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選自高林著《皇帝圓舞曲：從啟蒙到日落的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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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爾泰（1694—1778）
伏爾泰是一個奇妙的人，很多時候我們并不了解他，因為我們大多沒看過《哲學書簡》，也沒看過《風俗論》。但假如我們堅持着看完了《哲學書簡》《風俗論》，甚至《老實人》，我們就真的了解伏爾泰了嗎？！
如果我們像一個 18世紀末的外省青年那樣熟讀伏爾泰作品，然後來到巴黎，坐在某個咖啡館裡，搞不好盧梭正在你身邊下象棋；或者在某個夫人的沙龍裡，旁邊是邦雅曼 貢斯當，然後我們就伏爾泰和他的思想侃侃而談。你很快就會發現，大家紛紛露出一種驚奇的神色，拿看外星動物的表情看着你……終于有人鼓起勇氣上來拍着你的肩膀說：“您談論的真的是我們的阿魯埃老爹嗎？”
接着你轉過來聽他們說，聽他們聊他們眼中的伏爾泰，你會想問和他們同樣的問題：“我們談論的真的是同一個伏爾泰嗎？”
段子手的黃金時代
在我們看來，伏爾泰是一個偉大的哲學家，對他們來說，伏爾泰也是一個偉大的哲學家，但我們的哲學家伏爾泰是《哲學書簡》或者《哲學詞典》的作者，而他們的哲學家伏爾泰是一個滿嘴“俏皮話”或者“格言”的段子手。
僅僅是伏爾泰一個人有這種雙重形象嗎？如果有人說，偉大的哲學家狄德羅其實是想錢想瘋了，孟德斯鸠是繼承了伯父的職位馬上抛售變現才過上了優哉遊哉的生活，霍爾巴赫是因為伯父死了才實作了财務自由，我們對啟蒙思想家的固有印象豈不是碎成一地？
其實隻要我們認真看他們的著作，要發現這個被遺忘的世界的隻鱗片爪也并不是什麼難事。伏爾泰說，出版審查其實毫無必要，因為十個人裡隻有一個讀書，讀書的十個人裡九個隻看小說，剩下那一個看哲學的十有八九還看不懂。孟德斯鸠說，他們的時代裡，人們隻在每天起床之後和出門之前看看書，就是為了待會兒在别人面前去談論它。這兩句話幾乎可以為我們還原啟蒙時代讀者世界的全貌。
那是一個君主試圖和才智之士分享權力的時代。法蘭西大君主國在專制程度和宮廷的華麗優雅方面都走上了巅峰。在法蘭西大君主國之内，隻有一個人的思想是有價值的，隻有一個人的判斷是正确的，那就是國王，貴族已經不再能生龍活虎地提出意見了。
1666年，柯爾貝爾向路易十四引薦皇家科學院成員
當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登上王位時，失去了敵手的國王也因為寂寞而失去了動力。現在法國國王希望能有更多更有趣的人來填補那些管住自己嘴巴的貴族。于是，在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時代開始蓬勃發展的沙龍文化綻放了。人們非常清楚，要飛黃騰達其實隻有一個條件，那就是讓國王注意到你。而讓國王注意到你的最好辦法就是“格言”或者巴爾紮克所謂的“俏皮話”。
巴爾紮克說，法國人是可以為了一句“俏皮話”而抛頭顱灑熱血的。每一個進入沙龍的人都有且隻有一個評定标準，那就是脫穎而出，讓别人注意到你。對沙龍女主人來說，這些“才智之士”就像賽馬場上的馬，每一次晚宴、每一次下午茶都是精挑細選的，各種風格、領域裡的“賽馬”被認真地配置設定在他們的座位上。你以為去侯爵夫人家吃晚餐是真讓你吃東西嗎？在沙龍裡待一晚上其實比躲在書房裡寫書累太多了。但是風險和回報也高太多了！
《在若弗蘭夫人沙龍裡誦讀伏爾泰的悲劇〈中國孤兒〉》
說到風險和回報，在 18世紀末，有一個國家已經形成了成熟的讀者群。那就是英國！在英國，一個成功的作家已經可以靠寫作的收入養活自己。從亞曆山大 蒲伯到寫恐怖小說的安娜 德 拉德克裡夫夫人，如果你看了《成為簡 奧斯汀》這部電影，你就會記得簡 奧斯汀想跟男主私奔的時候去拜訪了拉德克裡夫夫人，希望自己能像她那樣靠寫作生活。
但遺憾的是法國不行，原因是兩面性的：一是法國的文化水準雖然很高，但卻沒有形成一個有版權意識的讀者階層。在法國，即使你是莫裡哀這樣公認的喜劇大師，你也不确定自己這輩子能否賺到錢，他死了之後，人們發現他的家産已經賠得差不多了。
另一個原因是作家自己過得太奢侈，在凡爾賽幾乎隻有兩種生活可供選擇：“人上人”的生活和為人上人服務的人的生活。而很多作家其實都不富裕。别看伏爾泰叫“德 伏爾泰”，但這是筆名，伏爾泰本來叫弗朗索瓦 阿魯埃， “德 伏爾泰”是他給自己起的貴族式的筆名。孟德斯鸠就好多了，他是真貴族還有倆男爵的爵位，但如果沒有伯父留下一個可以賣了變現的法官職位，孟德斯鸠也不會那麼悠閑。
是以在舊制度晚期，一個法國文人沒什麼家底，卻必須過人上人的生活，他有什麼方法嗎？進入體制内和迎娶白富美。是的，雖然時間流逝了200多年，但任何時代的天才小哥走上人生巅峰還是要靠這兩條路。
沙龍讓人趨之若鹜，也正是因為它是通往這兩條路的大門。白富美家敞開大門招待賓客，隻要你吸引到夫人的注意，說不定你就兩件好事一起趕上了。在沙龍裡紅了，夫人們會記住你，更重要的是整個凡爾賽的貴族社會會記住你。你要打動夫人，又要打動其他人，怎麼辦？
那時候，和我們這個時代一樣，靠說話，靠說笑話，我們這個時代有了一個更準确的詞——“段子”。
但段子也分怎麼講，一桌人裡十個有九個是段子手，你覺得你該怎麼講？“我有個同學……”說完這句你就可以閉嘴了，好好吃你的飯，因為明天你就沒機會再來了！是以必須簡短、必須有趣、必須有深刻的内涵，還要逗樂。
對，凡爾賽要的就是“機智”，“機智”就是幽默、聰明而且充滿哲理地說話，這話還不能長，否則餐桌上沒人耐心聽你講。
這就是伏爾泰時代的遊戲規則。
伏爾泰的橫空出世
伏爾泰肖像
伏爾泰的生平其實和另一個法國大作家的生平非常相似，那就是雨果。伏爾泰和雨果的前半生都是一個努力攀爬社會金字塔的過程。而且他們在人生的中間階段就已經爬到了一個相當高的地位。假如他們的生平到此戛然而止，他們在曆史上的地位和形象絕不會有今天這麼高大。
就像雨果最初不是一個小說家一樣，伏爾泰最初的夢想也不是成為一個哲學家，相反，雖然他經常貶低詩歌，但他最初的夢想就是成為一個詩人。做一個詩人而且是古典的悲劇詩人，頌揚崇高的品德、高尚的情感和令人落淚的自我犧牲，在路易十四時代就意味着登上法蘭西文壇的巅峰。波旁王朝塑造了高乃依和拉辛這兩個典範，他們是法蘭西大君主國的維吉爾 。自此以後，法國的文人都希望自己成為下一個拉辛。
拉辛輝煌的生命在伏爾泰五歲那年終結，伏爾泰不想成為另一個拉辛是不可能的，是以他寫了大量的劇本和詩歌。他今天幾乎已經被遺忘的史詩《亨利亞特》就是他希望用來砸開凡爾賽宮大門的敲門磚。但遺憾的是，伏爾泰生不逢時，很多年以後他自己說路易十五的宮廷裡已經沒有另一個拉辛的位置。其實不單路易十五的宮廷裡沒有，路易十五成年以前攝政王的宮廷裡也沒有。當一個滿腦袋崇高理想的青年阿魯埃出現在我們剛才描述的那種風格的宮廷裡的時候，他肯定不招待見。而且伏爾泰在這崇高莊嚴的一面之外還有尖酸刻薄逮住什麼黑什麼的一面。這兩種反差極大的特質結合在一起會帶來什麼也就不言而喻了。
《伏爾泰與羅昂·夏伯的沖突》 威廉·奧查森爵士畫作
伏爾泰希望攝政王能夠成為他的保護人，結果攝政王送他進了巴士底獄。在巴士底獄裡待了一年半，青年阿魯埃不但沒有被自己的不幸激怒，相反，他真正認清了凡爾賽的遊戲規則。更重要的是，當他終于被放出來時，他還有了第二次機會，攝政王喜歡他尖酸刻薄的一面，隻要他挖苦的不是自己，攝政王很快又接見了伏爾泰。談到自己的牢獄之災，伏爾泰向攝政王表示：承蒙國王陛下供給我飲食，真是不勝感激，但是“懇求殿下下次就别再提供住處了”！這句話收到了全部的效果，段子手伏爾泰誕生了。
但人紅是一回事，作品紅是另一回事。伏爾泰掌握了凡爾賽的遊戲規則，但凡爾賽已經不需要另一個拉辛了。伏爾泰要認清這一點還需要等很久，在追求成為另一個拉辛的道路上，伏爾泰孜孜以求的結果是，他已經被其他作家甩在了身後，孟德斯鸠作為一個愉快的富二代在巴黎靠着《波斯人信劄》聲名鵲起，而伏爾泰靠《哲學書簡》扳回一局還要等上很多年。在即将被衆多的“大師”淹沒的歲月裡，伏爾泰最大的收獲其實是得到了夏德萊夫人的愛。依靠夏德萊夫人的門路，伏爾泰在法國保持着自己的名聲，更重要的是，他在歐洲打開了一片藍海。
伏爾泰最初發迹是在英國。法國攝政王要聯合英國一起抵抗西班牙國王，伏爾泰長期無人問津的《亨利亞特》描述法國宗教戰争，而且主角亨利四世是當年聯英抗西的英雄，是以《亨利亞特》瞬間就具有了弘揚英法兩國偉大友誼的色彩。《亨利亞特》不但找到了出版商，而且預訂的讀者裡英國大人物層出不窮，甚至包括未來的首相沃爾波爾 。一個在英國出名的法國作家，自然也引起了凡爾賽宮的重視，主張聯合英國的法國大臣弗勒裡紅衣主教也跟伏爾泰有了聯系。但伏爾泰走上自己人生的巅峰還不是靠英國人。
伏爾泰在沙龍裡練就的這一套手段的真正價值在于替君主做宣傳。法蘭西大君主國的國王已經不需要宣傳了，路易十五才不需要靠君王的個人魅力來為國家做貢獻，那一套是亨利四世或者路易十四幹的，路易十五作為歐洲最強大的君王隻要放手讓大臣去為他赢得榮譽就行了。但好在歐洲君主衆多，尤其是宮廷多如牛毛的德意志，還有大票的君王要重走波旁王朝的創業之路。在上層階級裡，人人都以說法語為榮。俄國貴族能說法語就不說俄語。如果确實不會講法語那也要同時做到講不好俄語，或者不好好講俄語，在說俄語的時候加鼻音，這樣顯得有法語味。德意志自然也是，德國貴族會非常真誠地跟你說：“你等等，讓我想想怎麼用德語跟你說這個詞。”這是一個法國外交官不用學外語的好年代。他們太需要伏爾泰這樣的人了。
尤其是此時年輕的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一心想要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啟蒙運動所推崇的開明君主的标本。伏爾泰對于實作他的這個目标簡直是最好的工具。伏爾泰說話深刻、有趣、吸引人，富有哲理，還易學易懂。伏爾泰說的是格言嗎？不！這簡直就是年度廣告詞啊。伏爾泰找到了屬于他的藍海，在法國、英國、普魯士到處都吃得開。這個道理後來狄德羅也學會了，是以他從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那裡撈了一票 。
《腓特烈大帝在無憂宮的長笛演奏會》 門采爾畫作
其實，狄德羅在撈錢的本事上也不是伏爾泰的對手，伏爾泰可不是白白給普魯士的腓特烈二世提供創意的。他去普魯士的條件是腓特烈答應支付他兩萬利弗爾的年薪（離開法國時，他順手以六萬利弗爾賣掉了他的法國宮廷侍從官頭銜）。在普魯士，伏爾泰也不放過任何能掙錢的機會，但不幸的是他在薩克森國債投機上遭受了著名的打擊。薩克森選侯邦發行過一種債券，價值跌到了原票面價格的一半。腓特烈曾要求普魯士人購入的這種債券到期以後，應以和面值相當的黃金來償付。但有些狡猾的普魯士人在國外低價購入債券，再回普魯士以票面全額換回。于是，腓特烈下令禁止進口這種債券。伏爾泰“頂風作案”，委托猶太銀行家希爾施為他從國外大量購入薩克森債券。當希爾施警告說這些債券無法合法帶進普魯士時，伏爾泰打包票說自己在政府有關系，能保護他。可後來伏爾泰和希爾施鬧崩了，一直吵到法庭上，這一非法投機就這樣曝光于世。而腓特烈評論此事時也用了一句格言：“我們的這位哲學家朋友，在錢的問題上可真不像個哲學家。”
最後的霞光
通過在全歐洲的一番折騰，伏爾泰不但發了财，而且憑借他在腓特烈二世宮廷裡的影響和威望，在法國也受到了重視。伏爾泰聲名在外，又有夏德萊夫人的力挺，他真正走上了人生的巅峰：他當上了法蘭西學院院士，佩戴着宮廷侍從的金鑰匙。如果伏爾泰此時離世，他依然會被看作路易十五時代風尚的化身，但絕對不足以命名一個時代。
但命運就是這樣， 1749年夏德萊夫人死了， 1753年伏爾泰跟腓特烈的交情也告吹了。雖然功成名就甚至也發了财，但伏爾泰正在走向舞台邊緣，沒有人需要伏爾泰了。這就像 1848年以後的雨果，也正和就要到比利時去寫《懲罰集》的雨果一樣 ，曆史上的那個光芒萬丈的伏爾泰也要等到這一刻才剛剛浮出水面。
11848年六月革命後，原本政見保守的雨果逐漸轉向共和立場。在總統選舉中，雨果投票支援拿破侖三世。1851年 12月，路易—波拿巴發動政變，恢複帝制，雨果流亡國外達 19年之久。流亡期間，雨果不斷地創作文學作品對拿破侖三世進行諷刺，包括著名的小冊子《小拿破侖》、政治諷刺詩集《懲罰集》。在這一時期，雨果成為一位偉大的為道義而戰的鬥士。
當卡拉訴訟案發生的時候，伏爾泰正躲在瑞士邊境，處境安穩。此時的他要錢有錢，要地位有地位，唯一缺的東西就是崇高和不朽。當人們為了類似的事情讓還在艱苦掙紮的盧梭站出來仗義執言的時候，盧梭很狡猾地推辭了，而伏爾泰這樣一個耶稣會士培養出來的文人，卻站出來說話了，而且爆發出了足以震驚整個時代的力量。因為他喊出了整個啟蒙運動最崇高而且最值得被後世銘記的一個主張——寬容。
啟蒙運動推崇理性反對愚昧，強調手段的高明和巧妙勝過了目的本身是否正當。這種主張發展下去，就是瘸子塔列朗和梅特涅在政治上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冷酷的功利主義。但作為啟蒙運動旗手和啟蒙時期風尚化身的伏爾泰，那個對自然諷刺挖苦的伏爾泰，卻喊出了啟蒙運動裡少有的溫情的主張。也正是這一點讓伏爾泰超過了所有的競争者。
伏爾泰聰明，他的競争者們也不傻；伏爾泰諷刺挖苦，每一個希望戰勝伏爾泰的人就會顯得比他更惡毒。伏爾泰總是用笑聲宣布一個對手的滅亡，是以每一個想要成為伏爾泰的人都喜歡笑，而且尋找一切可笑的人加以嘲弄。但是，伏爾泰這個穿着繡花禮服，戴着假發，佝偻着腰的狡猾老人，突然站直了，高聲宣布了一個他的追随者永遠都不會去在意的主張。
這件事給伏爾泰的生平畫上了最輝煌的一抹霞光，也彌補了啟蒙運動中冷酷的理性所缺少的道義力量和人類善良的天性。
1778年， 84歲的伏爾泰歸來，整個巴黎萬人空巷，人們說那一天的歡呼聲是巴黎人在歡迎他們真正的君王。網紅伏爾泰和哲學家阿魯埃的形象也随之結合在一起。回到離别 29年的巴黎之後，阿魯埃老爹的生命也走到了盡頭，他在征服了這個他曾經夢想征服的城市後，隻在輝煌中生活了幾個月就與世長辭。1791年，人們把他的靈柩送進先賢祠，在那裡，阿魯埃老爹傲視所有曾經和他競争的人，就像和他亦敵亦友的封特奈爾驕傲地坐在所有抨擊自己的小冊子上。在那裡，他要等上将近一個世紀才能等到雨果。
位于先賢祠的伏爾泰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