薦書 | 白雲翔：東周秦漢服飾考古研究的新成果——讀《漢服的形成》

作者：王方

出版社：科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4年1月

何謂“服飾”？按照現代漢語的釋義，服飾者，“衣着和裝飾”之謂也，古代常以“衣”“服”“衣裳”“衣服”和“衣冠”等稱之。也就是說，“服飾”一語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其狹義，指的是衣服、衣着或服裝；其廣義，則包括衣服之外的其他與衣服直接相關的裝飾以及與美化身體有關的裝飾，如古人曾有将冠、笄、帶、裳、屦稱之為“五服”者。服裝與其裝飾以及人體裝飾密切相關，并且許多情況下是互相搭配、交相輝映，如“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續漢書·輿服志》）等，是以，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研究的實踐中，取“服飾”之廣義是必要的。當然，服飾的核心和主體是服裝（既包括上衣和下衣、内衣和外衣，也包括首服和足衣等），是以也必然成為研究的重點，但将發型、發飾等納入服飾研究的視野，也是必要的。至于人體裝飾品——日語中稱之為“裝身具”，如頭飾、耳飾、項飾、胸飾、腰飾、帶具、帶飾、臂飾、腕飾、指環或戒指、踝飾、足飾等，有一定的獨立性和系統性，是以，将其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領域進行研究也是可行的。

人從動物界演化而來，是通過漫長的勞動而完成的，因為，“勞動創造了人本身”（恩格斯語）。随着人類的誕生，服飾也随之而生。盡管最初的服飾極為簡單原始，可能是一塊禽獸之毛皮，也可能是連綴在一起的幾塊樹皮或樹葉，即“未有麻絲，衣其羽皮”（《禮記·禮運篇》），或“衣皮毛”、“衣皮葦”（《白虎通義·号篇》），或“衣毛而冒皮”（《續漢書·輿服志》）等，但從其誕生之日起就具備了防暑避寒、祛除蚊蟲等物質屬性，同時又具備别男女、遮體羞、美外形等精神屬性。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與動物界的差別是什麼？是衣服，是服飾！人類曆史進入文明社會，随着社會生産力的發展、人們物質生活水準的提高和精神生活的日益豐富，服飾的物質屬性和精神屬性逐漸發展、演進和複雜化的同時，又出現了社會屬性并逐漸得到強化——服飾成為貧富差别的辨別之一、社會地位高低的辨別之一、等級差異的辨別之一、權力大小的辨別之一、族群認同的辨別之一、文化共同體意識的辨別之一、職業分工的辨別之一等等，服飾與整個人類曆史尤其是人類文明史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服飾本身是物質的，但它作為服飾文化的物質載體，其物質形态的變化是服飾文化變遷的“訓示器”，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人類物質文明和公德心演進的“訓示器”。正因為如此，古代服飾及服飾文化研究絕不僅僅是古代物質文化的研究，而是人類曆史尤其是人類文明史研究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大陸有着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多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華古代服飾研究無疑是大陸人類史、文化史和文明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

毋庸諱言，人類古代社會曆史上的服飾都需要考古學研究，但不同曆史階段服飾考古的重點和意義有所不同。就東周秦漢時期的服飾來說，既是大陸古代服飾的一個大轉折、大發展時期，更是服飾文化由多元真正走向一體的關鍵時期，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意義。因為，東周秦漢時期，随着鐵器時代的到來和發展，社會生産力迅速提高，以蠶絲和苎麻、大麻、葛等植物纖維為原料的紡織業獲得空前發展，為服飾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東周時期的四百餘年間，既是諸侯國林立、列國争霸的大動蕩時期，也是學術大争鳴、思想大解放、文化大繁榮的時期，更是社會政治從王國時代走向帝國時代的大變革、大轉型時期；秦漢時期的四百餘年間，伴随着多民族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的建立和發展，中華古代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真正形成。是以，對東周秦漢時期近千年的服飾進行系統的考古學研究，不僅可以全面揭示東周時期複雜多樣的服飾文化面貌，而且可以揭示秦漢時期服飾文化從多元走向一體的演進軌迹，描繪漢服——中華傳統服飾文化之根——生成和早期發展的曆史圖景，更有助于中華古代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形成過程的探究和闡釋。這也正是《漢服的形成》之選題和研究最基本的出發點。

正是基于對服飾考古性質和任務的深刻了解，尤其是對東周秦漢服飾考古之時代特點和學術目标的把握，《漢服的形成》進行了大量深入細緻的工作，取得了積極的成果。這些成果及其學術貢獻或可大緻歸納為以下諸方面。

其一，對迄今考古發現的東周秦漢時期的服飾資料——既包括服飾實物資料，也包括服飾形象資料和簡牍文字資料等進行了全面的收集和分類整理，不僅使本書的研究具有豐富、翔實、紮實的資料基礎，展現出“論從史出”的優良治學方法，而且為學界今後的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其二，通過各種服飾考古資料的綜合分析并與文獻史料有機結合，對東周和秦漢時期的主要服飾類型——上衣、下衣、足衣、首服與發型，以及服裝的質料、紋飾和色彩等，分别進行了系統的梳理，結合“名物”考證，初步從考古學上揭示出不同時期、不同地區、不同類型的服飾樣貌及其特征，可謂當時服飾文化的全景式描繪，盡管這種描繪因資料所限大多還是“點狀的”。

其三，基于對東周列國服飾的細緻的類型學考察，對東周時期服飾文化的多元體系和二進制格局，以及東周服飾的時代性符号——深衣體系的形成進行考古學解構和理論性概括，進一步深化了對東周服飾體系和服飾文化總體特征及其演變的認識。

其四，基于秦漢王朝中心統治區和西南及西北地區服飾類型及其特征的全面梳理和宏觀考察，不僅揭示了當時漢民族的服飾文化面貌及其發展演變和邊遠地區少數族人群的服飾文化傳統及其特點，而且初步建構起秦漢時期服飾文化從西漢早期的多元格局、曆經西漢中期的趨同化發展再到西漢晚期及東漢時期穩定化發展的“三段式”演進模式。這實際上也是從服飾文化的視角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在秦漢時期真正形成進行的深入闡釋。

其五，基于上述各方面的分析和考察，初步厘清了漢服（狹義上專指漢代服飾）以東周時期深衣的樣式為基礎到西漢中期形成具有統一風格和全新服飾面貌的漢服的形成過程，勾畫出了東周秦漢近千年間服飾文化的演進軌迹，從考古學上揭示了“漢服的形成”及其社會曆史和文化動因。王方在書中指出，“漢服的形成和發展一直是在不斷交流中相容并蓄各種服飾元素實作着自身的鞏固、完善和發展”，“漢服已非單純的服飾類型或是對某些具有共同款式特征的服飾類型的統稱，而是漢家禮儀的重要内容，成為漢文化的重要辨別”，并且“奠定了華夏服飾體系的形态基礎”。這些理論性概括，在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漢服熱”持續高漲的今天，對于科學了解和認識“漢服”以及華夏服飾體系，具有重要的文化意義。

其六，關于服飾文化和服飾考古的理論思考和探讨。基于東周秦漢服飾考古學研究的實踐，該書對服飾文化的有關理論問題進行了探讨，如服飾的産生和發展與自然環境、社會生産力、社會經濟形态、思想意識、審美觀念、宗教信仰、社會發展階段以及不同時代的政治文化格局等的内在聯系等；與此同時，就服飾考古的若幹基本問題進行了理論思考和闡述，如服飾考古的學科定位、研究路徑、基本任務和最終目标，服飾考古材料的科學性和局限性問題，服飾考古與服飾史研究的異同及互相關系等。凡此種種思考及其認識，盡管大都是初步的，還需要不斷深化和完善，但它們都是作者在研究實踐中的切身體會和感悟，有些是頗有見地的，對于今後的服飾文化研究和服飾考古及其學科建設，都具有積極的借鑒和啟發意義。

要之，《漢服的形成》無論是考古材料以及文獻史料的收集、梳理和解讀，還是基于考古資料和考古學方法并與文獻史料有機結合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範式和闡釋邏輯，無論是各種類型服飾樣貌的複原還是服飾體系的建構、服飾文化的解構乃至有關服飾文化研究和服飾考古的理論思考和探讨，都取得了積極的成果，對“漢服的形成”做出了初步的考古學回答和書寫。這既是東周秦漢服飾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是服飾考古學研究的一部力作。

當然，該書畢竟是東周秦漢服飾考古的階段性成果，囿于考古資料以及作者精力和積累的局限等，從服飾考古的總體要求來說，書中也還多有缺憾。譬如，将考古資料與文獻史料尤其是出土文獻資料相結合的名物考證作為服飾物質形态研究的基礎作業之一，有待進一步加強；以服飾的物質形态研究為基礎，服飾之精神屬性和精神内涵的研究需要進一步拓展和深化；堅持以考古資料和考古學方法為本研究服飾的同時，将服飾考古成果融入或服務于整體的考古學研究需要更多地思考和實踐；對服飾之“時代性”和“統一性”進行歸納總結和宏觀叙述的同時，對其地域性、季節性、職業性、應用場景和階層差異等給予足夠的關注也是必要的。很顯然，東周秦漢服飾的考古學研究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尤其需要更多的考古發現、更廣闊的學術視野和更深入細緻的研究。但無論如何，《漢服的形成》标志着王方在服飾考古上已經邁出了堅實的一步，并且初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研究範式，隻要沿着這條路子持之以恒地走下去，取得新的學術成果、做出新的學術貢獻，未來可期。

就服飾考古而言，它作為現代考古學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在學科建設上既需要理論的探索，更需要研究的實踐。因為，實踐是學科建設的基礎，實踐是理論創新的唯一源泉。或許有學者認為服飾考古隻不過是古代物質文化研究——這當然是一種誤解；在有的學者看來，服飾考古不是什麼宏大叙事而僅僅是形而下的“國小”而已，但服飾及服飾文化研究在人類文明史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也是毫無疑問的，尤其是在全面解構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今天，其學術意義和現實意義更是顯而易見。令人欣喜的是，已有不少中青年學者加入到了服飾考古的研究隊伍中來，如2015年分别出版的徐蕊同志和鄭春穎同志的博士論文《漢代服飾的考古學研究》和《高句麗服飾研究》，都是古代服飾斷代考古研究的佳作，顯示出服飾考古充滿了活力，具有廣闊的學術和文化前景。我深信，服飾考古必将在中華服飾文化乃至中華文明史研究中書寫濃墨重彩的篇章。

編輯 | 張小築 實習編輯 | 商雨晨

複審 | 馮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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