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沙家浜風景區的紀念館裡，導遊的顯然經過規範化了的解說詞，仍然信誓旦旦地确認《沙家浜》裡的阿慶嫂有着真實原型，但展闆上卻很慎重，僅僅在一角标注出 “阿慶嫂式的人物”字樣。在這一個展闆上，列出了兩個人，一個是範惠琴，另一個是陳二妹。
陳二妹因為譚震林親自接見過，并稱她為阿慶嫂式的人物，而一度時期被指認為真正的阿慶嫂。
是以，至今仍然在報刊上見到“譚震林說，她就是真正的阿慶嫂”這樣的标題。
我們可以看最近發表這樣的文章是一些什麼樣的刊物：
《大江南北》2020年7期刊載 :《“阿慶嫂”施巧計護送譚震林》，作者：顧洪元；
《文史月刊》2016年4期刊載:《“阿慶嫂”智救譚震林》，作者：曉晉；
《文史月刊》2010年4期、《幸福(悅讀)》2010年7期、《鄉鎮論壇》 2010年9期刊載：《“阿慶嫂”智救譚震林》，作者：黃邦在；
《黨史縱橫》2004年11期刊載：《告訴你一個真實的“阿慶嫂”——記阿慶嫂的原型陳二妹》，作者：田寶君。
在這一類文章中，内容大同小異，都有一個譚震林見到陳二妹之後，肯定地說：她，就是真正的阿慶嫂；譚震林夫婦經常住在陳二妹夫婦開辦的茶館裡；她為哺育譚震林新生的二女兒，不惜将自己的親生女兒送往别處寄養；她多次幫助譚震林脫險……
但是事實上，這不過是以訛傳訛。
據譚震林夫人葛慧敏寫給《文彙報》對這一段史實的說明信中，指出，譚震林1982年見到陳二妹的時候，并沒有用如此肯定的口氣，說她就是阿慶嫂。
譚夫人在信中，是這樣回憶譚震林當年與陳二妹見面的談話的：
譚震林問當地政府接待人員：“我們常熟有沙家浜嗎？”
縣裡同志說：“我們常熟有許多浜，就沒有沙家浜。”
接着譚又問：“那麼有阿慶嫂嗎？”
回答：“也沒有。”
譚說：“對嘛！那是藝術塑造。常熟有千百個阿慶嫂和沙奶奶”，他指着陳二妹說：“關林嫂不也是一個嗎？她丈夫是開茶館的。”
譚夫人在信中說，“不能借譚震林同志一時的片言隻語，去确立某一個人‘就是真正的阿慶嫂’，這樣，斷章取義，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錯覺或紛争。”
在《譚震林傳》中，提到這件事的時候寫道：“譚震林晚年重訪常熟時還說：‘1940年我到東路，曾來董浜陳關林茶館店。這位關林嫂，就是當年茶館店的老闆娘，她接待過我們。’”
書中明确标明這段話來自于由常熟市史志辦公室提供的《譚震林1982年5月20日在常熟的談話紀錄》。在《譚震林在常熟》一書中所收錄的《林司令重遊》一文中，也提到了上面這段話，而并沒有稱陳二妹就是阿慶嫂。
與這個以訛傳訛的認定一起同時流傳的，就是阿慶嫂的原型陳二妹智救譚震林的故事，至今仍然隔三岔五地在報刊上以不同的面目再度出現。
這一個傳奇的版本幾乎都有着同樣的叙事語句，可見它們之間有着嚴重的沿襲與克隆關系。至于哪一篇是始作俑者，已經難以找到最原初的版本了。
這個事件的大緻内容是，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後，譚震林從上海回到常熟陳二妹所在的茶館，然後立即去李家壩新四軍駐地，傳達事變真相。陳二妹擔任護送任務。路上，遇到敵人盤查，陳二妹機智地幫助譚震林擺脫了敵人的搜查。
這一說法，也收錄在多本書中：
如關捷著的《銀幕後面的真英雄：李雲龍李向陽等英雄的真實故事》（2013年版）、《中國抗日戰争全景錄：江蘇卷》 （2016年版）、少華著《為中華民族而戰》（2005版）、解軍著《天下第一縱20軍傳奇》（1995年版）都如出一轍地用同一口徑描寫了這一段虎口脫險般的傳奇曆程。
這一切繪聲繪色的傳奇情節，在譚震林夫人緻函《文彙報》的信中，都認為“純屬是虛構”，信中指出，當年在江南指揮新四軍部隊的譚震林根本沒有去過上海，怎麼會有從上海回來之說？
而且，譚震林到部隊去，自有警衛人員護送，無論如何，不會要一個茶館的女老闆娘掩護，是以，這個傳說中貌似栩栩如生地把陳二妹描寫成一個機智的地下工作者，即使我們憑想象，也覺得偏離史實，喪失合理性。
這種傳聞愈演愈烈，直到名正言順地走進了志書中，知情人終于忍無可忍，指出志書把一個已經被否定了的傳聞當成史實的錯誤現狀。
曾經擔任過常熟市檔案館館長的沈秋農直接以标題《編志也應守規矩》作文，抨擊《董浜鎮志》把莫須有且被當事人證明是虛構的傳說引入志書的現象。
沈秋農在這篇文章中，寫道：“為突出陳二妹的分量，該志編纂者在第12編‘人民革命鬥争史’專設一節，節名就是‘譚震林說：她，是真正的阿慶嫂。”
這篇文章措詞激烈地批評道：“更為重要的是，當事人葛慧敏既已做出重要說明和嚴肅批評，《文彙報》已認錯緻歉達30年之久的情況下，志書編纂者為何置若罔聞，執意要将這樣一篇不足信、不可信的資料編入志書，并得到上級職能部門審定通過，以緻造成重大失誤和不良反響，其動機和目的都應問個‘為什麼?’”
在嚴肅的關于陳二妹的記載中，都沒有提到這樣的情節。
楊守松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曾寫過《“阿慶嫂”内傳》，他是實地采訪陳二妹的作家。他并沒有提到陳二妹身上的種種的不可思議的傳奇故事，而是還原了身為一個普通人的真實身份界定，他在《千金難買》中寫道：陳二妹“其實很普通，就像我的母親，樸實而無私，談不上什麼理想、什麼主義、什麼驚天動地，也沒有驚險和傳奇色彩，她隻是憑直感憑良心也憑農民的誠實區分好人和壞人，并且為地下黨做了些瑣碎而又必不可少的貢獻，所有的美化和拔高與貶低和遺忘同樣地庸俗。”
而為《蘆蕩火種》、《沙家浜》提供了原始素材的軍旅作家崔左夫在得知陳二妹被神話成“阿慶嫂”之後，也著文談了他的看法，直指“《阿慶嫂智救譚震林》純屬子虛烏有”。可見，他對這種一味地神話個人的做法，也是持反對意見的。
在陳二妹的傳奇故事中，還提到她所在的茶館，當年曾是譚震林與妻子經常住宿之處，而事實上，當時的知情人回憶（見《沒有穿軍裝的女兵》）:陳二妹的“茶館除接待客人喝茶、供應早點、點心、面條，是個純商業性南方特色的茶館。……江抗有些上司同志路過時，也在茶館裡歇歇，喝杯茶，吃碗面，但從不在茶館裡開什麼會議。因茶館裡來往人員很複雜，是以我們上司人從不在茶館裡過夜。”
這種說法還是比較符合曆史真實的。
《沙家浜》的故事，擁有一個自成體系的封閉環，它總體上反映了中國革命的走向問題，但是在局部的環節上，并不一定完全吻合曆史的曲折而複雜的程序演變。
《沙家浜》的最後一場戲，郭建光帶着戰士奇襲了敵巢穴，取得了沙家浜大捷，戲劇完美地收官落幕。
但曆史事實要遠比戲劇來得更為驚心動魄，也要更為嚴酷慘烈。
實際上，《沙家浜》結尾的武裝力量取得的勝利，意味着也在敵人的心髒裡攪起了太大的波瀾，引起了敵僞的重視。不能不說，接下來在1941年展開的殘酷的“清鄉”與太過轟轟烈烈的暴露自己有着關聯。
而陳二妹的丈夫，也是在這一次“清鄉”中被敵人抓住，犧牲在監獄裡。
而我抗日部隊也在“清鄉”的包剿中，不得不撤離江南。
後來譚震林在對“清鄉”的總結報告中，也承認當時太過于樂觀，對“清鄉”缺乏正确的估計與認識。
在江渭青的回憶錄中，也提到了譚震林當時的樂觀情緒,他在《憶東路反“清鄉”鬥争》一文中寫道：“從主觀上說，我們對日僞的‘清鄉’認識不足，對‘清鄉’的特點缺乏研究。記得我曾向譚震林同志彙報，‘這次鬼子搞清鄉，來勢不同尋常。’譚師長帶點輕蔑的口吻說，‘怕什麼?還不是那麼回事！’”
可以看出，陳二妹的人生經曆，放置在整個的寬幅的江南抗戰形勢中，才能更全面地看到她的付出與犧牲，而把她納入到《沙家浜》這樣一個曆史截面的戲劇作品架構裡，是無法存放她的博大與精深的。
是以，當年的新四軍老戰士1985年就聯名寫信給當地政府，希望：“今後不要再去尋找什麼《沙家浜》‘原型人物’。原型人物是沒有的。現在的先進、英雄人物應以他本人真正的英雄、先進事迹來進行宣傳。”
這也是對曆史人物的尊重。
實際上，把陳二妹這樣的豐富的具有更為曆史意蘊的人物，硬拉進阿慶嫂的架構裡，同樣會看到，是對兩個方面的傷害。
即使從時間來說，陳二妹的事迹也與阿慶嫂的形迹空間難以匹合起來，陳二妹與譚震林的交集是在1940年4月份之後，而《沙家浜》的時間線在1939年，沒有必要把陳二妹強行地拉進《沙家浜》這一虛構的架構中，更沒有必要為陳二妹增添那些她沒有去做過的事。
出現這種情況，正是因為我們今天回首過去，會把曆史看得過于簡單，太容易選擇簡單化地戲劇化演義曆史。《沙家浜》其實已經把曆史作了符号化的演繹，它的成功，是它概括出了那一段曆史，但是它的不足，也是簡化了曆史。
循着這樣的思路，才是《沙家浜》那麼容易觸動人們尋找原型欲望的原因，因為《沙家浜》是粗略化地勾勒了曆史的線條，且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與濃縮性，是以，才導緻這一架構裡可以塞入許多原型，一句話，它的普适性較強，但是《沙家浜》背景裡映射的那一個時段裡的曆史豐富性，卻遠不是這個架構所能包容的。
就是陳二妹的故事，也顯示出擁有更多的可以發掘的曆史内涵，但是非要把她融入到一個其實非常簡單化的戲劇體系裡，注定也是對曆史人物的一次二度傷害。
也許我們今天應該思考的是，如何從《沙家浜》那塊故事的發生地上，重新塑造出一個更為豐富、更為豐滿的形象，讓那些被一個作品激發出輝煌形象的宏大叙事遮掩下的平凡而偉岸人生，能夠更接地氣地走到我們的面前。
這恰恰是我們文藝沒有去做的事，而我們甯願翻炒舊章，在過去的曆史故事裡，加進自己的閉門造車想象。紅色經典的翻拍熱，正是這種不正常心理趨向的一種顯影與外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