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丨中華傳統君子人格

“君子”是中華傳統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範疇，是傳統中國人評價人品的重要尺度。“君子”一詞在《周易》《詩經》中已大量出現，最初是對統治者、貴族男子的尊稱。到了春秋時期，孔子豐富了這一詞語的内涵：“君子”不僅僅是指那些貴族官僚了，更主要的是指道德完善、品行高尚的人；相應地，“小人”多指那些道德有疵、品行不正之人。君子、小人對舉，成為對人品高下的評判。

我們所了解的“中華傳統君子人格”主要是指儒家的做人理想。具體來說，就是以“四書五經”為核心的君子人格論。自漢代以來，儒家經書成為中國文化人必讀的聖典，其君子論成為中國各民族最廣泛接受的做人理想。概括起來看，傳統君子人格可展現為“身心和諧的追求”“人際關系的典範”“天人一體的境界”等，這些思想在今天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對于我們做什麼樣的人仍有深刻的啟示。

01

身心和諧的追求

所謂“身心和諧”就是自我和諧，是指有健全的而不是分裂的人格，這是君子的基本素質。做一個身心和諧的君子，在儒家看來，應該以仁為本，禮樂為用。人如果身心和諧，學習、工作自然能夠做好。

“仁”是儒家極為重要的一個範疇。《說文解字》釋“仁”為“親也”。“仁”即讓人親近、親切之感。“仁”另一義是果核的内裡，如桃仁、杏仁等，它是個有生機的活物，種在地上能發芽。從這兩層意思出發，“仁”既有恻怛慈愛之意，亦有生生不息、利人活物氣象。是以，在孔子那裡，仁是道德的根基和最高境界。

據《論語》，每當有人問起一些品行很好的人是否可以稱得上是“仁”的時候，孔子總是答曰：“不知”。（《論語·公冶長》）孔子之是以不輕易稱贊某人為“仁”，乃是因為“仁”是道德的源頭，道德從“仁”中流出，二者是源與流的關系。是以朱熹注《論語》說：“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朱熹《論語集注·公冶長》）宋代理學家朱熹将“仁”視為流行不息的道德全體，應該說這是合乎孔子本義的。二程說：“醫書以手足痿痹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朱熹《論語集注·雍也》注引）這如同一個癱瘓了的人，身體生機不通，就是麻木不仁。不仁就是死物，仁者與天地萬物的生機都是貫通的。是以一個仁者，不僅要讓自己健康地活着，而且也要讓天地萬物成為生命共同體，并與自己的生命互聯互通。

君子之心常駐仁德，恻怛恺悌，愛意充盈，生意盎然。孔子說：“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論語·述而》）君子坦蕩蕩，乃是因為心情樂易和平；小人常憂愁，乃是因為成了欲望的奴隸，焦慮窒息，生機全無。君子心靈是一個自足的無須外求的幸福世界，是以孔子說：“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論語·學而》）君子不求人知，人知我，不喜；人不知我，不愠（惱怒）。君子之是以不在乎别人的評價，是因為他的内在足夠強大，其心靈世界洋溢着生機和幸福。

君子以仁德為家園，形成一個自足的世界。孔子說：“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論語·述而》）君子無論何時，無論何種境遇，都内省不疚，心懷仁德，保持一個樂觀坦然的心态。

“禮”是古代社會中形成的各種交往儀節和行為規範，“樂”指音樂、歌曲、舞蹈之屬，能陶冶性情。禮有收斂限制的作用，樂有發舒娛樂的效果。禮樂是一對沖突，但對人的身心和諧都能起到調節作用。《禮記·仲尼燕居》雲：“君子曰：禮樂不可以斯須去身。”說明禮樂對人的修養非常重要。

禮在周代是各種社會制度的總稱，舉凡治國理政、觀象授時、交往儀節通稱之為“禮”。後世禮的内涵逐漸限于人際交往和個人的行為準則。禮，并不是凝固不變的，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禮。《禮記·禮器》提出“禮，時為大”的原則，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禮要随時代的變化而不斷作出調整，也就是與時俱進的意思。但不論禮怎麼随時變化，其核心意圖沒變：“禮也者……合于人心，理萬物者也。”（《禮記·禮器》）禮就是要建構一種規則和秩序，目的是條理萬物。對于身心和諧來說，禮無論任何時代都是必需的。

孔子十分重視樂教，并把音樂作為“六藝”之一進行傳授。他認為音樂對人身心有益，能陶冶人的情操，理想的音樂應是盡善盡美，不僅形式上美感動人，内容上亦能揚善去惡、弘揚正氣。他評價《韶》樂“盡美矣，又盡善也”（《論語·八佾》）。他認為音樂應具有中和之美，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樂主和樂，禮主節制。禮樂并用，才能真正促進人們身心的和諧以及健全人格的養成。

02

人際關系的典範

君子處理人際關系，講求一個“義”，也就是适宜、合宜。傳統君子人格要求處理好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這五種倫理關系。具體來說就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男女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五種關系擴充開來，構成古代一切的社會倫理關系。

父子關系，講求父慈子孝。作為父親的職責，對于子女，不僅要在物質上将他們撫養成人，更要重視子女教育，《三字經》說：“子不教，父之過。”教育子女首重樹德立品，這是做好一切事業的基礎。身為子女，對于父母長輩要恭行孝悌之道。孔子的弟子有子說：“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論語·學而》）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同“悌”）。做子女的，如果心存對父母長輩的感恩之情，就不會犯法作亂，因為孝子擔心如果為非作歹，就會讓父母揪心和蒙羞。是以孝悌是君子做人之本，也是為仁之本。

仁是恻怛之心，孝悌是仁的發用。一個君子在做人方面，首重孝悌。孔子說：“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孝經·天子》）就是說愛父母的孝子不敢做一個讓人人讨厭的人，敬父母的孝子不敢輕慢他人。愛惜名聲是君子的一個表征，也是孝親的應有之義。當然，儒家提倡孝道的同時，也反對愚孝。《孝經·谏诤》說：“父有争子，則身不陷于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争于父。”“争”同“诤”，進谏勸說的意思。父母有錯時，子女當幫助糾正，不可使父母陷入不義的境地。是以，孝順并非指無原則地順從，愚孝是君子所反對的。

儒家主張君與臣之間相處要有一個适宜的度，這就是所謂君臣有義。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顔淵》）即是說做國君的要有國君的樣子，做臣子的要有臣子的樣子，做父親的要有父親的樣子，做人子的要有人子的樣子。父慈子孝是出于血緣關系，父子有親，是一種天然的情感。而君臣以義相合，合義則成為君臣，不合義則君臣關系也就解體了。是以君臣關系更像是後天的一種契約關系。

君是一國上司人，在德行方面，要作全國的表率，孟子說：“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孟子·離婁上》）國家上司人自身行仁義，品行正派，則能帶動全國人民尊崇道德。臣是負責某一方面的官員，在君的上司下工作。《大學》雲：“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止”，做到的意思。“敬”不僅指對國君尊敬，還有敬業之意。也就是說，作臣子的要敬業，要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在處理君臣關系上，孔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君對待臣子要有一定的禮數，給予一定的尊重；臣為君辦事，要忠于王事，盡心盡力地完成國君交辦的任務。君臣關系是舊時代的政治架構，現在已經不存在了，但個人與國家關系還在。君子處理這些關系，有些原則現在還可以适用。

儒家主張在長幼尊卑之間應建立一種秩序。“長”“幼”在不同的語境下所指對象不同。在古代宗族之内，輩分高的為長，輩分低的為幼；同一輩分中，年高者為長，年幼者為幼；宗族之外的人，則以年齡大小差別長幼。長幼有序，在五倫關系中，主要是指兄弟關系。儒家強調孝悌之道，《論語》中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這個“弟”字通“悌”，本義為敬愛、尊重兄長。從年齡上看，兄在弟先，弟弟要尊重兄長；反過來，作為兄長，也要關愛弟弟，是以《禮記·禮運》将“兄良弟弟（悌）”視為基本道義。

總之，在人際關系處理上，儒家重視處理五倫關系，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男女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倫關系涵蓋了一切的社會關系，五倫關系處理好了，人際關系和諧，社會也和諧。

03

天人合一的境界

“天人合一”是中國非常重要的傳統思想，也是儒家君子人格的必備境界。在儒家看來，“道之大原出于天”（董仲舒《舉賢良對策》），仁、義、禮、智這些人類德性是人天生即有的；這個“天”主要是指人的天性和自然性，不僅僅指頭上的那片天空。是以儒家的“天人合一”觀念，與道家更重視人的自然性不同，主要指道德的天賦性；人能實踐道德，就能天人一體，進入天人合一的境界了。

君子知天。“天”有天然之意。儒家所謂君子知天，主要不是指科學意義上的探究天象，而是為了解道德是從哪裡來的，進而更好地實踐道德。在孟子看來，好逸惡勞、追求肉體享受，“君子不謂性也”（《孟子·盡心下》）。為什麼君子不把這些看作人性呢？因為這樣的性，牛、馬、豬、狗也有；如果這也算人性的話，那等于說豬、狗之類也有人性了，這樣一來人性和動物性就沒辦法差別了。

所謂“人性”是人和動物差別開來特有的性，這種特有的性，在孟子看來就是“仁、義、禮、智”。孟子認為，“仁、義、禮、智”是天賦的人性。他打比方說，人們見到一個小孩子即将掉到井裡，就會情不自禁地想救這孩子，這并非為了沽名釣譽，而純粹是發自人本能的一種“不忍人之心”和“恻隐之心”。這種天然的同情心就是人性，也就是天賦之性。同樣地，人天生有羞恥之心，即便是原始人也知道用幾片樹葉遮住私處，動物卻沒有這種羞恥心。是以孟子說：“無恻隐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孫醜》）

孟子認為，恻隐心、羞惡心、辭讓心、是非心乃是“四德”（仁義禮智）的端芽。人有此四性，就好比人有四肢一樣。人四肢能運動，這是身體的本能；人有仁義禮智“四端”，這是心靈的本能。有這種心靈本能而不去發揮，就如同有四肢而不運用一樣，這等于是“自賊”，也就是自殘的意思。是以在孟子看來，“仁義禮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仁義禮智，并非他人從外在向你内心灌輸的道德教條，而是你天生即有的德性。《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即是說天賦予人的才是“性”。實踐“仁義禮智”四種德性，并讓其發揚光大，就是實作了人的天性。實作了天性就等于與天合一，進入天人一體的境界。

君子下學而上達。孔子主張“下學而上達”；他又說：“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論語·憲問》）這個“上達”即是指君子上通天理；“下達”是指小人隻知徇口腹之欲，境界卑下。上達天理，就是上知仁義禮智來自人的天性，進而實踐這種天性，就是天人一體或天人合一了；換個說法就是實作了大自然賦予人的本性。孟子說：“理義之悅我心，猶刍豢之悅我口。”（《孟子·告子上》）人心天然喜歡美德，就像刍豢（美味）悅我口的道理是一樣的。

君子上達，就是上達這些天賦的道德本性。小人下達，就是隻知追求身體“肉殼子”的欲望。孟子将人的耳、目、口、鼻、四肢等器官稱之為“小體”，将心稱之為“大體”，“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孟子·告子上》）。隻有首先滿足心靈需要，做一個道德的人，才是大人君子。孟子又說：“存其心，養其性，是以事天也。”（《孟子·盡心上》）存心、養性，都是人聽從天意、順應自然的修養工夫。是以，所謂上達，就是上知仁、義、禮、智四德來源于天理，就是天人合一。

孔子重視“上達”，但他又強調“下學”的重要性。“下學”就是下學人事，學做人的道理。孔子說：“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論語·季氏》）儒家十分強調“下學”的工夫，因為生而知之能上達天理的人不多，多數人還是普通資質，而要通過學習而加強道德修養。“下學”的目的是“上達”，反過來說，“上達”也即在“下學”之中。《論語》開篇“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首重一個“學”字，說明學習對人來說是多麼重要！當然，儒家所謂“學”與當今所謂“求知”不盡相同，其主要還是道德倫理之學，目的是做一個“下學而上達”的君子。

君子樂天。“樂天”也是君子“天人合一”的應有之義。《周易·系辭》說：“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的德行是使萬物能夠生存，君子取法于此，存此仁心，即與天地合一。與天為一，即進入人生樂境。是以孟子說：“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盡心上》）之是以萬物皆備于我，是因為心能展現天地的仁德，無物不載，反思此理覺得很真實，就會覺得人天合一，這是非常快樂的事。

孟子還說有“人爵”“天爵”之分。“人爵”就是人的社會地位如官位等，普通人都以此為光榮而追求；所謂“天爵”就是大自然（天）賦予人的無比寶貴的德性。“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孟子·告子上》）。“樂善不倦”是人的天性，實踐此寶貴的天性，人就會無比的快樂。是以孟子說：“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孟子·盡心上》）這是說，仁義禮智是天賦予人心的本能，如能存此心不失，則能由外貌顯現出來，所謂“相由心生”即是此理。由仁義禮智之心呈現出來的面貌，是一種清和潤澤（睟）、豐厚盈溢（盎）的氣色，這是積于内、發于外的深沉之樂。

當孔子讓弟子們各言其志時，曾點說他的志向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聽了之後感歎說：“吾與點也。”孔子為什麼會贊成曾點呢？朱熹認為，曾點“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見于言外”。這是說曾點已達到天人合一之境。二程發揮說：“‘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以上引文見朱熹《論語集注·先進第十一》及注引）天地有生人、生物之德，人能讓萬物各遂其本性，就是天人一體了。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這些都展現了天心天道。曾點已知孔子之志，故有“浴沂”“舞雩”之樂境，這是天人一體、展現仁者之心的快樂。

君子知命。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論語·堯曰》）可見“知命”是君子的一個重要特征。知命是與天人合一有深刻關系的。這個“命”字即是指“天命”。這個“天命”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前面所言“天”（換言之“大自然”亦可）賦予人的一切特質，主要是指仁義禮智人性四德。第二層含義就是世俗所謂“命運”，指人一生的貧富貴賤、運氣好壞等。

孔子所謂的“命運”并不是宣揚神學，仿佛天上真有一個人格神支配着人的命運，孔子并無這個意思。這個“天”其實就是包括人自身因素在内的一切自然、社會和曆史條件。這些衆多的因素交織在一起，具備了一定條件，天就會顯現出一個像，這個像就是所謂“天命”。天命其實是一種不可抗拒的因素，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人順從天命，并不完全是消極的，也有正視現實、接受現實的意味在内。“君子知命”既要知天所布命于人的仁義禮智四德，發掘人的内在的優良品質，這個可以操之在我；又要在富貴利達、得失順逆等個人境遇方面順應命運的安排，不能患得患失、怨天尤人。能做到這兩點，就是君子知命，知命也就進入了天人合一之境。

要而言之，傳統儒家的天人關系，是追求天人合一。其核心思想是人要實踐天或者實踐大自然賦予人這個物種的道德理性，人能實踐仁義禮智，就是發揮了人所特有的天性，使天性得以張揚，就是天人合一了。在儒家看來，仁義禮智是我天生固有的寶藏，發掘此寶藏可以操之在我；至于富貴利達等身外之物，并不是個人想求就一定能求得到的，個人是否富貴利達是由命決定的，這個命也是來自天。順從命運，也是“天人合一”的應有之義。這類似于“隻問耕耘，不問收獲”，有其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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