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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莎士比亞”,湮沒在曆史的塵埃裡

“中國的莎士比亞”,湮沒在曆史的塵埃裡

1991年9月15日,傍晚時分,北醫三院内,一位個頭不高,身材瘦小的老人躺在病床上。他已被醫生宣布病危,但看起來依然有一絲生命迹象。偶爾,他會用帶南方口音的國語,含糊地吐出“狗屎”這樣的詛咒話。最終,這一點生命迹象,沒能抵過死神的威力,他就這樣去世了。他原本是回到北京探親,隻是沒想到在這裡離世。

外人并不知道這位老人的姓名,更不知道他有過輝煌的過去。實際上,他是20世紀30年代海外最知名的中國作家熊式一。他的名字,一度與著名作家林語堂并列稱為“林熊”。1934年,熊式一創作的英文話劇《王寶川》火爆全球,從倫敦小劇場演到美國百老彙,連演數百場,《紐約時報》是以将他譽為“中國莎士比亞”。他的小說《天橋》也曾被翻譯成多個語種,暢銷歐美各國。

因為種種原因,這位“中國莎士比亞”在中國大陸沒有太大的名氣。直到2023年,名為《熊式一:消失的“中國莎士比亞”》的傳記的出版,才讓這位傳奇劇作家的人生故事重新呈現在更多中國讀者的眼前。用這本傳記的作者鄭達的話說,熊式一是一個“才華出衆,豪爽灑脫”的人。他是被湮沒在曆史塵埃中的重要作家,也是現代中華文化交流史上不可或缺的名字。

“中國的莎士比亞”,湮沒在曆史的塵埃裡

熊式一在倫敦,約1935年。供圖/熊德荑

尋找“中國莎士比亞”

鄭達是美國波士頓薩福克大學榮譽教授,多年來,他一直在研究亞裔文學和華人移民文化的曆史。他還記得十幾年前,他親眼見到熊式一檔案資料時的那個場景。在熊式一最小的女兒熊德荑家中,他看見了用大盒子裝着的簡報、筆記本和信件,盒子裝得滿滿當當。這些資料儲存完好,但擺放混亂,甚至還和日用品混放在一起。熊德荑告訴他,這些資料放了很久,一直沒有人整理。

鄭達和熊式一的緣分,始于他對另一位作家的研究。三十多年前,鄭達從北京回到家鄉上海讀研究所學生時,朋友給他寄了一本民國知名書畫家蔣彜的《中國畫》,這本書勾起了他的興趣。從那時起,鄭達開始關注、研究蔣彜。後來,在尋訪蔣彜過往經曆的過程中,鄭達發現,很多與蔣彜接觸過的人都提到了熊式一,以及他創作的話劇《王寶川》。鄭達當時并不清楚熊式一是誰,但他判斷,這個人交遊如此廣泛,應該是一位極有分量的文化名人。

實際上,熊式一和蔣彜确實關系密切,他們在國内是同鄉好友,在英國時還一起合租過房子。熊式一在1934年出版的《王寶川》劇本,其中的插圖就是蔣彜所畫。此外,熊式一聽起來似乎是一個極有個性的人物,不同于當時形象保守的中國人,他口才很好,極富自信,朋友圈中有很多中外名人。直覺告訴鄭達,熊式一背後的故事一定非常有趣,值得他細細研究。

在撰寫蔣彜傳記的過程中,鄭達結識了熊式一的小女兒熊德荑,逐漸熟悉起來。等到他撰寫的蔣彜傳記出版後,熊德荑正式邀請鄭達為熊式一撰寫一部傳記。從那時起,鄭達踏上了尋找熊式一人生經曆的旅途。他花了幾年時間,将熊德荑家中那成堆的資料分門别類整理完畢,并将所有的内容都認真地看了一遍。他了解到,熊式一1932年離開中國大陸後,分别在英國、新加坡、中國香港、中國台灣、美國等地都生活過,想要把這些資料中描寫的事實整理清楚,隻能去各地查詢資料,并尋找與他接觸過的人士進行訪談來加以求證。

這種考證并不簡單,熊式一生于1902年,他的大部分友人,以及一些後人都已經離世,關于他的資料也散落在世界各地。鄭達開始利用開學術會議的機會,到各地圖書館、檔案館尋找熊式一留下的蹤迹。從2010年前後開始,他邊考察邊寫作,花費了八九年時間才完成了這本傳記的英文版。2022年,同樣由鄭達撰寫的中文版熊式一傳記在中國香港出版,到了2023年,這本書又在中國内地出版。由此,透過這些塵封的資料,人們才開始見識到那個曾經屬于熊式一的舞台,以及他曾經在戲台上陸續演繹出的那些傳奇。

《王寶川》:讓西方人大開眼界

1935年10月30日,貝倫加麗亞号遊輪從英國倫敦啟程前往美國紐約,船上搭載的遊客中,有很多知名的電影明星、舞蹈家、導演、編劇,其中有一對華人夫妻特别顯眼,男人身着褐色的中式長衫,女人身穿黑色緞面旗袍,外搭一件皮大衣,這二人就是熊式一和他的妻子蔡岱梅。他們的打扮頗具古典氣質,又不乏時髦,而他們流利的英文和開朗的個性,更是給同船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一天,他們是船上當之無愧的社交明星。

這次從英國到美國的旅行,是熊式一人生中最高光的時刻。他即将帶着自己編劇、導演的話劇《王寶川》到美國百老彙進行演出,成為第一位進軍百老彙的中國導演。1934年,《王寶川》曾在倫敦的小劇場以黑馬的姿态大出風頭,劇情家喻戶曉,甚至受到英國王室成員的喜愛。這部劇的火爆拯救了當時倫敦的那些入不敷出的小劇場,也讓當時在英國攻讀博士的、籍籍無名的熊式一一夜成名,走上世界文壇。

在美國,熊式一一行下榻當地最有名的愛迪生酒店,報紙上每天都有介紹他們的新聞報道。美國版話劇《王寶川》配置精良,由美國知名制作人莫裡斯·蓋斯特擔綱,演員都是美國本土演員。戲服則是熊式一邀請梅蘭芳在蘇州請裁縫手工縫制的,極盡華美。在這個高光時刻,熊式一或許會回憶起自己這一路走來的經曆:他是如何創作出這樣一部作品,又如何将它傳播到了世界各地的?

那是三年前的1932年,30歲的熊式一來到英國東倫敦大學攻讀博士。出國後,熊式一很快和他心儀的英國作家蕭伯納、巴裡等人結交,并向他們取經、學習。民國時期,歐洲文化圈短暫地掀起一陣“中國風”,人們對帶有中國元素的作品頗感好奇。蕭伯納真誠地給熊式一提了很多建議,他和熊式一的導師尼科爾都認為,熊式一應該使用英語創作傳統的中國戲劇,這是在英國從沒出現過的内容。尼科爾甚至提醒熊式一,英國舞台幾乎沒上演過道地的中國戲,如果能做好,說不定可以名利雙收。

在師長們的鼓勵之下,熊式一寫出了根據傳統戲曲《紅鬃烈馬》改編的話劇劇本《王寶川》。熊式一是英語專業出身,翻譯了不少英文作品,也接受過相當紮實的中文訓練。對中英兩國文化的充分了解讓他明白,話劇《王寶川》絕對不能照搬傳統戲曲的内容,而是要在情節、形式等方面大刀闊斧地改革,讓西方觀衆更容易接受。他把原本故事主角的名字“王寶钏”改為更加上口、優雅、容易記住的“王寶川”,還把原本柔順、唯唯諾諾的女主角變成了美麗、機智,富有尊嚴的女性形象,讓她像西方女子一樣主動追求自己的幸福。為了讓不熟悉中國文化的觀衆了解劇情,他還加上了很多解釋性的文字。

但《王寶川》的劇本一上來就遭遇了挫敗,最初,并沒有哪個英國的劇場願意将它搬上舞台。因為當時外國觀衆心目中的“中國風”,隻是一種他們向往的異國風情,他們并不真正了解中國人。當熊式一真正寫出一部屬于中國人的故事時,很多人又下意識地感到排斥,甚至對他冷嘲熱諷。但熊式一依舊向劇團和出版社熱情介紹自己的作品,正是這種锲而不舍,讓好運降臨到他的身上。1934年,《王寶川》的話劇還沒有眉目,劇本搶先一步順利出版,竟然廣受好評,由此,熊式一也真的成了海外文壇備受矚目的新星。

很快在同一年,英國話劇導演普銳斯被《王寶川》吸引,決定排演這部話劇,在他們的努力合作之下,《王寶川》迅速演滿百場,觀衆甚多,英國所有王室成員幾乎都看過這部劇。據記載,英國的瑪麗王後頻繁光臨小劇場觀看《王寶川》,先後多達八次。此後,這部劇由倫敦紅到了百老彙,經過幾個月的排練,1936年1月27日起,《王寶川》在美國連續上演了三個多月,場次多達105場,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夫人也親自觀看了這部戲,稱其“迷人、有趣、含蓄,令西方人大開眼界”。

很難想象,熊式一在彼時就曾如此規模地走入了西方人的視野,但一切卻是真實發生過的。“有人說他的成功是偶然,隻是把中國戲劇改一改,就這樣成了,根本不是這樣,蔣彜曾經說過,熊式一這個人非常努力,會一直努力到成功。”《熊式一:消失的“中國莎士比亞”》作者鄭達這樣評價熊式一和《王寶川》在海外的成功。

“中國的莎士比亞”,湮沒在曆史的塵埃裡

《王寶川》舞台劇照“抛繡球”一幕。供圖/熊德荑

牆外開花牆外香

“我們忽視熊式一太久,我們也虧欠熊式一太多了。”這句話,是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陳子善在傳記《熊式一:消失的“中國莎士比亞”》的序言中寫下的一句話。1991年熊式一去世,無人知曉,當年的《中國現代作家大辭典》中沒有他的姓名,提起在海外用英文寫作的中國作家,人們依舊隻知林語堂,不知熊式一。又過了15年左右的時間,熊式一的主要作品才陸續在内地問世,而關于熊式一作品的研究,目前仍然有很多需要填補的空白。

熊式一在中國大陸默默無聞到了什麼程度?他有六個孩子和多個孫輩,就連這些孫輩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對爺爺的作品一無所知。熊式一的兒子熊德輗在北京外國語大學當教授,他的兒子熊偉使用父親的借書證,在不對外開架的圖書館裡借書時,讀到了熊式一的《王寶川》和《天橋》,才了解到熊式一的作品。他的另外兩個孫輩,是從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的描述中,才得知爺爺曾經的輝煌的。

除了一些特定的曆史原因,熊式一的作品在中國大陸沒能得到傳播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他前半生大部分時間用英文寫作,語言隔閡造成了傳播的不暢。熊式一傳記作者鄭達分析,從熊式一20世紀30年代到英國留學,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中國香港生活期間,他幾乎沒有使用過中文發表作品。而這段時間,與他同類型的作家林語堂很早就有中文作品出版,是以,林語堂在中國的名聲自然比熊式一更大。

實際上,熊式一在中國文壇的“消失”,也不是他刻意為之。他未必不想在中文寫作的圈子發展。20世紀30年代,中國本土的白話文運動已經日趨成熟,文壇流派衆多,“左翼”“京派”“海派”作家各有特色,這些作家與世界文壇也有不少交往。那時,熊式一已經開始翻譯和寫作,并且標明了自己未來的方向,就是翻譯和創作戲劇作品。他特别喜歡英國作家巴裡的劇作,陸續翻譯過他的十幾部作品。出國前,他已經進入了京滬的文學圈子,曾為商務印書館翻譯歐美名家小說,還在《小說月報》等雜志發表過譯文。

那時,熊式一年輕,野心勃勃,期望着未來文壇能有他的一席之地。他自小好學,12歲就到北京就讀清華學校,多年後又考入國立高等師範學校的英語部(今北京師範大學)。在上海、北京工作時,他一直和比自己年長的學人前輩保持交往,胡适、梁實秋、林纾、陳寅恪等人都和他有往來。他對自己的前途一直充滿自信。不過計劃始終趕不上變化。1930年前後,熊式一在北京教書時,聽說胡适有機會出版巴裡的作品,就将手中的十幾部巴裡劇作的譯稿,連同自己創作的劇本《财神》交給了胡适。但後來,胡适對熊式一的譯作不重視也不欣賞,一直放在家中。

直到詩人徐志摩在胡适家中讀到了這些手稿,事情才有了轉機。徐志摩喜歡熊式一幽默華麗的文筆,對他大加贊賞,而因為徐志摩的賞識,時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陳源也開始邀請熊式一去武大教授西方戲劇。但根據當時“教育部”的規定,熊式一沒有海外求學經曆,不能教授相關學科,他最終沒能到武大擔任教授。這個偶然的遭遇,給了熊式一極大的刺激。他決定放下國内的一切,去英國攻讀博士學位。雖然,此時的熊式一已經是五個孩子的父親,妻子蔡岱梅還在北京讀大學,家庭負擔不小,但他還是決心出國看看。

從那時起,熊式一的發展方向就開始向海外傾斜。《王寶川》大火之後,熊式一決定暫停對博士學位的追求,專心于這部劇在全世界的演出。在這個過程中,外部環境也進一步推動了他的選擇。1935年,《王寶川》在上海演出後受到好評,但也有一些批評家大肆批評這部作品,認為這樣的劇本隻是讨好外國人的手段。1937年抗日戰争全面爆發,戰火中,回南昌探親的熊式一被困,最終,他帶着妻子和三個孩子回到英國定居。從此,他曾經向往過的中國文壇,隻能成為平行宇宙中的一種可能性,永遠與他擦身而過。

“中國的莎士比亞”,湮沒在曆史的塵埃裡

鄭達作品《熊式一:消失的“中國莎士比亞”》。

起伏與落寞

熊式一傳記作者鄭達認為,熊式一在20世紀30年代突然走紅,和後來他在中文世界的沉寂,和他遭遇的特定曆史情況也有很大的關系。《王寶川》剛剛在美國走紅沒多久,二戰全面爆發,打亂了社會秩序和生活節奏。戰争期間,戲院一度關閉,出版業也受到了限制。此外,電視、電影等文娛形式的出現,也對戲劇舞台造成了沖擊。這一切外在因素,都為熊式一後來的生涯變故,埋下了伏筆。

1944年的熊式一暫時還沒想到這些,那時,憑借《王寶川》走紅的他,又出版了暢銷小說《天橋》,依靠版稅過上了不錯的日子。為了孩子們的教育環境,熊式一舉家遷往牛津市,租下了一套房。很快,熱情好客的他,家中就聚集了所有華人圈中的文化名人,中國人來到牛津幾乎都要到他家拜訪,胡适、卞之琳、華羅庚等人都是他的座上賓。他并沒想到,此時依然是社交圈紅人的他,會從此開啟人生艱難的下半場。

在英國的這些年,因為性格大手大腳,花錢缺乏計劃性,熊式一的生活中早已經隐藏了不少麻煩。雖然他有暢銷的作品,但後續的出版合約并未按時完成,僅靠稿費生活,收入并不穩定。熊家的經濟狀況逐漸變得入不敷出。他和妻子蔡岱梅都在想辦法多賺錢。他很早就開始給BBC撰寫新聞稿,後來在劍橋大學也有短期的教職。富有才華的蔡岱梅甚至親自撰寫了一本小說《海外花實》,也賣得不錯。但這些收入依然杯水車薪。因為财務問題,他和妻子的關系也開始産生裂痕。

以熊式一的性格,他一定不會放棄努力,但是過去的好運似乎真的在不斷耗盡。1954年,新加坡即将成立南洋大學(今南洋理工大學),林語堂受邀任校長,他欣賞熊式一的能力,邀請他前往新加坡和他共事,擔任該校文學院院長。這是一份穩定的、能解決生計問題的工作,于是,熊式一踏上了前往新加坡的旅程。但事與願違,因為複雜的辦學情況、人事問題等原因,林語堂和熊式一陸續辭職,沒能留在新加坡。

當時,世界各地的文化人才齊聚中國香港。熊式一也看好香港的發展,離開新加坡,他選擇去中國香港謀生,在那裡籌備《王寶川》的中文電影版。但屬于他的時代已經過去,《王寶川》電影版沒有複制出當年的成功,但他一直留在了香港。後來的三十多年裡,熊式一開始用中文寫作劇本和小說。他依舊熱心于中國文化的傳播,還在香港、台灣建立了清華書院,培養了很多文科人才。可惜的是,那段時間,中國内地處在特殊時期,熊式一的中文作品又錯失了進入内地的機會。

晚年的熊式一将自己的生活、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條,但他的人生舞台,早已經從華美的大劇場,轉到了安靜、落寞的小劇場。從去新加坡開始,他就和妻子、兒女分隔各地,妻子蔡岱梅在英國,子女中有的回到中國大陸工作,有的在海外生活。過去的朋友逐漸衰老、死去,他的寂寞與日俱增。他也開始稍稍低頭,晚年,在寫給妻子蔡岱梅的信中,他開始感歎:“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難得的是,不管境遇如何,熊式一的性格一直一如從前。對老朋友,他可以不計前嫌,慷慨相助,對新朋友,他依舊熱情大方。鄭達講了兩個能夠展現熊式一性格的故事。1945年,胡适到牛津大學接受法學博士學位時,因為戰後物資供應緊張,沒有找到博士服,便向熊式一求助,熊式一沒有計較胡适曾經忽略過他的作品,很快就幫他找到了。而在熊式一晚年,劇作家楊世彭也和他成為好友。二人第一次見面時,熊式一手上戴了兩塊名貴的手表,顯示兩個不同時區的時間,他馬上把其中的一塊摘下來送給楊世彭,作為晚輩的楊世彭拗不過,隻得接受了其中較便宜的那塊。

這種性格,在順風順水時造就了熊式一的輝煌,但在不順時也加劇了他的落寞。要強的熊式一把這種落寞藏了起來,在晚年,他依舊以過去那種輕快活潑的形象示人,中國香港、中國台灣、中國大陸、美國等地都留下過他的身影。他試圖尋找一個能夠更好地安度晚年的落腳之地,甚至在晚年還計劃着要寫作、教書為生,繼續講中國人的故事。

他晚年的漂流,并沒有随着生命的結束而結束。去世之後,熊式一的骨灰又跟随後人在海外多個地點輾轉,直到2011年,後人們決定,将他的骨灰和長女熊德蘭、長子熊德威的骨灰一起安葬在北京,一切才終于塵埃落定。北京曾是他求學的地方,是他文學夢奮鬥的起點,也是他多位親人的安家之處。或許,在生命的最終時刻,那個一生锲而不舍,輾轉各地的熊式一,想到能夠與親人團聚,也終會體驗到一絲回家的溫暖。

(資料來源:《熊式一:消失的“中國莎士比亞”》,鄭達著,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發于2023.8.21總第1105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标題:打撈熊式一:“中國莎士比亞”的傳奇人生

作者:仇廣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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