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紀以來，中國的外銷瓷成為了歐洲貴族和富商所追捧的器物，并形成了“中國風”的熱潮。到19世紀中期之後，随着科學主義精神的興起和中國本土瓷器的大量外流，以英法兩國為主的歐美學界開始了對中國瓷器的系統化研究。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學者們集中關注于瓷器的定義和分類等問題，并提出了“元青花”“過渡期”和“空白期”等沿用至今的概念。本文通過對這一時期學術史的梳理，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國瓷器研究作為一個學科在西方的建立過程。
近年來，随着海上絲綢之路考古和海洋考古的日益開展，中國外銷瓷成為了新的研究熱點。自唐代以降，中國與世界的大宗瓷器貿易就已認證海上絲綢之路開始。無論是豐富的沉船出水文物還是相關的曆史文獻記載，都表明了中國瓷器在東南亞、東亞、西亞、非洲等地區具有廣大的輻射範圍。但對于歐洲而言，中國瓷器到16世紀才直接傳入。
元 青花纏枝牡丹紋魚龍耳罐 大英博物館藏
中國的制瓷曆史源遠流長，到了20世紀20年代，西方考古學理論被引進中國。中國的古陶瓷研究才逐漸從隻關注鑒賞和收藏的路徑，轉向考古學意義上對古代陶瓷的學術性研究。而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以法國和英國漢學家及收藏鑒賞家為代表的國際學界已經開始對中國瓷器的一些重要問題，包括産地、原料以及制作工藝等方面進行了較為深入和系統的研究。從某種意義來說，中國陶瓷研究真正具有學術意義的範式可能是源于海外的，處于全盛期的英國學者們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這個過程中，當時學者們對瓷器的基本概念、分類、斷代标準以及特殊階段的劃分等，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我們今天進行瓷器研究的基礎。雖然陶瓷研究是考古學研究領域的一大熱門，但對海外陶瓷學術史的研究還缺乏關注。是以，本文拟以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的西方學者對中國瓷器的論述和研究為中心，重構中國瓷器研究在西方建立的過程，并呈現當時學者對相關核心問題的思考及探究。因其中所涉資料繁多，難免挂一漏萬，尚祈方家教正。
一 從收藏到鑒賞
中國瓷器的大規模外銷與地理大發現以來歐洲列強的擴張緊密相關。盡管據西文文獻記載，歐洲地區最早的中國瓷器收藏可以追溯到1171年，贊吉王朝統治者努爾丁（Nur al-Din）收到薩拉丁（Saladin）送來的40件瓷器，但未見有實物流傳于世，文獻方面也缺乏更為詳細的描述。這些瓷器應該是薩拉丁推翻法蒂瑪王朝時的戰利品，或者與十字軍東征有關，并非直接在歐洲市場流傳。 16世紀，葡萄牙開拓了東西方的海上商路，首次直接将中國瓷器帶入歐洲，迅即受到貴族的追捧。随着第一批精美的中國瓷器在16世紀直接抵達歐洲，各國上層社會都以其作為品位和地位的象征。尤其是到了18世紀，貴族和富商争相購買中國瓷器，通過買辦向中國定制瓷器，甚至在莊園裡專門建造中國房間（Chinese room）來展示收藏，使“中國風”成為了這個時期獨特的審美潮流。
歐洲人從最初看到中國瓷器就一直在試圖破解中國制瓷的奧秘，并由此形成了一條橫跨數個世紀的制瓷研究史。13世紀，馬可·波羅便在遊記中提到了德化窯的瓷土選擇和陳腐處理。受此影響，歐洲人在不了解陳腐原理的情況下，長期以來認為中國瓷器是在瓷土中摻入了特殊的物質，是以他們嘗試摻入了貝殼、玻璃或者動物骨灰等進行試驗。1709年，德國“煉金術士”伯特格（Johann Friedrich Böttger，1682－1719）和數學家奇恩豪斯（Ehrenfried Walther von Tschirnhaus，1651－1708）率先揭開了中國制瓷的秘密，堪與中國産品相媲美的硬質瓷開始在奧古斯都建立的德累斯頓工廠秘密燒制。可惜的是，除了文獻記載，目前并未見到産于當時的任何實物遺存。
西方最終完整揭開中國瓷器燒制的秘密，始于法國傳教士殷弘緒神父（François-Xavier d’Entrecolles, 1664－1741）的兩封信。他在1712和1722年寫給耶稣會中國及印度傳教會巡閱使奧裡（Orry）神父和另外一位神父的信中，描繪了他在景德鎮傳教期間參觀的大小窯廠，并結合從窯工口中獲得的細節，詳細叙述了景德鎮瓷器的制作工藝、技術要領以及制瓷配方等，甚至包括窯場、匣缽、廢瓷和窯渣的處理方法。他寄出的信件傳回歐洲後，成為了歐洲各國争相擷取的配方，并在歐洲再次掀起了仿制中國硬質瓷器的實驗熱潮。雖然在仿制的過程中各國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産品，但其瓷器性能較中國瓷器相差甚遠，是以歐洲人對中國瓷器的熱情并未減輕。
元 青花魚藻紋菱花口盤 大英博物館藏。高8.2厘米，口徑 47.1厘米。魚藻紋是元代較為常見 的裝飾圖案，完整器物目前除了大 英博物館之外，伊朗、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俄羅斯艾爾米塔什博物館都有收藏。
元 青花魚藻紋大盤 俄羅斯艾爾米塔什博物館藏。口徑 45厘米。目前已經有考古資料證明，元青花除了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出口外，也有一部分瓷器通過草原絲綢之路運往國外。
随着收藏的日益增多，歐洲人也開始在傳統的外銷瓷之外，收藏具有純粹中國審美的瓷器，進而激發了他們對中國瓷器文化内涵、曆史傳承和制作工藝的興趣。第二次鴉片戰争期間（1859－1860），英法侵略者從圓明園搶奪了大量的中國藝術品，西方世界第一次詳盡全面地領略了獨具中國文化特色的官窯瓷器，同時也刺激了西方收藏者搜羅中國藝術珍品的熱情。特别是其中大量的明清禦用瓷器，使英國社會以及收藏界受到了極大的沖擊。作為一名中國瓷器愛好者和大英帝國現役軍人，勞倫斯·阿徹（J. H. Lawrence-Archer）成為圓明園剛剛被劫掠後抵達的一批軍人，他将所見宮中所藏“大明”瓷器的形制、顔色以及底款等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整理和介紹，成為英國對中國瓷器認知和品位變化的重要見證。
從這一階段開始，以英國為代表的諸多收藏家們不僅收藏大量中國外銷瓷，更通過各種管道獲得了大量中國本土消費的瓷器，特别是官窯瓷。到19 世紀中後期，英、美等國雖然收藏了很多珍貴的中國瓷器，但收藏者們對瓷器的曆史、工藝、文化傳承等所知甚少且不成系統，多是集中在審美層面的欣賞。“對中國陶瓷頗具修養的評論家”——美國大收藏家威廉·湯姆森·沃爾特斯（William Thompson Walters，1820－1894）在其早年作品中提到，“（英國藏家們）收藏中國瓷器不僅僅是出于好奇，我們的興趣更多是為了獲得美，無論是造型、顔色還是材料”。威廉·科斯莫·蒙克豪斯（William Cosmo Monkhouse，1840－1901）将這類收藏家視為“老派”收藏家，因為他們既不關注中國本身的曆史，也不關注瓷器中的文化内涵。他們購買中國瓷器是受到時代審美、奢侈乃至攀比心理的推動，他們的收藏雖然不乏精品，但尚未形成能夠系統展現瓷器曆史、發展和最先進技術的方法。 概括而言，“老派收藏家”隻是為了“瓷器本身所展現的美”，受狂熱而非理性的支配，是脫離了具體曆史語境的審美性收藏。
與這種風格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蒙克豪斯所稱的“新派收藏家”。 這些人的特征在于，他們既追求藝術品的審美趣味，也開始了解瓷器的曆史内涵，這就使西方對中國瓷器的觀察從原先單純審美的層面開始上升到鑒賞層面。由于他們是從老派收藏家逐漸發展而來的，初期多數新派收藏家都有強烈的審美傾向，如亨利·湯普森爵士（Sir Henry Thompson，1820－1904）、路易斯·胡特（Louis Huth，1822－1905）以及喬治·薩爾丁（George Salting，1835－1909）等人。他們雖然開始着手探讨瓷器中的文化内涵，但對曆史背景所知較少，是以存在着較大的阻隔。
這種從審美性收藏到深入了解的鑒賞之間的轉變基于重要的社會背景因素。首先，對瓷器文化意義的探究受到了現實經濟因素的刺激。19世紀後期，中國瓷器在倫敦拍賣行中屢屢高價成交，使收藏家們渴望了解自己藏品的價值。進而推動了他們對中國瓷器文化内涵、時間斷代、手法技藝等方面的研究。其次，19世紀也是歐洲的科學時代，各個學科都在蓬勃發展。當時的人們認為一切的知識都可以系統化和理性化，科學的視野可以運用到所有的探究當中。科學主義思潮在知識界和收藏界蔓延，人們認為對一切事務都應當加以嚴謹、系統、學術性地探索。這些思潮反映在瓷器研究上的表現就是，收藏家不僅大肆從中國和世界各地搜羅瓷器及各種珍寶，同時也嘗試對這些物品進行深入的、整體性的科學研究。再次，英國悠久的博物學傳統為早期對中國瓷器的學術化研究提供了理論與架構支援。由于當時的博物館中沒有系統的中國藝術品收藏，對各種器物的了解、分類和闡釋等也存在着大量的知識盲點。最早關于中國瓷器研究的學術體系事實上是由私人收藏家所開創的，亨利·湯普森爵士和喬治·薩爾丁等人豐富的收藏品同時為建立系統的瓷器研究提供了有利條件。特别是薩爾丁關于中國、遠東和伊斯蘭世界的瓷器收藏，“提供了一個從各個角度研究中國瓷器的絕佳機會”。研究的系統化需要收藏的系統化，1851年起，服務于大英博物館的奧古斯都·沃拉斯頓·弗蘭克斯爵士（Sir Augustus Wollaston Franks, 1826－1897）特别強調藏品要具有嚴格的曆史完整性，并在建構這種完整性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然而，這些收藏家們雖然開始着手探讨瓷器中的文化内涵，但卻不具備閱讀中文的能力，且對中國曆史文化所知甚少。沃爾特斯在1884年自行印刷出版的《東方藝術》中就直言不諱地說：“我們對許多東方瓷器的年代、曆史和意義還知之甚少⋯⋯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們還在黑暗中探索。”他同時也指出，現存的西文文獻中有許多資訊都是不精确的，甚至具有誤導性，是以從中國文化本身着手去了解陶瓷的曆史十分有必要。他還感歎語言是一大難關，認為隻有那些“住在中國的歐洲人，精通漢語，才能夠在當地深入了解這門學科”。從這些評述中，我們能夠看到，英國學者和收藏家們已經意識到，使中國瓷器真正回歸到中國文化和中國曆史當中是研究中國瓷器要解決的首要問題。
在英國的中國瓷器研究初創時期，一些精通中文并曾在中國工作生活的“漢學家”們成為搞懂一手中文文獻資料的主力，其中最著名的當屬斯蒂芬·伍敦·布紹爾（Stephen Wootton Bushell，1844－1908），中文名為蔔士禮。他早年畢業于倫敦的蓋伊醫學院（Guy’s Hospital Medical School），後來獲得倫敦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并從1868年起擔任英國駐華公使館醫生，兼任京師同文館的醫學教席，在中國生活長達32年。在中國期間，他積極參加了皇家亞洲文會北華支會的活動，并得以接觸到許多中國收藏家的珍寶。他的中文能力及其在中國陶瓷方面的專業知識備受贊譽，1882年起先後為倫敦的南肯辛頓博物館、大英博物館以及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工作，協助他們在中國收購文物以豐富館藏。這不僅使他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同時也深刻影響了英國博物館的中國瓷器藏品的構成。
同博物館建設中有限的瓷器收藏相比，英美收藏家的私人收藏在20世紀初期建立中國瓷器研究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晚年的蔔士禮曾專門對美國首屈一指的中國瓷器收藏家沃爾特斯的藏品進行編目整理，最終出版為《東方陶瓷藝術》叢書，其中共包括500多件陶瓷藏品。在這部十冊的巨著中，蔔士禮聚焦于中國陶瓷的發展曆史，并讨論了中國與日本、南韓等地的瓷器聯系，甚至還将磚瓦等納入陶瓷研究的讨論當中。蔔士禮還對現藏于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的約翰·皮爾龐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1837-1912）的收藏進行了全面的清點，并整理完成了中國瓷器系列圖錄。蔔士禮在著作中使用窯口（如“定窯”）和年号（如“宣德瓷”）對瓷器進行劃分，形成了瓷器研究的分類标準，标志着以中國文化為中心的研究和收藏的新開端。
随着各國收藏家和藏品數量不斷增多，一些收藏家可觸及的研究資料不斷豐富，他們開始對中國瓷器有了進一步了解。在早期私人收藏家當中，希臘裔銀行家喬治·歐默福普洛斯（George Eumorfopoulos，1863－1939）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英國的中國陶瓷研究專業化程度。他最初的興趣在英國瓷器，後來因投資中國的鐵路建設，施工過程中挖出的許多陪葬陶瓷器引發了他的濃厚熱情，開始大量收藏漢唐以來的陶瓷器，并同時涉獵青銅、雕塑與繪畫。1910年，他在倫敦伯靈頓美術俱樂部舉辦了中國早期陶瓷展，并于次年出版《1910年伯靈頓美術俱樂部中國早期陶瓷展覽圖錄》。由此，英國收藏家們開始了圍繞中國瓷器交流的團體活動。1921年，在歐默福普洛斯的組織下，與時任大英博物館東方文物與人類學部館長的羅伯特·洛克哈特·霍布森（Robert Lockhart Hobson，1872－1941）、赫瑟林頓（Arthur Lonsdale Hetherington，1881－1960）、斯蒂芬·溫科沃思（Stephen Winkworth）等具有豐富經驗和豐厚藏品的專業人士在倫敦創立東方陶瓷學會（Oriental Ceramic Society），歐默福普洛斯擔任了首任會長。作為第二任會長的霍布森協同其他幾位學者對歐默福普洛斯的瓷器收藏進行了全面整理，出版學術價值極高的圖錄叢書。正是這些帶有更多專業知識的收藏家，逐漸将關注點從對中國瓷器的審美鑒賞聚焦到中國瓷器的體系化收藏與研究上。
二 中國瓷器研究體系的建立
英國學者在19世紀末開始的中國瓷器研究并非無根之木，他們主要通過對法國學者研究的糾偏，來深化對中國瓷器研究的新探索。在這個過程中，前文所提到的英國學者蔔士禮始終扮演着重要角色。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正是他奠定了20世紀西方學界瓷器研究的基礎。
受殷弘緒書信的影響，法國學界率先開始了對中國陶瓷古文獻的翻譯和研究，标志着西方世界對中國瓷器研究專業化的萌芽。法國著名漢學家儒蓮（Stanislas Aignan Julien，1797－1873）經過多年對中文典籍的潛心鑽研，于1856年将《天工開物》和《景德鎮陶錄》翻譯為法文，附在其《中國瓷器的制作和曆史》一書中 。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内，這部作品都是西方國家研究中國瓷器唯一可供參考的中國文獻資料譯本。在18世紀之前，雖然中國文獻中對瓷器曆史和技術發展的研究相對匮乏，但曾擔任江西巡撫幕僚的朱琰在1774年出版的中國第一部陶瓷史《陶說》中記述其陶瓷制作技術的演變發展，卻為儒蓮所忽略了。蔔士禮初次讀到《陶說》時就對之推崇備至，迅即将其翻譯為英文，最終發表在《中國陶瓷圖說》一書中。 他指出，《陶說》對于瓷器制作的工藝介紹過于簡短，未能起到指南的作用，必須要結合1815年出版的《景德鎮陶錄》才能夠更清楚地了解中國的陶瓷工藝。也正是在對中國陶瓷文獻的翻譯和研究過程中，蔔士禮發現并指正了儒蓮研究的一些錯誤。比如，他認為儒蓮在翻譯中最大的錯誤是對“青”字的了解。儒蓮的譯本中将“青”翻譯為藍色，卻沒有考慮到“青”在中國文學的影響下，在早期瓷器中實際上更多用來形容綠色。更重要的是，蔔士禮指出儒蓮對許多關鍵地名的解釋存在錯誤，比如瓷器興起于江西的浮梁縣而非河南的懷甯縣等。
西方學界以19世紀科學主義的态度，結合博物學研究的傳統，對中國的文獻典籍進行了細緻全面的翻譯、釋讀和讨論，随之開啟了19世紀後期歐洲對中國陶瓷科學化、系統化研究的大門。值得一提的是，個别學者在最初還注意到了專有術語的本土化。比如，法國學者阿爾貝特·雅克馬爾（Albert Jacquemart）于1862年提煉了“famille verte”（五彩，硬彩）和“famille rose”（粉彩）的概念，并一直沿用至今。
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英法兩國對中國藝術品，尤其是對瓷器的研究發展非常迅猛。1887年，曾擔任法國駐華使館秘書的莫裡斯·巴雷歐婁各（Maurice Paléologue，1859－1944）出版了法國第一本關于中國美術的綜合性著作《中國藝術》。在這部作品中，他概略地将中國藝術品分為九類，包括青銅器、建築、石雕、竹木牙角雕刻、玉器、陶瓷、玻璃器、琺琅器和漆器。後來，英國學者蔔士禮在巴雷歐婁各的基礎上将中國藝術品進一步細分為十二類，亦即雕塑、建築、青銅器、竹木牙角、漆器、玉器、陶瓷、玻璃、琺琅器、珠寶首飾、織品和繪畫。具體到瓷器方面，關于中國陶瓷研究的專著陸續出版。1881年，歐·杜·薩特爾（O. Du Sartel）在巴黎出版了第一部關于中國陶瓷的西文專著《中國陶瓷》，從起源、工藝和裝飾等方面探讨了中國瓷器。1894年，法國收藏家恩斯特·格朗迪迪埃（Ernest Grandidier）的《中國瓷器》出版。在這部書中，他着重對一些中國瓷器的特殊工藝、裝飾、釉色、宗教意味和祭祀等方面做了全面細緻的介紹，同時也對儒蓮的失誤做了詳細論述。在充分借鑒前人探索的基礎上，蔔士禮充分利用自己的中文造詣和在中國古董買賣的經驗，從學科理論體系化的高度嘗試厘清中國瓷器曆史，并嘗試對中國瓷器進行全面分類。在他1899年基于沃爾特斯藏品撰寫的《東方陶瓷藝術》一書中，對中國瓷器的認識有了極大提升，成為了後人研究的重要根基。
三 關鍵性問題的解決
畢宗陶（Stacey Pierson）深刻地指出，在20世紀初期的英國收藏家們具有一個普遍的根本性問題，即對中國陶瓷文獻的嚴重無知，以及由此産生的對中國文獻的不信任。這背後隐藏着一種殖民者的觀念，即認為中國人不懂得如何欣賞自己的藝術，但外國人可以。如前所述，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在英國研究中國瓷器的學者大多是曾在中國工作、生活過的官員、商人等。相對于其他學者，他們更能克服語言和學科差異所造成的對中國文化和曆史的誤解。這些具有多重身份的研究者成為了歐洲研究中國瓷器的新一代先驅，試圖在界定模糊、資訊分散的條件下，重新探讨中國瓷器的曆史、起源、分類和鑒定等基礎性問題，并在研究中特别強調通過中國古文獻和藏品來展開研究。在這個時期，他們主要試圖解決瓷器的起源、分類以及斷代這三個重要問題。
首先，是關于瓷器的起源問題。在瓷器的起源時間方面，一些西方學者持有懷疑和不确定的态度。《浮梁縣志》等古文獻皆載，景德鎮陶瓷業起源于漢代，部分學者也同意漢代鉛釉的使用是瓷器産生的标志。 但另一些西方學者則偏向考古實物與文獻證據的結合，比如哈茲孫夫人（Mrs. Willoughby Hodgson）和雷諾（M. Reinaud）等人都提到一段9世紀中葉到中國旅行的阿拉伯人索利曼（Soleyman）的記載。其中記載，中國人用一種非常細膩的黏土制作花瓶，花瓶是透明的，能夠看到裡面的水。他們認為，此段記述隻能說明在此之前就有了瓷器，但根據一般的技術發展規律和當時現有的實物證據來說，隻能将瓷器的起源定位在唐代 。
在這方面，蔔士禮一反前述學者們的質疑，支援中國傳統文獻中所提到的漢代起源說。 首先，他論證了“瓷”字首次出現在漢代的古籍中；其二，據《浮梁縣志》（1270）記載，新平（浮梁舊稱）制陶業在漢代就已開始。基于蔔士禮的觀點，霍布森進一步指出，瓷器的起源問題不應僅建立在中國早期文字的基礎上。“瓷”這個字在漢代的出現是否表示一種新物質還存有質疑，至少《說文解字》中隻記載“瓷，瓦器。從瓦次聲”，并未明确說明它們的性質，《浮梁縣志》等文獻中也隻提到了“陶”而沒有“瓷”。 這些文獻并沒有提到瓷的起源，如果由此定論瓷器起源于漢，可能把陶和瓷認作同一種物質。
是以，霍布森給出了一個更為寬泛的界定，認為瓷器出現的上限到漢代而下限則是唐代 。《浮梁縣志》記載“新平冶陶，始于漢世”，《南窯筆記》也說“治陶始于季漢”，這些文獻雖集中于景德鎮，卻并不代表中國其他地區沒有出現瓷器的可能。直到20世紀60年代以後，河南、河北、安徽、湖南、湖北和江蘇等地墓葬和遺址中出土了一些青瓷器，中國學界才依此确定中國瓷器的發明不會遲于東漢晚期。
其次，是陶器與瓷器的劃分标準。從上述關于瓷器起源的讨論中即可以看出，解決瓷器起源問題的關鍵就在于如何區分陶器和瓷器。然而，中國的古文獻中幾乎沒有對這一問題的讨論。霍布森敏銳地發現，要解決中國陶瓷起源的問題，就應當從材料的選擇和制作工藝等方面去考察陶和瓷之間的界限。蔔士禮認為，中國字典中常将瓷器解釋為細緻緊密的陶器，這明顯是從胎體上來差別。他後來曾補充說，認為瓷器是通過燒制而使之玻璃化，産生了“半透明”的特征。 但霍布森卻察覺到，歐洲常将“半透明”視為瓷器的特點，但中國在瓷器制作的相關描述中卻從未強調這一點 。是以，他認為“瓷器是半透明的陶器”這種定義并不準确。确切地說，瓷器是一種添加了天然或人工熔劑的有半透明性質的陶器，隻有當這種熔劑材料經過某種環境時，瓷器才可能被燒成 。這裡所提到的“某種環境”，指的就是燒成溫度。在這一點上獲得突破後，霍布森進而解釋了這種半透明特征産生的原因，即瓷胎瓷化的原理。尤為重要的是，霍布森非常準确地指出，真正的瓷器需要極高的溫度（1350－1450攝氏度）才能燒成。這是在西方陶瓷研究著作中第一次提到燒成溫度，也與目前陶瓷史上普遍認同的瓷器定義基本吻合，可以說在瓷器定義的建立過程中，霍布森等英國學者的辯論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最後，是瓷器的分類與斷代問題。明确瓷器的定義之後，對瓷器的分類也産生了重大進展。在此之前，歐洲對東方瓷器收藏的分類主要是經驗性的，很多學者對陶瓷的分類方式有自己的标準 。威廉·朱塞佩·古蘭特（William Giuseppi Gulland）對瓷器的探索較早，但當時西方世界對中國瓷器的研究尚在萌芽階段，許多瓷器都無法予以準确斷代 。是以，他另辟蹊徑，從瓷器裝飾手法的差異對瓷器進行分類，将之分為無裝飾瓷（即白瓷）、彩色釉瓷（開片、青瓷等）、釉下彩瓷和釉上彩瓷（包括外銷瓷和在歐洲裝飾的瓷器）四大類。 很明顯，這種劃分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瓷器的曆史資訊，既無法展現瓷器技術的進展，也無法深入了解瓷器背後的文化内涵，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西方學者對中國曆史之了解淺薄造成的。
随着更多中國文獻的翻譯、解讀與讨論，以瓷器裝飾手法為标準的劃分方式被後來的曆史階段劃分标準取代，并進一步在其中展現了對制瓷技術的關注。蒙克豪斯率先将中國瓷器按照曆史發展階段分為四個時期：即宋代以前（960年以前）；宋代和元代（960－1367），又稱“青瓷時期”；明代（1368－1644），又稱“青花瓷時期”；明末以後（1644－1901）。 但是，這種嘗試性的分類方法并未提出準确的“分類标準”。
在錯誤觀念不斷得到糾正、瓷器研究逐漸深入的過程中，又出現了更為科學的瓷器分類标準。在亞曆山大·布隆尼亞爾（Alexandre Brongniart）的影響下， 蔔士禮首先明确了瓷器的兩個特點：其一是白色、半透明、緻密的胎；其二是均勻、玻璃化的釉，在破碎時截面有貝殼狀斷口，一件器物能不能被視為瓷器就在于是否完全符合這兩項标準 。在對瓷器進行了核心界定之後，他全面考慮了時間、産地、風格和裝飾手法等方面，将中國的瓷器發展劃分為五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原始時期，包括宋代（960－1279）和元代（1280－1367），其核心特征是隻有顔色釉，無彩繪裝飾；第二個時期是明朝（1368－1643），其突出特點是開始出現彩繪裝飾；第三個階段被稱為康熙時期，涵蓋自明朝滅亡至康熙末年（1644－1722）的八十餘年，這個時期的主要特點是出現了一些特别的創燒；第四個時期就是雍正和乾隆時期（1723－1795），這個時期瓷器的主要特征是大量出現的訂制瓷；最後一個階段則是從嘉慶初到20世紀初。他認為，依據這種分類，可以從風格、裝飾方法或色彩等角度迅速判斷一件藝術品屬于哪個時期和門類，這奠定了學界沿用至今的中國瓷器斷代和分類基本标準的堅實基礎 。霍布森基本上支援這種分類 ，但他也同時指出，要想更為準确地劃分瓷器發展階段，不能止步于現有的文獻證據和已知收藏品上的歸納總結，在研究不斷發展的基礎上，仍需要更多的實物來檢驗和調整這種分類。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霍布森的分類法已經帶有比較鮮明的科學主義色彩。在此之前，即使在中國古代文獻中，對瓷器的分類也主要以窯口和皇帝年号作為基本标準，而對于不同時期的遷變缺乏較為深入的了解。換句話說，這種類似于王國維所說的“二重證據法”在瓷器研究中已經開始受到重視，即一方面依托于古代原始文獻的記載，另一方面依靠對瓷器物件的廣泛收集進行分類，這些成就對世界各地的瓷器研究都産生了影響深遠的指導作用。
四 青花瓷研究體系的深化：元青花、過渡期與空白期
在對瓷器的起源、特征和劃分階段進行研究之後，歐洲學界開始更深入地探究中國的瓷器發展史，對其中許多問題的探讨達到了國際領先水準，甚至深刻影響了中國學界對中國瓷器的研究。在19世紀晚期之前，歐洲人對純粹中國瓷器的了解多集中于單色釉瓷器，就現存的著作目錄來看，這一時期的學者和收藏家們對宋代瓷器的探索最為深入。然而，随着越來越多的青花瓷逐漸進入學界視野，西方學者在19世紀後期學術梳理、分類的基礎上，開始了新的探索，這些具有原創性的研究集中展現在青花瓷研究的相關領域。
首先是青花瓷的起源問題。青花瓷的起源在20世紀初期一直是困擾學界的重大難題，包括中國在内的各國學者都不知道在中國曆史上是從何時開始用釉下藍彩來裝飾白瓷的。一些西方學者模糊地認為青花産生于宋代，當時幾乎所有關于青花瓷起源的讨論都将其追溯到宋代。但就當時學者所見的實物瓷器中，沒有任何一件青花瓷被證明是宋代制作的。是以，在文獻證據和實物材料雙重缺乏的情況下，青花瓷起源于宋代的說法雖然廣泛傳播，卻也備受質疑。此後，因為歐洲的外銷青花瓷多屬明代，一些學者們就更傾向于認為明代才是青花瓷真正起源的時期。蒙克豪斯在對瓷器進行分類時就提出，在明之前可能沒有青花瓷的存在，所有青花瓷都應被劃定在明代之後。 此外，雖然“元青花”的說法而今已經為人們耳熟能詳，但當時卻隻有極少數學者認為青花瓷可能産生于元代。比如，寫大衆普及讀物的哈茲孫夫人在1903年曾提到，人們在元代時期才第一次聽說青花，但并未詳細說明其論斷的根據。
在青花瓷起源方面，霍布森再度成為了發揮核心作用的學者。雖然他最初也将青花瓷的起源确定為宋朝，但後來他認為白瓷是元代最好的瓷器，很有可能會用“青花”來進行裝飾。 青花瓷起源問題的解決和英國著名瓷器收藏家帕西瓦爾·大維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1892－1964）有密切關系。20世紀20年代，大維德爵士見到當時還沒有命名的“至正瓶”後，立即邀請霍布森進行鑒定。霍布森斷定，這對青花瓷瓶就是元青花，并撰寫了《明代以前的青花瓷器》。但可惜的是，這項研究在當時的學界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
霍布森的研究後來極大地啟發了更年輕一代的學者約翰·亞曆山大·波普博士（John Alexander Pope，1929－1982）。波普以至正十一年青花象耳瓶為參考，對土耳其托布卡普宮和伊朗阿德比爾清真寺所藏青花瓷進行鑒别，通過對14、15世紀青花瓷的年代測定和風格分析建立了系統的标準和方法，在學術界引起轟動。他不僅明确了青花瓷在元代的曆史地位，更是首次向世界展現了伊朗所藏的元青花。正是從這時開始，元青花正式從明青花中分離出來，而“至正瓶”成為元代青花瓷的标準器，解決了中國瓷器研究中的一個大問題。
明萬曆 青花聖奧古斯丁紋章盤
其次是青花瓷發展中的“過渡期”概念的提出。20世紀初的西方學者普遍認為，萬曆以後的明代瓷器在陶瓷史上無足輕重，因為天啟、崇祯兩朝忙于抵禦北方入侵，景德鎮迅速衰敗，禦窯廠關閉。 是以，他們對這個時期的陶瓷藝術水準評價不高。 萬曆晚期之後的青花瓷，通常被含糊地總結為“出口商品”（Export goods）。然而，真實的曆史情境卻與他們的想象大相徑庭。正因為這個時期沒有朝廷的管制，民窯獲得了巨大發展空間，使得這一時期的青花瓷胎釉品質極高。葡萄牙人、荷蘭人以及其他貿易商紛紛向景德鎮訂購了大量瓷器，這些訂單保證了民間窯場的正常營運。此時的瓷器在裝飾上尊重西方消費者的品位，從相對散漫自由的繪畫風格轉變成更為嚴謹的裝飾風格。弗雷德裡克·帕金斯基（Friedrich Perzynski，1877－1965）最早關注到這些青花瓷從17世紀中葉開始發生的藝術風格轉變 。在細緻分析的基礎上，他率先創造了“Transitional Period”這個術語，也就是現在常說的“轉型期”或“過渡期”。 霍布森在接受其概念的基礎上進行了一些修訂，将這個時期限定在1620－1662年。 而中國學界認為，把1620年作為過渡期的開端，實際上忽略了萬曆後期瓷器風格的異化，又将這一時期定義在禦窯廠從辍燒到重燒的73年間，即1608－1681年。
青花八寶勾蓮大罐 明景泰 故宮博物院藏
最後，繼“過渡期”的提出，波普對另一特殊時期的思考則被命名為“空白期”，即明代的正統、景泰、天順（1436－1464）三朝。波普認為，15世紀瓷器可以從風格和工藝上差別前期和後期的瓷器變化，但必須從中期着手。 是以，他試圖描述出宣德和成化中間時期瓷器的特點，可這三個朝代款識的器物少之又少。事實上，明清文人士大夫和收藏群體往往對這三朝的瓷器渾然不知，也無人對之進行評議和鑒賞。恰恰是借助于波普的敏銳觀察和歸納，才最終使這個不為人所熟知的時期有了術語界定，被廣泛稱為“陶瓷間歇期”（Interregnum Period），即空白期。
這三個概念的提出是在關于瓷器定義和分類的基礎上産生的，表明西方中國瓷器研究的知識體系已經系統化，并具有了堅實的學科基礎，而這些在将近一百年前的研究，都已經成為了今天中國瓷器研究的基礎性架構。
五 小結
時至今日，随着外銷瓷研究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複興，曾長期淡出我們視野之外的西歐中國陶瓷學術傳統也應當重新納入到思考當中。具有現代學術意義的中國瓷器研究始于19世紀中後期的英法兩國，這一方面與當時中國與歐洲列強的關系緊密相關，因為國家的貧弱，大量精美瓷器流入到歐洲。另一方面，這也與19世紀歐洲彌漫着的科學主義精神有關。當時的歐洲人相信自己是整個世界文明當之無愧的引導者，并且持有一切知識都可以被系統化探究和了解的信念。
以英國為主要代表的海外瓷器研究者們在維多利亞時期經曆了一次重大轉變，由原先的藝術欣賞轉化為科學系統的分析，在這個轉變過程中，一大批曾在中國或亞洲其他地區工作、學習的私人收藏家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們将中國文獻外譯，并采用西方博物學和考古學的分析手法，為中國瓷器研究體系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貢獻。特别是蔔士禮和霍布森等人，成為了當時世界範圍内中國瓷器研究的權威學者，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對中國瓷器的起源、定義、分期等問題進行了詳盡的體系化研究，時至今日仍然是有效的分析工具和研究基礎。到20世紀上半葉，霍布森和波普等人相繼提出的“元青花”“過渡期”和“空白期”等概念，标志着中國瓷器研究在西方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備的科學研究體系。
注：本文作者機關為上海大學文化遺産與資訊管理學院，原文标題為《中國瓷器研究在西方的肇建：以19-20世紀之交為中心》，全文原刊于《故宮博物院院刊》2023年第2期，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轉刊時，注釋未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