的。这也正是昆德拉的作品所探讨的。
在这个背景下，昆德拉的作品首先是反历史意识的，他认为，历史的目的取代宗教信仰、成为生活意义的来源，导致了20世纪的灾难。
比如《玩笑》中路德维克所说的话：在这个时代里，每一个人都不再是游离于历史之外的人，也不再是追求在历史后面的人，因为他要引导历史、造就历史。但《玩笑》中像露茜那样的普通人，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历史意识的，只是为自己琐碎的无穷无尽的日常忧虑而生活。通过他们（路德维克与露茜）之间的关系，昆德拉揭示了一个重要的时代主题：日常的生活比历史更加广阔。用他的话说，原来在历史飞腾的翅膀下，还隐藏着一个被人遗忘的日常生活的辽阔原野。离开历史的方向盘，还是有可能生活的。
南方人物周刊：为什么昆德拉对历史意识有一种反思？
景凯旋：昆德拉经历过他那个时代，认识到历史意识导致了一种互害的模式，造成了一种毫无必要的残酷。
所以《玩笑》的主人公路德维克后来遇到新认识的人时，都会不由得想象当年他因为玩笑而遭到审讯时的场景，他就会琢磨，这些人会不会举起手来，赞成对他的处理？他认为没有一个人能通过这样的考验，他们都会像以前他的那些朋友和熟人一样举起手来。
昆德拉关注的是个人性，是机制对个人的压制。他曾经在《小说的艺术》里面讨论卡夫卡，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是罪行寻求惩罚，而卡夫卡的作品，是惩罚寻求罪行。
《小说的艺术》
《笑忘录》
（这就可以给现代文学做一个大致的区分。）俄罗斯现代文学的认识基于强烈情感的善恶二元划分，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他们笔下的人物，要么是迫害者，要么是受害者。在西方的语境下，无论是存在主义小说还是荒诞派戏剧，他们的人物都不是受害者或者迫害者，而是面对存在与虚无的焦虑的个人。卡夫卡担心的是人类会彻底失去个人与外界的真正联系。加缪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既不做刽子手，也不做受害者”。
而昆德拉笔下的人物，既是受害者，又是迫害者。在人性的揭示上，不能说他有更深刻的地方，但是是独特的，这是在时代环境所产生的一个主题。《玩笑》和我翻译的《为了告别的聚会》（后来法语版译成《告别圆舞曲》），他最早期的两本书，表现了对历史意识的反思：迫害别人的人，后来也被别人迫害。1980年代的读者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应该是对他作品中维护人的私人性和逃避宏大叙事很有感触。
1973年10月14日，捷克布拉格，米兰·昆德拉与妻子（视觉中国/图）
反对刻奇，反对无条件地追求生命意义，反对对生活中无价值时刻的蔑视
南方人物周刊：他后来的《生活在别处》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也很深地影响了读者。
景凯旋：这就是我想谈的关于他的第二个问题，他的那种反对抒情的意识主要是表现在《生活在别处》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
昆德拉喜欢用的一个词叫刻奇，kitsch。这本来是一个德语词，现在已经进入到西方各语言中间了。我发现好多人的文章还在把它翻译成“媚俗”。我不赞成用这个翻译。我们说的庸俗的东西，恰恰他是不反对的，他反对的是那种抒情，一种伪崇高的东西。这很清楚，昆德拉不喜欢贝多芬，不喜欢拉赫玛尼诺夫，不喜欢俄罗斯那些作家，包括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他认为这些都是抒情的，都是刻奇的。
什么叫刻奇呢？从小的方面讲，是要把生存中无意义的一切事物都排除在视野之外，例如粪便，shit这个词以前不能出现在印刷品中。从大的方面讲，是反对人的必死性。昆德拉认为刻奇是遮住死亡的一道帷幔，他们在游行的队伍中高喊着生命万岁，昆德拉不喜欢这样的抒情态度。
当然他也不得不承认，刻奇是我们人类生存中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状态，我们总要去寻找意义，我们总要有抒情的时刻，否则我们和动物就没有任何区别。
《生活在别处》
《玩笑》
1975年移居法国以后，他的视野更大了，不再关注捷克本身的社会状态，而是从存在的角度关注整个人类的生存，将人类对意义的追求归结为一种对不朽的渴望。《不朽》是他最后一部用捷克语写的小说，比如阿涅丝与萝拉姐妹，歌德与贝蒂娜，这两组古今人物，他把他们称为“感情的人”。这种感情的人总是对意义有一种渴求。昆德拉把这种追求称为“灵魂的恶性膨胀”，实际上就是刻奇，是无条件地追求生命意义，是对生活中无价值时刻的蔑视，它是遮蔽生命的本质的一种自我欺骗。它和讨好大众的媚俗是正好相反的。西方对媚俗的理解就是娱乐、消遣，而昆德拉不讨厌娱乐，他讨厌刻奇。
这是他对时代的一种总结，尽管可能是片面的，但我认为是一种深刻的片面。
1984年8月2日，米兰·昆德拉在法国巴黎（视觉中国/图）
“彻
底
庆祝一种轻的生活”
景凯旋：昆德拉认为，捷克的现代性是俄罗斯灵魂造成的，后者把情感上升到价值的高度。布罗茨基和昆德拉有过争论，布罗茨基认为俄罗斯的现实是由西方理性带来的，而不是那种俄罗斯的情感。西方带来的理性就是们今天了解的理性的自负，认为我们人类可以设计一个最美好的时代、社会，让我们通过历史的直线性的决定论，可以达到最终的美好天堂。
在西方，理性和浪漫这两种主流的思潮出现在宗教祛魅以后，全是靠人类主观思维来解决问题。如果说宗教是一个阿基米德的支点，那么它是在这个世界之外；后来支点被移到人类自身身上了，人就是最高的尺度和目的。在非理性和理性之间的不断摇摆，造成了现代性的困境。
以赛亚·伯林曾经指出这个问题，有一种“回旋的效应”，理性的历史决定论和情感的个人崇拜，同时出现在俄罗斯。说到底，理性和非理性都是人类的主观思维，其实都是没有超验性的思想。因此它们走到极端都会带来价值的虚无。
南方人物周刊：昆德拉最后走向的虚无是由什么组成的？
景凯旋：昆德拉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认为生活是不确定的，而浪漫主义和唯理主义者都会把生活固定下来，甚至把对生活的看法固定下来。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萨宾娜最终所谓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轻就是没有意义，人生是无意义的。但是在这本小说中还有一种惆怅，昆德拉在这本书里还认为刻奇是人类生存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状态。但是到他后期的作品，尤其是最后一本书《庆祝无意义》，实际上是彻底庆祝一种轻的生活。
《不朽》
《庆祝无意义》
南方人物周刊：所以他反感俄罗斯文学？
景凯旋：他反感俄罗斯文学，实际上是反感俄罗斯文学的沉重。他认为这种沉重的东西其实带有一种很可怕的恶。
南方人物周刊：这种恶是什么呢？
景凯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心中有一种黑暗的东西。昆德拉就认为俄罗斯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没有人的解放，俄罗斯文学背后有强烈的宗教情绪，尤其那种弥赛亚情结，要拯救世界，但昆德拉没有。
昆德拉对集体意识有一种反思，他是一个个人至上主义者。波兰诗人米沃什和他的观点就相反，米沃什想重构这个世界的基本的价值。
景凯旋（牛华新/图）
“一个人类的眼光，不是一种国家民族的眼光”
南方人物周刊：哈维尔也是想重构。
景凯旋：对，他们最后有点回到宗教的观念了。米沃什非常强调人和群体的关系。昆德拉的主人公都有很独立的人格，时刻捍卫自我，与社会格格不入，而他讽刺的那些人物都是融入群体的。
像阿伦特就很强调公共生活，甚至认为自由是只能表现在公共领域的生活行动，这实际上是一种古罗马对自由的看法。昆德拉强调的是私人自由。在昆德拉看来，强调公共自由，就是强调抹杀个体存在的集体主义的观念。所以当时在捷克的作家朋友们的抗议行动，他也不参与。捷克人对他很反感，认为他写的东西都是为外国人写的。实际上他的立足点是一个人类的眼光，不是一种国家民族的眼光。
公共自由和个人自由的关系并没有在这些作家之间得到解决，还值得进一步思考。一个献身于公共生活的人，当然就会认为昆德拉过于自私，但他的成就最后还是得到了捷克读者的承认，在捷克转型以后，他被授予了捷克的国家文学奖，最后甚至还恢复了国籍。
其实捷克转型后，昆德拉悄悄回去过几次，但是他拒绝在公共场合出现。他很欣赏福楼拜的一个观点，作家应该消失在自己的作品背后，人们记住作品，不要记住作家。所以昆德拉既不写日记，也不接受采访。他带着一种无奈、绝望的态度来看这个世界，《庆祝无意义》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由于他把生活的无意义推到极端，我个人倒是不太赞成他这个观点，我只是赞赏他在特定的时代解构宏大叙事。
但是涉及到世界有没有意义、生活有没有意义，那就是我们人类一直在争论的问题，这是不可能用理性来证明的，按照维特根斯坦说的，这就是一个形而上的东西，对此只能保持沉默了。（笑）
当年昆德拉和布罗茨基的争论、和哈维尔的争论，我觉得仍然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现代性带来的，不是哪一个国家具体的问题。我们今天世界的分裂可以追溯到这里，就是人类到底有没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历史是不是一个被决定的东西？这一切都是我们今天人类仍然在思考的问题。
意义主要还是在于作家给我们带来的启发。人生有没有意义？如果没有意义，那么人生该如何去对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张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