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為大鳥，垂頭中國——從秦文化的獨特性看秦統一的必然性

2022年4月8日下午，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舉辦《秦漢考古與文明八講》系列講座《秦為大鳥，垂頭中國——從秦文化的獨特性看秦統一的必然性》。本講座由西北大學文化遺産學院的梁雲老師主講，舉辦地點位于北京大學考古樓A座101教室。

圖一 梁老師與戰國時代列國地圖

講座一開始梁老師便提及秦國能夠在經過春秋戰國後最終統一中國，與其文化的獨特性有關，本次講座主題就以比較秦文化與東方六國文化為基礎展開，讨論考古學文化所見秦統一的必然性。

圖二 講座現場

東周時期的不同國家都具有其自身獨特性，而其中秦國的文化特征與其統一程序密切相關，這種獨特性可由與東方列國比較後凸顯而出。《史記 楚世家》提及“秦為大鳥，負海内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 這句話發生于楚頃襄王時期，即讨論白起拔郢前夕戰國諸侯的情勢。梁老師以此話說明首先是到了戰國時代中期秦國已擁有中國的三分之二，取得列國間的絕對優勢，另外也反映楚人并不把秦人視為中國的一部分，而是中國的邊陲。秦人也自認與中國有所差異，東方列國與秦出現文化的隔閡。又如戰國時期明确将六國統稱為“山東”，與秦相對，東方六國間互稱兄弟，而秦是“虎狼之國”對其敵視，這些案例在《戰國策》中有許多例證。

另外也可以注意先秦時代對于“山東”的定義變化，周代以前分為東西兩土，周所在為西土；到了西周時代則分為四土；戰國時代由于合縱連橫的出現而再度分為東西二土，其中的山東指郩山以東。這也可以呼應前述的秦與東方各國的差別。

梁老師談及蘇秉琦、李伯謙等人提出古國時代、方國時代與帝國時代的觀念，認為東周時期屬于方國到帝國轉變的“軸心時代”，軸心時代由德國思想家提出，認為該時代東西方都出現哲學突破。在此過程中列國間文化有不平衡性，其中秦與東方六國的差别尤為關鍵，并直接指向了此後延續近兩千年的帝制時代，同時也是中國曆史的重要節點，是帝國時代的開始，也是早期中國的結束。

由以上鋪墊可知在數百年的列國紛争中，秦國能夠脫穎而出并統一天下有其特殊性，可從曆史學方面、文字學方面、和本次講座的焦點考古學方面進行切入分析。首先是曆史學方面，在宋代人洪邁的《榮齋随筆》談及六國多用宗室貴族，秦重用客卿、臧知非的《周秦社會結構研究》認為六國變法并不徹底，未能廢除世官世族制，貴族政治特權依然很大，反觀秦國從春秋時代已開始重用客卿，外加商鞅變法剝奪宗族特權十分徹底、楊照榮等學者提到東方國家的土地私有化比秦國發達，秦在商鞅變法後建立較徹底的國家授田制，楚簡則記錄了當地存在土地交易現象。在文字學方面王國維提出“古籀東西說”認為東周古文字可分為東西兩系統，東方是古文即六國文字、殷周古文。李學勤等人也同意此觀點，認為秦的文字相對東方更為簡約，接近西周文字。

以上這些古史與古文字的研究較為零散，在考古學上楊錫璋、李經漢認為秦和東方各國的社會差別是儒、法兩種型态的對立，如秦的錢币制作比東方各國更集中、陶禮器在東方泛濫而在秦國則消失等。王曉田、高青山等人以及俞偉超、高明等則從考古學的用鼎與陶禮器制度不同來看商鞅變法。

總之與東方列國相比較後梁老師将上述材料與考古學上秦文化的獨特性歸納為以下五點，分别是：

器物群的演化

器用制度變化

墓葬等級序列

墓地等級結構

都城型态演化

1. 器物群的演化

針對器物群的變化，梁老師于講座中強調東方六國器物的變化是連續的漸變，并且能夠依據類型學進行更明顯的分期，這種現象無論在三晉、楚國與齊國都有出現。在這種漸變特征中，新器形出現時舊器形并不會馬上消失，存在兩者共存的階段。

圖三 晉與三晉銅器群演變

但反觀秦國的青銅器群則出現明顯的斷層，東周時代秦國的器物出現了明顯的跳躍式轉變，以春秋戰國之交銅器可分為前期的春秋形和晚期的戰國形。春秋形有其自身搭配，如同簋和鼎搭配、方體甗等；但到了戰國中期出現新的因素，如蓋鼎、圓體甗等晉式銅器，另也有出現巴蜀因素等不同風格的器物。陶禮器等其他器物利用也出現變化，如陶禮器在戰國中後期消失，器物組合也出現突變。日用陶器從喇叭口罐變化、陶釜數量突然增加而陶鬲減少等，另外即使陶鬲也出現了來自現今甘肅東部的戎人文化因素。這些新器物出現後新舊型器物僅有短暫共存，到了戰國中晚期，早期的春秋因素便消失，另外又如蒜頭壺等秦式銅器尚不知其來源，有可能是秦國自身創新的結果。

圖四 秦銅器群

圖五 秦國春秋型銅器(上)與戰國型銅器(下)對比

除銅器外陶器除了仿銅禮器還是日用器都出現明顯的跳躍性，在新器形于戰國時代出現後會立刻出現主流。與東方各國的器物相比，秦國的考古文化出現全面突變，以春秋戰國為界可分為兩種考古學文化，梁老師稱之為考古學文化的突變現象。這種情況表現出同一群人使用了兩種不同的考古學文化，這種案例也可用于啟發對于先周、先商文化的研究。

圖六 秦國春秋型陶器(上)與戰國型陶器(下)對比

2. 器用制度變化

除了銅器、陶器等器物外型的變化，器用制度也出現了明顯的突變式變化。在春秋時代文化突變尚未發生時，秦國的器用制度比東方各國更為傳統。在西周晚期出現了鼎、簋搭配的器用制度，但東方國家于東周時期後逐漸出現貴族陪葬兩套以上列鼎等現象，如太原金勝村M251趙卿墓出現一個大镬鼎以及多套列鼎，共27件。多套列鼎制度的解釋較多，有出現實用器與明器的說法，或出現今式與古式器物等說法，不過梁老師認為可參考《儀禮 聘禮》，文中解釋諸侯以卿作為使者出訪他國時之禮，此時卿大夫可享受國君待遇。器物一組放生肉、一組放熟肉，依據食物進行區分。

圖七 金勝村趙卿墓M251出土銅鼎

新的多套列鼎制度出現于東方列國可能與貴族資源增多與諸侯間交流頻繁化導緻的禮制繁缛化現象，羅泰先生認為這種繁複化是春秋中期的禮制變化，屬于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梁老師認為因為多國同時出現這種現象，應是禮制自然發展的結果。但這種新的多套列鼎制度并未出現在秦國，其表現比東方各國更傳統，如甘肅毛家坪墓地等依然維持西周禮器鼎、簋組合，并未出現數量增多與器物種類增加現象。

圖八 毛家坪M2059号五鼎墓

到了戰國中期秦國則徹底廢棄周代用鼎制度，如五鼎級别的大型墓葬隻使用兩個銅鼎陪葬，廢除了簋使禮器組合不完整。級别高的墓地墓口大，但器物數量少且缺乏簋，且原本流行的彩繪仿銅陶禮器在戰國中期下降，晚期幾乎消失，三晉式陶禮器也減少，改成日用陶器。相對的東方各國依然具有高比例的陶禮器，甚至出現陶禮器數量泛濫現象，如燕下都發現的墓葬出現明顯複古風格陶禮器，如方座簋、方鼎等，可能也能反映燕王禅讓事件等複古風氣。

圖九 燕國墓葬仿銅陶禮器

圖十 東周墓地陶禮器比例曲線圖

玉圭方面西周時期貴族使用玉圭或玉戈等瑞信以标記身分，大型玉圭僅出現在諸侯等級别墓葬。東周時期出現變化，一方面大型玉圭出現于低級别墓葬，另外玉圭數量與有玉圭墓葬比例也增加，東方各國依然使用玉圭甚至出現數量泛濫，也屬于禮制僭越現象。然而秦國在戰國中晚期卻突然不再使用，如春秋中期秦墓大堡子山墓葬依然有成堆圭，但戰國中期後卻消失。秦國出現這種周代器物組合消失的現象原因來自于商鞅變法盡廢周禮，導緻其傳統禮器制度符号系統與社會價值觀發生根本性轉變。

圖十一 東周時期墓地用圭比例變化圖

（黑色實線為隴縣店子墓地，屬于秦墓）

總而言之從銅禮器、陶禮器、玉圭等用器制度來看，戰國時代的文化十分複雜，出現如秦國般對過去的切斷或變化的同時也有東方國家的複古現象。器物使用制度在東方各國與西方的秦國間出現鮮明對比。

3. 墓葬等級序列

除器物外墓葬等級序列也可以展現秦國文化和社會結構與東方列國的不同。西周時期墓葬可分為國君、卿大夫、士與庶民等等級劃分，呈現自上而下的等級序列。

在東周時期東方各國墓葬同樣延續自西周，出現墓葬多階層、小間隔特點，相鄰級别墓葬差異較小，呈現金字塔型結構。如考古發現的晉系陵墓卿大夫墓地與王陵墓地規模相差無幾。規模巨大的輝縣魏國墓葬與楚國貴族墓葬，如棗陽九連墩楚墓、包山楚墓等，在齊國的春秋和戰國早期貴族墓葬也出現較大量人殉以及與楚國類似的階層現象，顯示出貴族勢力巨大。墓葬等級序列說明東方列國社會層級細密，而且中間階層穩固而強大，權力較分散。

圖十二 東周貴族墓葬輝縣固圍村墓(上)、棗陽九連墩(下)

相對于東周墓葬，秦墓出現明顯兩極分化，君主墓葬相對其他階層中小型墓葬而言非常巨大，這種現象從春秋時代已出現，如大堡子山墓地。墓葬規模上卿大夫完全無法與君主比拟，反映秦國出現明顯君主集權而中間階層羸弱，呈現扁平化社會結構，卿大夫權力較少。這種中央君主集權明确現象在東周時期較為特殊。此現象也能反映秦國使用更多客卿，且中下階層社會流動較活躍，東方列國則是貴族勢力發達且偏好任用宗親并推行分封制。

圖十三 秦國雍城秦公大墓與孫家南頭五鼎貴族墓大小對比

4. 墓地等級結構

梁老師在講座中提到墓地等級結構研究可分成兩方面，首先是同一墓地内墓葬間關系以反映社會組織，再來也有較宏觀的同一文化圈内墓地間關系的研究，在此演講中梁老師使用了後一種方面來分析秦國與東方列國間的不同。周代的墓葬等級與等級叙列類似，可分為埋葬國君及夫人的王陵區、卿大夫的族墓與士和庶民的邦墓三層。在東方列國東周時期卿大夫族墓發達，延續時間長且距離國都遠，如太原金勝村的趙卿墓即為春秋時代晉國趙氏家族墓葬，且地點位于家族封地晉陽城西北、輝縣琉璃河墓地可能是晉國卿大夫墓地或衛國公室墓地、長治分水嶺墓地屬于三晉卿大夫等貴族、淅川下寺楚墓包含25座墓葬，是令尹蒍子馮(倗)家族墓地，屬于春秋中晚期延續時間長、南陽彭氏家族墓地是楚國縣治彭氏家族墓。以上現象說明地方貴族勢力強大，且地方封君為世襲制。

圖十四 長治分水嶺墓地(上)與太原金勝村趙卿墓(下)

反過來秦國墓葬兩極分化嚴重，國君墓葬規模巨大而卿大夫等階層墓葬不發達，反映了秦國明顯的君主集權現象，這種現象從春秋時期已出現且延續到戰國時代。另外秦國與卿大夫等公族墓地位于君主墓地旁，如雍城秦公陵園與其附屬墓中，公子家族墓葬位于君主墓葬旁，宗親貴族也埋葬在國都附近。總體來說東方國家卿大夫族墓較發達，延續時間長、距國都較遠，而秦國卿大夫族墓地不發達且多位于國都附近。

圖十五 秦大堡子山墓地位置(上)、雍城秦公陵園與附屬墓(下)

5. 都城型态演化

首都型态也能夠用于反映該國的政治文化生态，梁老師說明在東周時代東方各國屬于城郭分治，将城市區分為貴族區與平民區，呈現大城、小城并列的現象，這種現象普遍出現于東方各國都城，如晉都新田尚未出現大小城，但趙都邯鄲已呈現品字形城郭分治、新鄭在鄭國時代未出現大小城，但南韓時代出現兩城現象、魏都安邑與燕下都都出現兩城制、齊都臨淄小城嵌入大城中，且兩城間的城牆比對外城牆更厚，重點防禦對象反而是東北方的大城，大城可能是姜齊首都，田齊則另辟小城，反映了田齊時代統治者的對立關系、楚國都城也分為大小兩城。

圖十六 齊都臨淄城考古線圖

至于秦國雍城則未出現大小城之分，僅出現一圈城牆，而宮殿區四散于城内且規模大，雍城未分大小城的現象延續至鹹陽城，該城宮殿區分布極大且尚未出現大城，城市大多是宮殿區，反映了秦國的中央集權制。

圖十七 秦都雍城考古線圖

圖十八 秦都鹹陽城考古線圖

總結來說考古學上秦國與東方六國的差異可分為上述六點，器物群演變方面東方是連續變化，秦國跳躍式突變；器用制度方面東方逐漸僭越禮制，秦國商鞅變法盡廢周禮；王陵形制方面六國王陵式中字形或甲字形，秦國則是亞字形；墓葬等級序列方面東方各國屬于多階層小間隔，卿大夫階級穩定且強大，秦國則是兩極分化，卿大夫階級較弱；墓地等級結構方面東方卿大夫族墓地發達，且距離國都較遠，秦國卿大夫墓地不發達且缺乏獨立性；都城形态方面，六國都城出現城、郭分治的“兩城制”，秦都鹹陽則為無大城的“非城郭制”形态，城内大多為宮殿區。

這六點不同中器物群與器用制度用于說明秦與東方列國間不同的文化發展道路，東方屬于連續性漸變，秦國則是跳躍性突變，反映了秦商鞅變法的徹底性與東方變法的不成功與不徹底。首都型态反映了政治、經濟與軍事特色，東方列國的兩城制反映了統治集團内部政治鬥争以及工商業發展和軍事守備需求，秦國非城郭形制則反映君權獨大、工商業不發達且外線作戰等國情。墓葬等級序列可說明東方列國分封制發達，卿大夫等中央階層的穩固與強大，反觀秦國呈現較明顯的君主集權，卿大夫階層羸弱，社會結構兩極分化而扁平化。結合墓葬等級結構與城址等級序列可反映東方列國内部分封發達且長期推行，貴族多有其采邑或封地形成“大都耦國”現象，也證明了史學界對秦國不分封的認識。

梁老師于講座最後總結到考古學上的種種證據反映了秦國與東方六國間不同的發展道路與不同的國情。而秦國不像東方列國般出現公室衰微現象，國君擁有足夠權威以推動變法并取得成功，變法也會反過來強化君主集權。東方列國強大穩定的中間階層導緻激烈的變革流産，屬于路徑依賴現象。而正是在戰國競争激烈時期，高度集權才能調動足夠社會與物質力量以應對兼并戰争，而秦文化的獨特性與改革的徹底性才使其脫穎而出，最終統一中國。

本文經梁雲老師稽核

撰稿丨果志碩

攝影丨果志碩

編輯丨龔梓桑

稽核丨沈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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