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萊布尼茨（上）——做一枚快樂的單子

劉剛

十七世紀歐洲人的文化大發現

真正懂得中國這個“曆史奇迹”的，另有其人，他是萊布尼茨。

在了解他對“中國”的看法之前，我們先來了解一下他這個人。他是17世紀的德國人，在此，我們特别要強調一下歐洲的“十七世紀”，德國哲學家漢斯·波塞爾（HansPoser）在《萊布尼茨的與歐洲對中國的興趣》一文中，這樣說道：十七世紀，歐洲人在文化方面最偉大的發現是認識了中國，他們從中國，發現了一種與西方文化旗鼓相當的文化，發現了一個高度發達而又陌生的帝國。

此前，歐洲人對于中國的認識，多半是從絲綢與瓷器等物質文明的成果上來确認的，從17世紀開始，通過傳教士的傳媒，歐洲人已從思想文化上，發現了一個與他們迥異其趣卻可以并論的中國，這是歐洲人繼地理大發現之後的一次文化大發現。

這一片文化新大陸，不但以形而下的器，還以形而上之道，吸引着歐洲人的眼球，使其目光，從中國文明的樣式，轉向中國人的思想，開顯出理性的模樣。

這要歸功于耶稣會士，他們對中國的描述，啟迪大量歐洲讀者。也就是說，當萊布尼茨思想成熟時，中國已成為歐洲日常話題。

英國哲學家懷特海在其著作《科學和現代世界》中，稱歐洲人的17世紀為“天才的世紀”，而“天才中的天才”，有法國笛卡爾、英國牛頓，德國萊布尼茨，羅素在《西方哲學史》裡寫到萊布尼茨，竟然情不自禁稱贊他為“一個千古絕倫的大智者”。其思想，簡直出神入化，所到之處，無不放出理性的卓越光華。

但凡學問所在，皆為其思想之宅，無論哲學、數學、神學以及其他種種科學，無不卓越，其卓越處，或多或少，亦可見中國因素的影響，透露出中國的思想。

李約瑟認為，萊布尼茨的有機論哲學，就含有中國思想，他指出，當有機論來臨的時候,人們發現，許多思想家，已經為它開通了道路，回溯一下它的曆程，從懷特海到恩格斯，到黑格爾,從黑格爾到萊布尼茨，然後，它的靈感就不再是歐洲的了。

萊布尼茨是歐洲有機論哲學的一個來源，但源頭，并不在他那裡，而是在東方。李約瑟确認其靈感的源泉來自中國思想，受益于莊周、周敦頤和朱熹等人。

漢斯·波塞爾說，17世紀中葉以後，歐洲人對中國的興趣，又增加了兩條，一條是對文字的興趣，另一條是對倫理的興趣，這兩條，均與萊布尼茨有關。

陳樂民在《萊布尼茨和儒學》一文中，也提到了萊布尼茨對文字的興趣，但其不是語言學的興趣，亦非對漢語和漢學的興趣，而是對數學與形而上學的興趣，他要為數學和形而上學的結合找到一種“新方法”——符号，以之為“普遍文字”。

此種文字，非一隅之用，亦非一國所用，而是舉世通用。這還不夠，還要能表達思想，非漢語思想，亦非拉丁語思想，那是不被任何一種民族語言及其國家觀念所局限的思想——“普适思想”，這樣的思想，隻能用惟一文字來表達，那就是“普遍文字”——符号，它不屬于現行文字，無論表音，還是象形，作為符号，它屬于純粹理性。

語言，是人類分歧的根源，那分歧，在“巴别塔”裡就已發生。

文明初現時，人類還沒有語言，他們通過自然發聲和手勢表達需求，故天南地北之人，相逢一處，彼此之間，很容易進行交流，可以說，那是一個真正的人類性時代。不幸的是，語言接踵而來，據說，那是神的安排，因為神不願意人類團結起來。

也許，語言的出現，就是神對于人類的一個惡作劇，或者說，是神之于人類的一個文明實驗，神把語言的種子播種在不同地域的人群中，使之分别生長，長成不同的文明樣式，形成異樣的民族與國家，造就差異化的社會與階級，以之為文明标志。

人類的原始統一性因之而解體，文明的程序，處于不斷的分化之中，出現了你追我趕的曆史态勢，形成了争奇鬥豔的文明樣式——自由主義和專制主義。

但神還是留了一手，将這一手留在了東方。那是怎樣的一手啊！保留了人類的原始統一性，使之自然生長，長出了一個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中國”模樣。

真正的西方文明，不是從西歐開始，而是從西亞開始，從巴别塔出現的那個地方開始，也就是在古巴比倫地區，那裡是兩河流域，西方文明的源頭就在此。

東方也有兩河流域，中國文明也是從那裡開始，河出昆侖，水源于此，文明的源頭也在此，兩條大河，天南地北，由西向東，從世界最高的山——昆侖山到地球最大的海——太平洋，高原與平原，江湖和江海，還有草原與大漠，丘陵和山脈，為原始統一性的文明程序，預留了自然生長的曆史地理空間，非以分化竟進，而以統一兼取。

那保留了原始統一性的文明，在黑格爾看來，便是“非曆史”，本來為世界曆史的起點，終因其裹足不前，被遺落在世界曆史的局外，然自謝林看來，則為“非神話”，中國自居于未開化的自然狀态的“天”，始終未能邁出通往“神”的那一步。

可萊布尼茨的看法，跟他們不一樣，在《中國近事》的序言中，他這樣說道：在地球兩端的東西方，出現了全人類最偉大和最發達的文明，我相信，這是命運的安排，大概是天意要讓這兩個文明程度最高、地域相隔最遠的民族攜起手來，使得位于它們之間各個民族都過上一種更為合乎理性的生活。為此，他稱“支那”為“東方的歐洲”。

令人驚訝的是，萊布尼茨竟然把歐洲與中國稱作“兩個民族”。這與近代以來歐洲分裂為不同的民族國家的實際情形正相反。

中華民族，可以說是多民族的統一，而歐洲人卻非統一民族，近代歐洲人，被分解為國家形态的多個獨立的民族單元，就連基督教的統一性，也被他們的民族性分解了，所謂“近代性”，就是國家的民族性，所謂“近代化”，也就是國家民族化。

民族性的根源，在于語言發生，可民族性的自覺，要到了近代國家形成，那才真正出現，此前，歐洲有城邦國家、封建國家，還有帝國，雖與血緣和地緣相關，具有民族性因素，但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民族國家的興起，要靠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便是民族性自覺的标志，它要立個民族精神的文明根柢，擷取主權國家的政治樣式，如果說文藝複興運動是從教會神權的束縛中解放人性及其個人權利，那麼宗教改革運動則是以政教分離來擺脫教會神權的控制實作國家主權的目的。

用了個人權利和國家主權這樣兩根曆史的杠杆，終于撬動了教會神權，而第一個來撬動者，便是馬丁·路德，他是16世紀的德國人，當其主張“上帝在我心中”時，我們便會想起早于他700年的中國唐朝僧人馬祖道一說的一偈：“即心是佛”。此兩者，是何等的惟妙惟肖啊！當馬丁·路德指出，信徒能以個人閱讀的方式，通過《聖經》體認并信仰上帝，而不必經由教會及其宗教儀式時，我們發現禅宗之于佛教也正是如此。

這本來是他一個人的文藝複興，是他作為神學家的個體性對于“上帝的義”和“人的信”的宗教感悟和信仰體認，其“因信稱義”的宗教個體性，同教會神權起了沖突，使得教會以緻命的自負開除其教籍，并對其個人權利及其生命安全進行侵犯。

此時，國家主權便參與進來，對他施以援手，同教會神權對抗，是以，我們可以說，民族國家的興起，緣起于個人權利與國家主權的一次結合，也可以說是兩者之間的一個神聖同盟，可國家主權一介入，就不僅是教會分裂了，還帶來宗教戰争。

基督教分裂了，分為天主教和新教，新教問世，天崩地裂，從路德開始。萊布尼茨的父親，就是一位虔誠的路德教信徒，他自小耳濡目染，受父親影響，亦自不待言。從其家國來看，家是新教之家，國是新教之國，他本人，當然也是新教之人。

劉鋼在《萊布尼茨與德國的現代化及其對大陸的啟示》一文的按語中，特别提到萊布尼茨對德國建國的貢獻，還說“這就是我為什麼對萊布尼茨感興趣”。一窮二白的普魯士，從“帝國的沙瓶”裡崛起，靠什麼？誠如馬克斯·韋伯所言，靠了新教倫理精神，但劉鋼在此指出了另外一點，那就是根據萊布尼茨的哲學提出的“統計立國”。

普魯士的出現，在歐洲可謂獨一無二，别國興起，均其來有自，于政教兩面，皆有所本。獨普魯士，其盛世，非由曆史傳承，而從蠻荒突起，其立國之本，非以物質文明，而以精神原力，原力之表現，亦大約有二，以“二德”為代表，一曰路德，為神學代表，二曰康德，為哲學代表，國有“二德”，為絕對精神之國，純粹理性之國。

然“二德”之間，還有一人，承上啟下，兼而有之，追求神性與理性統一，那人便是萊布尼茨。或曰，路德以其宗教個體性，不但引發宗教改革，使得教會分裂，而且引起宗教戰争，使得神聖羅馬帝國解體，如此個體性，在哲學上該如何表達？

做一枚通往前定和諧的快樂單子

對此，萊布尼茨也許會首先想到“原子”，那通過拉丁語和希臘語，他早已熟悉了的“原子”，對那獨立不二，作為宇宙本體的物性論的“原子”，他突發一問：“原子”真的不可分割？這一問，就使他的哲學突破“原子論”，向着“單子論”飛躍。

“單子”，也是希臘詞，它與“原子”的差別在于，“原子”還有物質屬性，而“單子”則是純粹精神性的。萊布尼茨認為，任何物質，都有廣延性，是以，“物質的原子”一說，其實自相沖突，那麼單純的實體，還有沒有呢？當然有，那就是單子。

單子，是單純的實體，隻有精神性，沒有物質性，故曰不可分。萊布尼茨認為，“單純，就是沒有部分”，而物質，因其廣延性，而有部分，故非單純實體，欲求“單純”，惟有精神，精神沒有廣延性，也就沒有可分性。

單純的實體，還得能動，而物本性，恰為受動，故非宇宙本體。惟精神能動，此能動之實體，即為單子，它沒有部分，不能生成，由上帝創造，突然産生，突然消滅，這一切，都取決于上帝。它自身，并無生死和成毀，因創造而生，由毀滅而亡。能動的實體，還須獨立，單子“沒有可供事物出入的視窗”，而與外部絕緣，無論何者，“都不能從外面進入一個單子”，作為實體它絕對封閉，各自獨立。

獨立的實體，惟有單子，非以量存，須以質在，否則就非存在了。若無性質，單子如何分别？若無質的反差，又怎能見其變化？單子各異，絕無相似，故曰“世界上找不出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究其根柢，不過單子的差别而已，此為個體化原則。

單子運動，非由外力，其變化動因，皆由自身，其存在形式，為“形而上學的點”，其變化，或以幾何方式，由點而線，由線而面，由面而體，由體而物，轉以實體方式，成為一個“力的中心”，萊布尼茨稱它為“隐德來希”——亦即第一推動者。“隐德來希”，亦希臘語，出自亞裡士多德，它指潛能“實作”，使可能性變為現實性，又指運動“完成”，從動機到目标，皆以自動達成，其變化源于一個内在原則。單子自動，動因為欲求；單子不滅，恒在以知覺；單子變化，由欲求推動知覺。

知覺，在單一實體中包含并表現多樣性，應該将它與意識區分。知覺非意識，不能因為意識覺察不到知覺，就認為知覺不存在。推動一個知覺向另一個知覺轉化的内在原則的活動，可被稱為欲求。不過，欲求不能總是達到它所指向的全部知覺，但它總有所收獲并達到新的知覺。

此外，還必須承認，知覺及其所知，非機械原因能解釋，也非圖形和運動能表達，即使機器被制作得若有所思和所知，使人可以像走進磨坊一樣進入它，我們也找不到可以解釋知覺的東西，因為，尋找知覺，隻能在單一實體中，而非在複合物中。

那麼，靈魂呢？它也含有知覺和欲望，雖然也能被稱之為“單子”，但因其所含比知覺更多，故“靈魂”這一名稱，屬于知覺更為清晰且伴有記憶的單子。

如果說靈魂是有記憶的單子，那麼記憶就為靈魂提供一種連貫性，其類似于理性，卻須與理性區分，若僅就記憶原則的經驗而言，人之行為，類似于動物，惟有真理，能使人與動物區分，并予人以理性，使人認識自身，并提升靈魂到上帝的高度。

面對必然真理，當思“反求諸己”，我思故我在，是為“反思”。人以“反思”，開啟自我，經由自我意識，通往最高存在——上帝，故曰“上帝在我心中”。

人的理性運用，建立在兩大原則之上——沖突律和充足理由律。與之相對應，也存在着兩種真理，那就是推理真理和事實真理。推理真理，是必然的真理，其反面為不可能；事實真理，是偶然的真理，其反面則是可能。

當真理為必然，就能以分析而發現，且能将它化簡，直至其基本面，因而，在數學上，思辨的原理和實踐的法則可通過分析而被歸結為定義、公理和公設，但基本原理不能證明，也沒有必要去證明，終極原因，必須蘊含于一個必然實體之中，這個實體就是上帝，上帝是所有特别事物之紛繁多樣的充足理由，隻有一個上帝，這就足夠了。

萊布尼茨著《單子論》，從單子到上帝，逐一道來，計有90條，先論述單子，再論證上帝，上帝創造單子，讓單子分享其屬性，将唯一性和能動性賦予單子，單子據之，以形成世界，生成萬物，産生自我意識，且以反思，認識自己，回歸上帝。

以此來看路德，路德豈非芸芸衆生中這樣一枚特立獨行的單子？他以一人對抗整個教會，那堅不可破和不可分割的實體性，豈非正是由單子的本質規定？

萊布尼茨本人也是這樣一枚單子，但他與路德不同，如果說路德是一枚身懷沉重末世感而欲救世的“原罪單子”，那麼，萊布尼茨就是一枚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的快樂單子，他相信這世界的一切上帝早已安排好了，他要做的，就是證明上帝的存在。

據說，他生平從未進過教堂，卻竭盡全力，要來證明上帝存在。

在他看來，上帝與教會、教堂的關系不大，作為一枚形而上學單子，一個靈魂的實體，他充滿樂觀的自信可以直通上帝，無需經由教會中介，并從教堂中轉。

有關這一點，路德早已聲明，盡管他們都相信“上帝在天上，也在心中”，可通往上帝之路，還是不同，他們雖有同一目标，但走向上帝時，卻各走各的路。

路德以“原罪的個體”走了一條信仰救贖之路，而萊布尼茨則以“形而上學的單子”走了一條回歸宇宙本體、探尋創世原理的理性自救之路，不是通過《聖經》的啟示走向上帝，而是從沖突律和充足理由律出發，經由同一性與唯一性的原則通往上帝。

沖突律要求同一性，充足理由律基于唯一性，這兩條原則，最終，都被歸結到上帝，沖突律早就有了，充足理由律則由萊布尼茨率先提出，成為其哲學基礎。

人的世界，由語詞構成，充滿了沖突，真與僞，善與惡，美與醜，人處其間，排列組合，環環相扣，真僞莫辨，善惡難分，美醜相争，其衍生物錯綜交織，使文明呈現出沖突的嘴臉，雖然據血緣地緣能形成共同語言，達成局部共識，因而有民族國家産生，但民族國家的出現，反而将語詞的分别，上升為不同的意識形态，變成文明之争。

沖突之甚者之尤者，莫過于文明的分裂與沖突，國運為之一變。

分裂，均由内部引起，如基督教内部，先是分為天主教與東正教，接着又從天主教分裂出新教，沖突，則就外部而言，如基督教十字軍東征之于伊斯蘭聖戰。

一般來說，文明的分裂與沖突，都會導緻戰争，通過戰争，有時也能達成共識，如近代歐洲為了結束30年戰争，形成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歐洲共識。共識有四：一是，國家主權至上，教會神權退出；二是，以開國際會議，解決國際争端；三是，關注人權問題，确立信仰自由和宗教平等原則，以及為戰争受難者提供人道主義待遇和援助等；四是，對違約國的集體制裁以及協約各方一緻行動原則。

自該共識建立以來，至今已有300餘年，在此基礎上，各國又簽訂了許多條約，形成新的條約體系和國際組織，如維也納體系、凡爾賽體系和雅爾塔體系。但共識歸共識，體系雖好，沖突依舊，共識難守，即便條約國都能恪守條約，也難免會因各自的國家利益乃至于因語詞差異，而有不同的解讀方式和解釋。

然就其時代性而言，萊布尼茨可以說是歐洲30年宗教戰争的産兒，他産生在“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體系裡，在新教信仰和國家主權興起的共識中成長。

但他并非那共識的擁趸，亦非那體系的護法，他有自己的想法。試問，那共識，經得起沖突律的推敲嗎？那體系，能滿足充足理由律的需要嗎？若要從根本上解決國家共識裡的沖突，若要能全面滿足國際體系的需要，是不是還得回到上帝那裡去？他确認，隻有在理性指向的最高的同一性——上帝那裡，所有的沖突才能得到最終的解決，隻有在靈魂歸依的終極的唯一性裡，一切需求才得以根本滿足。

既然人能從無窮無盡的現實沖突中發現同一性原則，還能從萬事萬物的存在理由中發現唯一性的原由，那麼我們就可以認為，這樣的兩個理性原則，必有其與之相對應的存在，如此存在，除了上帝，還是上帝，他用這兩條原則，證明了上帝存在。

那麼，問題又來了，既然有上帝存在，為什麼這世界還會成為人類不幸的源泉？他沒從原罪上去考慮，而是認為罪惡産生于缺陷，人本身就是個有缺陷的萬物之靈，因為上帝創造人類，不可能如其自我般完美，不論有意無意，都必然留有缺陷，而且正是由于缺陷，人類才會意識到上帝，若人類如同上帝一樣完美，那它還會需要上帝嗎？

是以，人類世界，即便有缺陷，也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個，它畢竟由上帝創造，更何況，人類被上帝賦予了自由之思想的理性，通過理性，人不僅能認識到上帝存在，還能在對上帝的無限認同與趨近中，不斷改造自己，同時也改良着世界。

這就要求世界有聯系機制，作為一枚單子，無“視窗”可供出入﹐與他者如何聯系？彼此間又如何協調為一個整體？他認為，此由上帝“前定和諧”所緻。所謂“前定和諧”，有如樂隊演出，樂師各按曲譜演奏，遵循前定樂律；有如人心身之于生命﹐人心與人身，如兩具時鐘﹐各走各的，卻能維持生命一體。

由此看來，上帝早已安排好了一切，缺陷不可怕，罪惡不足懼，因這一切，都能從“前定和諧”中得以根本解決，故其确信“這個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且把自己的哲學體系當作“前定和諧系統”，其本人也成了一枚快樂的單子。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