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中國特色與普遍意義兼具的學科體系 關鍵在于堅定文化自信

打造具有中國特色和普遍意義的學科體系，是時代賦予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曆史使命。

“中國特色”和“普遍意義”展現哲學社會科學具有“科學”和“人文”雙重性格

哲學社會科學以人類社會為研究對象。由于曆史和地理的原因，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之間存在明顯的文化差異，多元文化共存構成五彩缤紛的人類社會。哲學社會科學在不同國家的發展，必然打上所在地域的文化烙印，形成各自的特色。然而，哲學社會科學之是以冠以“科學”，蓋因其基本理論和方法必須是科學的，具有普遍意義，對于不同國家應當都能夠适用，所謂“放之四海而皆準”。這裡，“普遍意義”代表社會科學具有的“科學性”，國别或地域特色則反映學科内在的“人文性”。

可以看到，一般對于人文學科我們往往強調其“地域特色”一面。如文學課程分為“中國文學”“外國文學”；曆史專業設定分為“中國史”“世界史”“歐洲史”等；哲學也區分為“中國哲學”“西方哲學”等；宗教、藝術等學科更是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相對而言，我們對社會科學各學科通常更關注其“普遍意義”一面。如經濟學、法學、社會學等學科，極少被冠以國别或地域名稱，而是突出其作為理論和方法具有普适性。

“既具中國特色又有普遍意義”是大陸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緣何還需要“打造”？因為在現實的教學、研究實踐中，我們往往自覺不自覺地将“科學性”與“人文性”對立起來，非此即彼，顧此失彼。這裡，社會學具有一定代表性。費孝通先生晚年曾發表《試談擴充社會學的傳統界限》一文，指出“社會學是一種具有‘科學’和‘人文’雙重性格的學科”。這一命題引發了廣泛而持久的關注，有人将其概括為“費孝通問題”“費孝通悖論”，表明“科學性”與“人文性”似乎不可通約、難以相容；近年來社會學界圍繞質性方法和量化方法展開的方法論論争，以及“本土化是否僞問題”等議題的激烈讨論，也反映出部分學者對于“中國特色”能否具有世界“普遍意義”持懷疑态度與沖突心态。

将“中國特色”與“普遍意義”相對立，反映深層的文化自卑

“科學性”與“人文性”，對應于“普遍意義”和“地域特色”。仍以社會學為例，考察學科發展史可以看到，社會學無論是理論、方法，還是研究重心都處于不斷演進中，不同時期在歐洲、美國形成迥然相異的風格、學派，實際上展現出明顯的地域特色。我們不禁要問：西方社會學為什麼不強調地域特色？——因為社會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學科群都誕生于西方，我們理所當然視其為“正宗”，西方的“特色”成為我們的“标準”，“中國特色”就顯得另類“不入流”了。這裡隐隐約約透露出一種西方中心主義的偏見。

我們知道，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學學科體系的逐漸成熟，自然科學創立時期的世界觀、方法論和認識論對社會科學體系形成産生了極大的影響。19世紀最早提出社會學學科概念的法國人孔德就把社會學看作像自然科學一樣，是人類認識史上“科學序列”最進階也是最後一門學科。他對科學的排序依次為數學、天文學、實體學、化學、生物學、社會學。早期甚至幹脆就叫“社會實體學”。英國學者李約瑟提出了“近代科技革命和産業革命為什麼沒能發生在中國”的世紀之問，這就是著名的“李約瑟難題”。而對于這一難題的回答，無一不将其歸結為制度、文化和思維方式。近代科學誕生于西方文化土壤，因而西方文化可稱為“科學文化”；而中國傳統文化未能産生自然科學，甚至阻礙了科學發展，屬于“非科學文化”。“科學”意味着正确，代表着先進。“李約瑟難題”隐含的命題是：西方文化優于中華文化！

由此邏輯就容易了解，我們在潛意識中已經把西方社會科學的“科學性”與“人文性”相等同，認同其“地域特色”必然具有“普遍意義”，因而也就不必單獨予以強調。而羞于談論“中國特色”，有意無意否定“雙重性格”，一定程度表明，我們内心深處存在揮之不去的文化自卑。

打造“中國特色”和“普遍意義”兼具的學科體系，關鍵在于堅定中華文化自信

有必要從更廣闊的視角看待“科學”與“人文”的關系。廣義的文化概念包含人類的一切創造物，科學當然也不例外。人類數千年文明史，科學的誕生隻是晚近幾百年發生的事。科學從人文土壤中萌發并飛速發展，逐漸成為一種獨立要素從文化系統中分離出來。“科學文化”一經形成，科學之外的其餘文化就被稱為“人文文化”。“科學”彰顯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理性；“人文”始終追求生存發展的目的意義，代表着人類的價值理性。“科學”探究“是什麼”，“人文”回答“為什麼”。“科學”誕生于“人文”，“科學”服務于“人文”，二者相輔相成，構成哲學社會科學“普遍意義”與“地域（文化）特色”的完美統一。

科學文化的本質是科學精神，科學精神的核心内涵可以用“求真務實”四個字來概括。考察曆史可以看到，中華傳統文化充滿着務實精神，也同樣執着于真善美的追求，并非是與科學精神格格不入的對立面。必須承認，“實驗+數學”形式的近代自然科學誕生，得益于西方文化中蘊含的嚴密嚴謹的形式邏輯和分析思維方式。而偏重于辯證邏輯和整體關聯思維認知方式的中華傳統文化，雖未能孕育出近代自然科學，但随着“古典科學”發展進入到“複雜性科學”時代，這種整體性關聯思維有可能更好地發揮優勢。我們需要摒棄狹隘的科學觀，正确認識中華傳統文化思想核心的科學性和先進性。

打造中國特色與普遍意義兼具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關鍵在于對自身文化有充分自信。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中華文化生生不息數千年，至今仍保持勃勃生機，就在于其開放包容海納百川，在保持文化傳統精華基礎上不斷吸收融合優秀外來文化，凝練出與時俱進的先進文化。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任務，需要從中華文化中提煉科學成分，從中華民族現代化程序中總結規律性認識，使研究中國問題的“地方性知識”上升為“普遍性知識”，為人類知識譜系作出中國貢獻，在世界哲學社會科學發展體系中刻上中國印記。

（作者系陝西省社會科學院二級研究員，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講席教授）

編輯：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