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沙家浜风景区的纪念馆里，导游的显然经过规范化了的解说词，仍然信誓旦旦地确认《沙家浜》里的阿庆嫂有着真实原型，但展板上却很慎重，仅仅在一角标注出 “阿庆嫂式的人物”字样。在这一个展板上，列出了两个人，一个是范惠琴，另一个是陈二妹。
陈二妹因为谭震林亲自接见过，并称她为阿庆嫂式的人物，而一度时期被指认为真正的阿庆嫂。
所以，至今仍然在报刊上见到“谭震林说，她就是真正的阿庆嫂”这样的标题。
我们可以看最近发表这样的文章是一些什么样的刊物：
《大江南北》2020年7期刊载 :《“阿庆嫂”施巧计护送谭震林》，作者：顾洪元；
《文史月刊》2016年4期刊载:《“阿庆嫂”智救谭震林》，作者：晓晋；
《文史月刊》2010年4期、《幸福(悦读)》2010年7期、《乡镇论坛》 2010年9期刊载：《“阿庆嫂”智救谭震林》，作者：黄邦在；
《党史纵横》2004年11期刊载：《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阿庆嫂”——记阿庆嫂的原型陈二妹》，作者：田宝君。
在这一类文章中，内容大同小异，都有一个谭震林见到陈二妹之后，肯定地说：她，就是真正的阿庆嫂；谭震林夫妇经常住在陈二妹夫妇开办的茶馆里；她为哺育谭震林新生的二女儿，不惜将自己的亲生女儿送往别处寄养；她多次帮助谭震林脱险……
但是事实上，这不过是以讹传讹。
据谭震林夫人葛慧敏写给《文汇报》对这一段史实的说明信中，指出，谭震林1982年见到陈二妹的时候，并没有用如此肯定的口气，说她就是阿庆嫂。
谭夫人在信中，是这样回忆谭震林当年与陈二妹见面的谈话的：
谭震林问当地政府接待人员：“我们常熟有沙家浜吗？”
县里同志说：“我们常熟有许多浜，就没有沙家浜。”
接着谭又问：“那么有阿庆嫂吗？”
回答：“也没有。”
谭说：“对嘛！那是艺术塑造。常熟有千百个阿庆嫂和沙奶奶”，他指着陈二妹说：“关林嫂不也是一个吗？她丈夫是开茶馆的。”
谭夫人在信中说，“不能借谭震林同志一时的片言只语，去确立某一个人‘就是真正的阿庆嫂’，这样，断章取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错觉或纷争。”
在《谭震林传》中，提到这件事的时候写道：“谭震林晚年重访常熟时还说：‘1940年我到东路，曾来董浜陈关林茶馆店。这位关林嫂，就是当年茶馆店的老板娘，她接待过我们。’”
书中明确标明这段话来自于由常熟市史志办公室提供的《谭震林1982年5月20日在常熟的谈话纪录》。在《谭震林在常熟》一书中所收录的《林司令重游》一文中，也提到了上面这段话，而并没有称陈二妹就是阿庆嫂。
与这个以讹传讹的认定一起同时流传的，就是阿庆嫂的原型陈二妹智救谭震林的故事，至今仍然隔三岔五地在报刊上以不同的面目再度出现。
这一个传奇的版本几乎都有着同样的叙事语句，可见它们之间有着严重的沿袭与克隆关系。至于哪一篇是始作俑者，已经难以找到最原初的版本了。
这个事件的大致内容是，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谭震林从上海回到常熟陈二妹所在的茶馆，然后立即去李家坝新四军驻地，传达事变真相。陈二妹担任护送任务。路上，遇到敌人盘查，陈二妹机智地帮助谭震林摆脱了敌人的搜查。
这一说法，也收录在多本书中：
如关捷著的《银幕后面的真英雄：李云龙李向阳等英雄的真实故事》（2013年版）、《中国抗日战争全景录：江苏卷》 （2016年版）、少华著《为中华民族而战》（2005版）、解军著《天下第一纵20军传奇》（1995年版）都如出一辙地用同一口径描写了这一段虎口脱险般的传奇历程。
这一切绘声绘色的传奇情节，在谭震林夫人致函《文汇报》的信中，都认为“纯属是虚构”，信中指出，当年在江南指挥新四军部队的谭震林根本没有去过上海，怎么会有从上海回来之说？
而且，谭震林到部队去，自有警卫人员护送，无论如何，不会要一个茶馆的女老板娘掩护，因此，这个传说中貌似栩栩如生地把陈二妹描写成一个机智的地下工作者，即使我们凭想象，也觉得偏离史实，丧失合理性。
这种传闻愈演愈烈，直到名正言顺地走进了志书中，知情人终于忍无可忍，指出志书把一个已经被否定了的传闻当成史实的错误现状。
曾经担任过常熟市档案馆馆长的沈秋农直接以标题《编志也应守规矩》作文，抨击《董浜镇志》把莫须有且被当事人证明是虚构的传说引入志书的现象。
沈秋农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为突出陈二妹的分量，该志编纂者在第12编‘人民革命斗争史’专设一节，节名就是‘谭震林说：她，是真正的阿庆嫂。”
这篇文章措词激烈地批评道：“更为重要的是，当事人葛慧敏既已做出重要说明和严肃批评，《文汇报》已认错致歉达30年之久的情况下，志书编纂者为何置若罔闻，执意要将这样一篇不足信、不可信的资料编入志书，并得到上级职能部门审定通过，以致造成重大失误和不良反响，其动机和目的都应问个‘为什么?’”
在严肃的关于陈二妹的记载中，都没有提到这样的情节。
杨守松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曾写过《“阿庆嫂”内传》，他是实地采访陈二妹的作家。他并没有提到陈二妹身上的种种的不可思议的传奇故事，而是还原了身为一个普通人的真实身份界定，他在《千金难买》中写道：陈二妹“其实很普通，就像我的母亲，朴实而无私，谈不上什么理想、什么主义、什么惊天动地，也没有惊险和传奇色彩，她只是凭直感凭良心也凭农民的诚实区分好人和坏人，并且为地下党做了些琐碎而又必不可少的贡献，所有的美化和拔高与贬低和遗忘同样地庸俗。”
而为《芦荡火种》、《沙家浜》提供了原始素材的军旅作家崔左夫在得知陈二妹被神话成“阿庆嫂”之后，也著文谈了他的看法，直指“《阿庆嫂智救谭震林》纯属子虚乌有”。可见，他对这种一味地神话个人的做法，也是持反对意见的。
在陈二妹的传奇故事中，还提到她所在的茶馆，当年曾是谭震林与妻子经常住宿之处，而事实上，当时的知情人回忆（见《没有穿军装的女兵》）:陈二妹的“茶馆除接待客人喝茶、供应早点、点心、面条，是个纯商业性南方特色的茶馆。……江抗有些领导同志路过时，也在茶馆里歇歇，喝杯茶，吃碗面，但从不在茶馆里开什么会议。因茶馆里来往人员很复杂，所以我们领导人从不在茶馆里过夜。”
这种说法还是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
《沙家浜》的故事，拥有一个自成体系的封闭环，它总体上反映了中国革命的走向问题，但是在局部的环节上，并不一定完全吻合历史的曲折而复杂的进程演变。
《沙家浜》的最后一场戏，郭建光带着战士奇袭了敌巢穴，取得了沙家浜大捷，戏剧完美地收官落幕。
但历史事实要远比戏剧来得更为惊心动魄，也要更为严酷惨烈。
实际上，《沙家浜》结尾的武装力量取得的胜利，意味着也在敌人的心脏里搅起了太大的波澜，引起了敌伪的重视。不能不说，接下来在1941年展开的残酷的“清乡”与太过轰轰烈烈的暴露自己有着关联。
而陈二妹的丈夫，也是在这一次“清乡”中被敌人抓住，牺牲在监狱里。
而我抗日部队也在“清乡”的包剿中，不得不撤离江南。
后来谭震林在对“清乡”的总结报告中，也承认当时太过于乐观，对“清乡”缺乏正确的估计与认识。
在江渭青的回忆录中，也提到了谭震林当时的乐观情绪,他在《忆东路反“清乡”斗争》一文中写道：“从主观上说，我们对日伪的‘清乡’认识不足，对‘清乡’的特点缺乏研究。记得我曾向谭震林同志汇报，‘这次鬼子搞清乡，来势不同寻常。’谭师长带点轻蔑的口吻说，‘怕什么?还不是那么回事！’”
可以看出，陈二妹的人生经历，放置在整个的宽幅的江南抗战形势中，才能更全面地看到她的付出与牺牲，而把她纳入到《沙家浜》这样一个历史截面的戏剧作品框架里，是无法存放她的博大与精深的。
因此，当年的新四军老战士1985年就联名写信给当地政府，希望：“今后不要再去寻找什么《沙家浜》‘原型人物’。原型人物是没有的。现在的先进、英雄人物应以他本人真正的英雄、先进事迹来进行宣传。”
这也是对历史人物的尊重。
实际上，把陈二妹这样的丰富的具有更为历史意蕴的人物，硬拉进阿庆嫂的框架里，同样会看到，是对两个方面的伤害。
即使从时间来说，陈二妹的事迹也与阿庆嫂的形迹空间难以匹合起来，陈二妹与谭震林的交集是在1940年4月份之后，而《沙家浜》的时间线在1939年，没有必要把陈二妹强行地拉进《沙家浜》这一虚构的框架中，更没有必要为陈二妹增添那些她没有去做过的事。
出现这种情况，正是因为我们今天回首过去，会把历史看得过于简单，太容易选择简单化地戏剧化演义历史。《沙家浜》其实已经把历史作了符号化的演绎，它的成功，是它概括出了那一段历史，但是它的不足，也是简化了历史。
循着这样的思路，才是《沙家浜》那么容易触动人们寻找原型欲望的原因，因为《沙家浜》是粗略化地勾勒了历史的线条，且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与浓缩性，所以，才导致这一框架里可以塞入许多原型，一句话，它的普适性较强，但是《沙家浜》背景里映射的那一个时段里的历史丰富性，却远不是这个框架所能包容的。
就是陈二妹的故事，也显示出拥有更多的可以发掘的历史内涵，但是非要把她融入到一个其实非常简单化的戏剧体系里，注定也是对历史人物的一次二度伤害。
也许我们今天应该思考的是，如何从《沙家浜》那块故事的发生地上，重新塑造出一个更为丰富、更为丰满的形象，让那些被一个作品激发出辉煌形象的宏大叙事遮掩下的平凡而伟岸人生，能够更接地气地走到我们的面前。
这恰恰是我们文艺没有去做的事，而我们宁愿翻炒旧章，在过去的历史故事里，加进自己的闭门造车想象。红色经典的翻拍热，正是这种不正常心理趋向的一种显影与外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