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70年周平王遷都洛邑，周朝曆史進入後半段，王室衰微，禮崩樂壞，逐個崛起的諸侯漸漸不把周天子放眼裡，楚莊王甚至直接問鼎。這個時期，中國曆史趨勢是朝着封建化去的，昔日奴隸制的生産關系注定要被淘汰。但，新興諸侯短時間内誰也無法完成統一，他們急需人才為新的社會秩序提供理論指導，于是百家争鳴出現了。
根據《漢書·藝文志》對那個時期的記載，當時諸子百家中數得出名字的就有189家，後來的《隋書》和《四庫全書》資料則說諸子百家數量上千。無論這個整體數量是怎樣，最後形成有影響力流派的不過十多家（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農家、名家、陰陽家、縱橫家、雜家、小說家、方技家等），其中儒家和法家對後世影響都十分深遠。
秦朝曾出現“焚書坑儒”，漢朝又出現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個罷黜不是指儒家之外流派的主張完全消失了，而是儒家被選中為封建王朝思想文化的正統。比如法家思想就依然沿用，讓西漢中興的漢宣帝反對讓儒術一家獨大，他認為治國應該“霸道”、“王道”雜治，這霸道就包括了法家刑法思想，“本以霸王道雜之”。
但是，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曆史上法家從來都是站在儒家背後，儒家掌控社會輿論，劃定思想界線，法家作為一種維持穩定的“術”存在，比如三省六部中的刑部專管司法刑法，“掌天下刑罰之政令......尚書侍郎率其屬以定議，大事上之，小事則行，以肅邦犯”，法家的實用性多過教化群眾的需要，教化群眾那是儒家的事兒。
自科舉制确立以來，儒家經典是讀書人的教材，即便任職于刑部，官員仍然是讀儒家學說出身，儒學先賢孔孟更是封聖，千年來祭祀尊崇不絕，這些都是法家所不能比的，可以說在封建時代，法家怎麼也鬥不過看起來溫吞吞毫無殺傷力的儒家，這點很有意思，因為早在戰國時期，法家就很看不慣儒家了。
法家的代表人物不少，經管仲、士匄、子産、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樂毅、劇辛等人發展，在戰國時期趨向成熟，出現了一個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關鍵人物：韓非。韓非整理了前人的學說觀點，綜合之後提出了更加激烈的法學主張，和強調“仁義孝悌”的儒家格格不入，就差把儒家弟子祖先都拎出來罵一遍。
韓非子在《五蠹》中提出：“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什麼意思呢？儒家是主張克己複禮的，孔子就想着恢複周朝的禮樂宗法，強調仁愛，韓非對這種觀點嗤之以鼻，他認為儒家那些道德說教都是陳腐破爛，儒家重視的“禮樂詩書”都是早該被淘汰的遠古垃圾，要維持一國穩定，就必須“以法為教”。
我們可以這麼了解，韓非代表的法家，在和儒家争奪“教”的地位。誰能成為社會的主導思想，更受君主的青睐，誰就能更加深入人心，上到廟堂下到江湖都有其學說散播，然後長久傳承下去。為此，韓非犀利地指出了儒家的一大堆缺點，他說“儒以文亂法”，儒家私學妨礙法治，不利于君王維系穩定。
此外，韓非子還罵儒學是“愚誣之學”、“貧國之教”、“亡國之言”，這一點倒是跟近代提倡新文化、主張廢除傳統儒學禮教的學者看法相似。韓非子主張定法家于一尊，他的前輩商鞅同樣鄙視儒家，商鞅表示儒家學說不過是一些“高言僞議”，其理論都浮在表面，起不了富國強兵的實際作用，是以他也強調“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
事實證明，商鞅輔佐秦孝公，重視農戰、輕道德文化教育确實讓秦國從貧弱走向強大，跻身戰國強國之列。但，以法家思想為主導的秦滅六國完成統一，卻隻曆經二世14年便走向毀滅，還落得個“暴秦”的名聲，反倒是被法家百般瞧不起的儒家日漸繁榮，在孔孟二聖的基礎上，又出現了董仲舒等後繼者，董仲舒将儒家準則擴成“仁義禮智信”五常，後代代沿用。
儒家在思想文化層面上長久起主導作用，直到現在，反映儒家價值觀的古語照樣是人人會背兩句，什麼“人之初性本善”，什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什麼“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個人以為，現代社會許多人喜歡搶占道德制高點，借着三觀名義對一些法治案件中的受害者随意指點批判，甚至衍生出荒唐的受害者有罪論，其中恐怕就有幾千年來儒教洗腦的原因。
從這層來看，法家在中國曆史上與儒家相鬥一直落于下風，要探究原因，還得回到漢朝前法家思想自身的一些特征上去。仍然以韓非舉例，韓非的主張是禁絕其他學說，獨尊法家，在他看來君王如果任由群眾被這些五花八門的學說影響，群眾就會是非不分；君王如果自己也兼聽這些學說，同樣會造成治理混亂。簡而言之，韓非和商鞅一樣，都想簡單粗暴、搞嚴格單一的思想專制。
但法家思想專制與儒家不同，打個比方，法家是硬刀子，儒家是軟刀子，嚴苛的刑罰是直接割人血肉，無孔不入的禮教是慢慢滲透進血肉，如果想維護穩定，緩和社會沖突，後者無疑比前者更好用，這是法家輸給儒家的一點。
在君臣之道這方面，法家主張也比儒家激烈。韓非提出要尊君卑臣，把君主和臣子擺到了沖突對立面，“強公室，杜私門”，君王必須有絕對的權威，君王定法出令，一切的生殺大權掌握在君主的手中，而臣子不能有自己勢力，以免成為誤國權臣。但這顯然不符合封建王朝的需要，君王隻能平衡勢力，如果臣子毫無利益可言，為什麼要傻頭傻腦地忠君？
韓非主張“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儒家主張“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肯定貴族的特權，把禮教看得比律法重，這又符合了封建時代貴族集團的利益需要，封建王朝是私家财産，如果真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話，皇帝身邊還有親信拱衛嗎？
是以法家的法治長久作為輔助而不是主流思想存在，而儒家卻曆經千年發展變成了更适應皇權需要的教化武器。用道家的話來說，這大概也算一種“以柔克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