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見，是勤勉與天才的孩子——讀張蔭麟《中國史綱》

以常識看，勤勞與汗水固然是有所成就的前提，古今中外的例子恒河沙數。但人類曆史上如驚鴻般掠過的天才，如天上的太陽，煌煌光芒讓衆星皆暗，讓辛勤耕耘的人們不得不抹着汗水贊歎：佩服佩服。

最近讀到的青年天才有多個，一是三國時期曹魏經學家、哲學家，魏晉玄學的代表人物王弼，注《老子》和《周易》，開一代學術新風，死時年僅23歲。二是用一天時間讀完的《中國史綱》作者張蔭麟，遊學美國的青年才俊， 于抗日烽火的1942年病逝于遵義，年僅37歲。三是胡繩年輕時寫下的《二千年間》，銳利的思想充滿青春的朝氣，少時了了，大亦很佳，胡繩成為近代史研究的先行者。

回到張蔭麟的《中國史綱》，列舉幾處展現思想精微處，體會以一下天才的洞見。

一、從春秋到戰國的嬗替，戰争的打法有了根本的改變，春秋時的面子活兒，到了戰國都不再講究。張蔭麟評價道：“ 春秋時代的曆史大體上好比安流的平川，上面的舟楫默運潛移，遠看仿佛靜止；戰國時代的曆史卻好比湍濑，順流的舟楫，揚帆飛駛，頃刻之間，已過了峰嶺千重。論世變的劇繁，戰國的十年每可以抵得過春秋的一世紀。若把戰争比于賭博，那麼，春秋的列強，除吳國外，全是涵養功深的賭徒，無論怎樣大輸，決不緻賣田典宅；戰國時代的列強卻多半是濫賭的莽漢，每把全部家業作孤注一擲，旦夕之間，以富翁入局，以窮漢出場，雖然其間也有一個賭棍，以賭起家，終于把賭伴的财産騙赢淨盡。”

二、孔墨的地位，書中寫道：“ 春秋時代最偉大的思想家是孔丘，戰國時代最偉大的思想家是墨翟。孔子給春秋時代以光彩的結束，墨翟給戰國時代以光彩的開端。”

三、 戰國的分期：“戰國的曆史可以分為三期：從三晉建侯（前403年）至秦始變法（前359年）凡四十四年。是為初期，從秦始變法至秦齊相帝（前288年）凡七十一年，是為中期；從秦齊相帝至六國盡滅（前221年）凡六十七年，是為末期。”

四：儒家在漢朝成為正統的原因，作者分析道：“儒家之成為正統也是事有必至的。要鞏固大帝國的統治權非統一思想不可，董仲舒已說得非常透徹。但拿什麼做統一的标準呢？先秦的顯學不外儒墨道法。墨家太質樸，太刻苦了，和當時以養尊處優為天賦權利的統治階級根本不協。法家原是秦自孝公以來國策的基礎，秦始皇更把他的方術推行到“毫發無遺憾”。正唯如此，秦朝昙花般的壽命和秦民刻骨的怨苦，使法家此後永負惡名。賈誼在《過秦論》裡，以‘繁刑嚴誅，吏治刻深’為秦的一大罪狀。這充分地代表了漢初的輿論。墨、法既然都沒有被擡舉的可能，剩下的隻有儒、道了。道家雖曾煊赫一時，但那隻是大騷亂後的反動。它在大衆（尤其是從下層社會起來的統治階級）的意識裡是沒有基礎的，儒家卻有之。大部分傳統信仰，像尊天敬鬼的宗教和孝弟忠節的道德，雖經春秋戰國的變局，并沒有根本動搖，仍為大衆的良心所倚托。道家對于這些信仰，非要推翻，便存輕視；但儒家對之，非積極擁護，便消極包容，和大衆的意識相冰炭的思想系統是斷難久據要津的。況且道家放任無為的政策，對于大帝國組織的鞏固是無益而有損的。這種政策經文帝一朝的實驗，流弊已不可掩。無論如何，在外族窺邊，豪強亂法，而國力既充，百廢待舉的局面之下，‘清靜無為’的教訓自然失卻号召力。代道家而興的自非儒家莫屬。”

五、老子的作者是不是老子？作者分析說：“ 老聃傳說是楚人，姓李名耳，做過周室的守藏史。傳說孔子在中年曾往周都向他問禮，又現存的《老子》五千言相傳就是他的遺著。不過老聃既然是這樣一個名人，《老子》書又真是他所作，那麼書中最露骨的主張，像‘絕聖棄知’‘絕仁棄義’之類，和孔、墨的學說都根本不相容的，不應在孔、墨時代的一個半世紀中，絕無人稱引或批評的，而且書中所洩露的社會背景，像“萬乘之國”“取天下”等話，決非孔子時代所有。是以好些史家都不相信《老子》書是孔子同時的老聃所作。但在戰國晚期，這書中所具的學說已成為顯學，而書中的話屢為《莊子》所引，那麼這學說當有一部分産生于莊周著書之前，也許有一部分是承襲孔子同時的老聃的。我們不能起古人于地下，隻好以這樣不确定的結論自足了。”

以上觀點雖稱不上振聾發聩，但其識見足以讓人耳目一新，且都有自洽的學術邏輯。和少年成名的王弼一樣，張蔭麟對曆史的認識，總是閃爍着天才的光芒。這些大腦，像愛因斯坦一樣，腦回路大概是與衆不同的吧？

《中國史綱 》從商代寫到東漢，未能把張蔭麟的研究成果向後延展，被史學界引為憾事。好在，骊珠在握，《中國史綱》如“廣陵散”高古低回，餘響久久不散。

洞見，是勤勉與天才的孩子，這兩口子缺一不可，否則孩子無從出生。

對于天才，不服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