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芝加哥大學任教多年後，趙鼎新自2018年起回國入職浙江大學社會學系，2021年11月至2024年2月擔任浙江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陳勁 攝）
聊起趙鼎新，浙江大學社會學系的老師和博士們經常用到的稱呼，不是“趙老師”，不是“系主任”，而是“老趙”。
2024年3月11日，老趙因年齡原因不再擔任社會學系系主任。在那天社會學系的新聞通稿裡，老趙說，今後他将“一如既往地支援、參與社會學系的事業發展，不遺餘力地為辦好社會學系貢獻力量”。離開系主任崗位之後，他依然是系裡的學術委員會委員。
但是八天之後，系裡一次關于社會學系未來的會議，卻沒有邀請這位學術委員會委員——3月19日，浙大社會學系召開了黨政聯席會議，趙鼎新事先不知道有這次會議，也沒被要求列席參加。會議上，浙江大學社會學系黨總支書記陳素珊宣布成立了一個“社會學系學科建設工作小組”，要進行“站位更高”的改革。
19日當天，老趙不在系裡，他去了上海，和一家網絡公司談募款。據他說，為浙大社會學系和高等研究院募款，一直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在事後寫給浙大黨委書記和校長的信裡，他說，“所有這些事事先都沒有征求過我的意見……簡單講就是否定我主持浙大社會學系工作期間的工作。”他宣布辭去所有和社會學系有關的職務。
據老趙描述，那天會後，系裡的青年教師們“人心惶惶”，不斷有人打來電話，問他到底怎麼回事。3月23日，這封辭職信開始在網絡上流傳，旋即刮起令浙大校方和老趙都沒有料到的輿論風暴。
3月24日一早，趙鼎新接受了南方周末記者的采訪，他說昨晚睡得不好，淩晨接到了很多來自海外的詢問電話，要反複向朋友們解釋事情的來龍去脈。
陳素珊拒絕了南方周末記者的采訪請求，“現在不友善。”她說。
關于趙鼎新擔任社會學系主任期間，校方對其推動的教學科研改革有何支援、改革成果如何評價等問題，南方周末記者多次聯系浙大并發出采訪函，浙江大學黨委宣傳部對此表示，“這個事情不接受采訪”。
2024年3月釋出的泰晤士年度高等教育榜單中，浙大社會學被列為A+，居中國大陸前三。而此前，該學科在國内第五輪學科評估中被評為B，排在十幾所高校之後。（浙江大學社會學系官網 圖）
打破學生和導師的“勞務”關系
浙大社會學系的博士生李成最近也偶爾稱呼趙鼎新為“老趙”，他看到系裡老師這樣叫，也就跟着叫，“我們這裡蠻平等的。”他說。趙鼎新會和這樣叫的老師們開玩笑，“既然背後都叫了，便當面接着叫呗。”
“平等”隻是趙鼎新在浙大社會學系這些年改革的小小側面之一。從2012年開始，趙鼎新擔任浙江大學通路教授。2018年，趙鼎新任浙大社會學學科建設首席專家，逐漸着手進行該系的改革。
趙鼎新擁有麥吉爾大學昆蟲學與社會學的雙博士學位，長期執教于社會學重鎮芝加哥大學。時任浙大副校長羅衛東曾對媒體說，趙鼎新之是以回國效力，是“出于一種強烈的學術願景，即建立一個高水準的社會學系”。
趙鼎新這些年引進的三十多位青年學者，絕大多數擁有海外博士學位，還包括幾位外籍學者。浙江大學為此花下重金，不僅給系裡人事的名額，還有各種硬體設施、人員開銷，“它投入的資金肯定有好幾億。”趙鼎新說。
饒是在硬體上投入重金，改革還是不可避免地遇到錢的問題。
在其他學校，博士生大多是單導師制，而趙鼎新讓浙大社會學系的博士們擁有了一個導師組。
在學界，不少科研需要團隊作業，有些教授手握多個課題，使得具體科研任務經常由學生承擔。這個過程中，由于雙方權力的不對等，可能演變為導師對學生的“剝削”，以及學生對導師的人身依附關系。高校博士生中流行把導師稱為“老闆”，也是這種權力關系的縮影。
2024年，多起高校研究所學生舉報導師的事件中，都涉及導師對學生時間的占有與剝削。如北京郵電大學15位研究所學生舉報導師的公開信中提到存在“工資截留等勞務問題”；華中農業大學多位研究所學生也舉報導師黃某“克扣學生勞務費”。
趙鼎新的改革意在打破學生與導師之間這層“勞務”關系。李成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博士生考入浙江大學社會學系後，一開始不選導師，“我們和導師都是松散型關系，也是雙向的選擇。一年之後導師和學生雙方就會慢慢看準了。”
在浙大社會學系，三到五個導師組成一個導師組，聯合指導學生，導師組裡可能有外校成員，甚至國外成員，“有些導師組成員是世界有關領域的著名學者。”趙鼎新說，他希望讓各種不完全和諧的聲音、不同的知識來補充學生。
老師可以在學生面前顯示自己的能力，但不能主動追着學生說“你來當我學生”。一旦被發現，趙鼎新會嚴厲警告，“這個事情我會認為是道德問題。隻要有學生反映，我就會阻止。現在系裡基本沒有這樣的老師了。”
原來的單導師制，一個博士生的生活費，學校出一部分、導師的課題經費出一部分，相當于導師在金錢上擁有對學生的部分控制權。沒有了單一的導師，導師這部分錢就由系裡承擔，帶來了學生與導師地位的相對變化。“老師和學生之間的關系，變成了純粹的學術指導關系。”浙大社會學系教師田梁說。
在趙鼎新看來，擺脫了對導師的金錢依附關系，是學生心靈邁向自由的第一步。
浙大社會學系博士生每個月拿到的補貼，除了學校給的2600元，還有系裡發的1600元，是以每年系裡就要多支出七八十萬元。這些錢需要系裡自己來籌措，在媒體報道中經常看到趙鼎新出面去社會上籌款，想解決的就是諸如此類的問題。
“沒有人拿文章的數量去衡量我”
趙鼎新最擔心的是，如果将來有什麼變故，“這樣小心培養起來的學術氛圍會變”。
這些年來，比起制度架構、論文考核等，田梁更加切身感受到的，是一種在潛移默化中形成的學術氛圍，“年輕同僚之間可以毫無保留、毫無顧忌地讨論自己沒有發表的工作”。浙大社會學系至少每兩周舉辦一次“群學肄言堂”論壇，每期一位學者演講，題目大多是分享自己近期的學術進展。“同學們對這個論壇的反響很好。”李成說。
學術氛圍的微妙變化，也許和趙鼎新對青年學者考核标準的改變有關。
近年來，浙江大學對新入職的青年學者大多采取的是“預聘-長聘”制度。這一制度源自美國的終身教職 (tenure-track) 制度，在國内高校經常被稱為“非升即走”。從2010年左右開始，國内已有多所985高校實行這一制度。
就浙大文科來說，近五六年來，新招進來的年輕博士已經沒有“講師”這樣的職位了，“這是老體制的崗位名稱，浙大新進人已經不走老體制通道了。”浙江大學某文科院系的青年研究員姚圖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新招進來的博士一般都是“預聘研究員”崗位，在六年的時間期限内，預聘研究員們需要完成三個版塊的考核目标，才能有機會成為“長聘副教授”。
這三個版塊的任務為：一是論文，6篇“一級刊物”論文，其中需含1篇“權威刊物”，浙大文科的很多刊物目錄比C刊（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即CSSCI）更嚴格；二為項目，必須拿到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入職時帶有未結項的項目則不計入内；三是著作，至少有1本專著。
“滿足上述條件，可以上會讨論，由外審專家和各級學術委員會審定，是否符合長聘的條件。”姚圖說。
如果六年時間内無法達到考核标準，很有可能就要走人，“淘汰率有的學院高，有的低，看各家上司的人事政策安排。”姚圖曾聽說某個學院未來的淘汰率甚至超過60%，“有些有自知之明的人會在預聘期結束前走掉。”
“這個标準，在國内很多學校可以評正高（教授）。”他說，“也比浙大五年前的正高标準要高。”對青年研究員們來說，申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頗為艱難，“尤其青年項目、一般項目，要緊盯前沿的風向”。
“卷，太卷了。”這是姚圖對浙大“預聘-長聘”制度下的青年研究員們的總體印象。浙江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的官網上曾發表文章《高校推廣“預聘-長聘”制的風險及建議》，文章在肯定這一制度積極效果的同時，也認為“這一制度尚存在一些設計上的缺陷，在實際運作中也暴露出科研‘大躍進’、人事管理‘雙軌制’、青年教師幸福感下降等一系列問題”。
但浙大社會學系的青年研究員們較少感受到來自課題項目的壓力，“我們系裡對申請課題項目沒有硬性要求。”李成說。不将是否拿到國家課題作為學術考核的标準，是趙鼎新這些年的重要改革舉措之一。
對于目前國内的這套課題申請體系，趙鼎新有自己的想法，“這套體系是有道理的，但不能覆寫全部的社會現實，一旦大家都去申請，（其他）很多課題就會沒有人做。”趙鼎新說，“國内有大量這樣的例子。研究無禁區，你研究的這些東西，在目前的考核體系裡沒有，但像這類研究是非常需要的。我們中國是一個大國，需要有很多這樣的課題。”
趙鼎新在芝加哥大學二十多年，從助理教授一路升任講座教授，沒有申請過一個課題，“但是他們還是每年用錢養我們做研究。因為人家知道課題方向和學者的研究方向不需要完全重合。”趙鼎新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在芝加哥大學，“也沒有人拿文章的數量去衡量我，”他說，“不需要你老想着發表，平時聊聊天，人家問你做什麼題目，一聊，大家心裡對你有一個評價，這是最重要的。”
趙鼎新也希望在浙大社會學系培養一個學術共同體。這個學術共同體并不是一團和氣，而是對論文或專著的品質有嚴苛的标準。比如在兩個國際社會學頂刊《美國社會學評論》和《美國社會學雜志》上獨立發表一篇論文，均算5分；絕大多數西方一區SSCI雜志的文章隻算1分；國内的社會學期刊也隻能拿1分或1.5分。
“我們研究員的流轉率較高，不少人走掉了。”趙鼎新說，能留下來升為長聘副教授的，也不是完全靠論文的數量。例如2023年升任長聘副教授的某位學者，在任浙大社會學系研究員期間，隻有一本二百多頁的英文專著和兩篇文章，沒有達到系裡的硬名額，但社會學系學術委員會的大多數成員對他的學術能力和潛力贊譽有加。趙鼎新強調，這些專家評價高于名額性的标準。
“學術評價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看似千頭萬緒、五花八門，但最關鍵的标準反而是每個人心中的那杆秤。”趙鼎新對南方周末記者坦言。
趙鼎新的改革舉措，注重培養能直言不諱、帶有鋒芒的的學術交流氛圍。（浙江大學社會學系官網 圖）
“推動各種制度的建設中，會遇到有沖突的地方”
2024年3月釋出的泰晤士年度高等教育榜單中，浙大社會學被列為A+，居中國大陸前三。而此前該學科在國内的第五輪學科評估中被評為B，兩個評價結果有顯著差異。
全國學科評估從2002年開始第一輪，到目前為止已經進行了五輪。盡管每一輪學科評估的标準不盡一緻，但是對人才頭銜、課題、論文、教材編纂的看重大緻不變。
首先就是看人才頭銜，南京大學教授陸興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現在高校内人才頭銜名目繁多，院士、長江學者、青年千人、海外優青、國内優青、傑青，“名頭特别多，帽子滿天飛”。
學者想要評上一頂人才“帽子”，是一件耗時耗力的工作。“這種事情我也苦不堪言，”陸興曾任某次學科評估的專家組成員，負責本專業内某個單項的評價，“你要遊說多少人，要多少人來投你票，非常消耗學者的精力，要投入巨大的人力資本，甚至錢财。這些對于一個好的學者來說，都太複雜了。而且你要確定人際關系，要進行各種情感投資，太累了。”
而海歸青年學者占多數的浙大社會學系顯然在這一方面缺乏競争力。“學校方面會認為我這幾年引進的高層次人才不夠多。”趙鼎新說，他也曾多次試圖引進長江學者，但沒有成功。他強調自己更加看重學者的論文品質和學術個性，而不是頭銜。在浙大的這些年，有上司提議讓他花大錢引進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但遭到趙鼎新拒絕，“做這樣的事情，我的名譽敗不起。他們來了就拿錢，做不了什麼事情，除了給你個虛名。但這樣一來，人家就會認為趙鼎新也開始做這種事情了。”
課題在學科評估中也占有較大的權重。由于浙大社會學系不對青年學者申請課題做硬性要求，是以這一項在學科評估中也不占優。事實上，就算學者們努力“卷”申請，課題最終花落誰家，也有很多難以預料的因素。
課題申請人送出課題項目書之後，相關專家庫内的通訊評審專家會進行線上打分，通過初審之後，各位專家赴北京進行會評。“按程式，通訊評審是盲審，而會評則公開申請人資訊。會評時你的這個方向、你的學校有無進階别專家在場，可能會有影響。”姚圖說。
另一所985大學的社會學學者林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人際關系方面，這些年趙鼎新經營得并不好，“我有很多朋友在浙大，都知道他不僅在政策層面會得罪人，而且在參加其他院系青年教師的升遷考評的時候，也會得罪人，他會很直接地說某人學術不行，大家都很害怕他，因為他就是那個放大炮的人。”
“他得罪了非常多的學界大佬，他看得上的沒幾個。”林凡說，“一方面他要搞改革，說現在的學術評價體制不行，另一方面又要參加學科評估。這就相當于你一邊罵人家，一邊又想人家給你投票，這怎麼可能嘛。”趙鼎新對此予以否認，認為“得罪學界大佬”的說法源自有心人的造謠。
但也有學者對趙鼎新的“大炮”頗為感激，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劉思達曾于媒體上回憶他在芝加哥大學求學時與趙鼎新的接觸：“趙老師對我的幫助有很多方面……我讀書時他總罵我的腦子不知道怎麼長的，怎麼都學不會機制和因果關系分析……”
對此，趙鼎新回應道，在美國學界尤其是芝加哥大學，學者在學術上激烈交鋒是常态，浙大社會學系也漸漸有了這樣的風氣，講座上見到不少帶有鋒芒的交流。
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趙鼎新也不改直言本色，“知識分子抓這個課題，抓那個頭銜，願意抓這些的人，往往就是對個人利益太在乎的人，對個人利益太在乎的人很難是好學者。”
浙大社會學系副主任朱天飚日常負責系裡的具體事務，從财務到日常行政、科研、教學，“經曆了幾乎所有的改革”。他對南方周末記者承認，這些年來，“推動各種制度的建設中，會遇到有沖突的地方。系裡制度文化的建設上的确有很多經驗和教訓。”
趙鼎新觀察到，在美國學界尤其是芝加哥大學，學者在學術上激烈交鋒是常态，而浙大社會學系也漸漸有了這樣的學術風氣。（芝加哥大學官網 圖）
“如果我離開，這個系能忘了我，那就是成功了”
在采訪中，浙大社會學系的師生們經常提到他們已有多本著作和國外知名大學出版社簽訂了出版合同。“出版了2部，還有6部已經簽訂了發表合同。”在趙鼎新看來，這是世界一流大學的标志，并且強調，“是知名大學的學術出版社，不是商業出版社”。
他引以為傲的還有年輕學者們在海外頂刊的論文發表。浙大社會學系官方公衆号發表的内容，本來多以講座預告、講座回顧為主。辭職風波發生之後，公衆号上多了一個“社會學系國際聲·國際發表”欄目，專門釋出系裡教師在國際刊物的論文摘要。
但是文科的英文論文在學科評估中并不占優。根據陸興的經驗，對于理科而言，“公認的标準就是發頂級的英文期刊，引用因子在理科或者基礎科學的權威性較高，但是在人文社會科學就沒有那麼高了。”林凡也确認，“中文期刊論文現在在社會學學科評估中的權重是非常高的。”
學科評估的标準每一輪都不一樣。某知名985大學在一次評估中，A+的學科隻拿了四個，“整個學校都震動了”。但後來一次評估，A+學科又恢複到了十幾個。“這些學科在五年之内怎麼可能有這麼翻天覆地的變化呢！現在新的标準又來了，大家都在疲于奔命地做這些事情”，陸興說。
2016年，浙大撤銷了34個學位點，在當年全國高校撤銷學位數量上排第一。陸興感到尤其惋惜的是浙大的城鄉規劃學，它也在2016年被撤銷，他相信這是由于這個專業在上一次的學科評估中沒有拿到好成績，“一個在浙大非常有曆史的學科就被拿掉了。”
多位學界受訪者表達了某些大學在科研評價中的“功利”表現。“它會給老師開很高的薪水，但是對你的要求也很高，而且這種要求都要能在‘表格’裡面展現。相比教課教得多好，研究做得多紮實，它更看重的是能夠發到高水準期刊，能不能拿到人才的帽子，能不能獲得重大的項目，這些能夠展現到評估的表格裡面的東西，是以就是以表格為導向。”一位不願具名的高校教授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而在社會學内部，也存在定量與定性的研究方法的争論，就論文發表速度而言，學者們普遍認為定量的研究方法能更快地進行學術生産。
“你去看社會學裡晉升比較快的學者，都在做定量、做資料模型。”陸興說，“定量我不反對，但是社會學最紮實的東西還是在于田野調查和深入的社會機制的研究，這是社會學的立身之本。但是這些紮實的研究，比如人類學的方法、傳統的社會學的方法，耗時耗力，成果産出的效率沒那麼高，這對于發文章、評人才帽子來說就有點不劃算。”
趙鼎新對此做了一個粗略的比較，“一個選擇用統計方法做研究的青年學者，五年可能已經發表了好多篇文章，而做曆史社會學研究的青年學者可能仍然停留在尋找研究問題的階段。”
趙鼎新個人的學術旨趣更偏人文的定性研究，他早年的代表作《東周戰争與儒法國家的誕生》就是一部結合曆史學與社會學的著作。這些年來，趙鼎新引進的青年學者，在學術取向上也多偏向曆史社會學、知識社會學和人類學方面的人文研究。
不過，趙鼎新否認在主持浙大社會學系期間有所偏廢，強調自己同樣看重定量研究。他将系裡最後六百平方米的儲備空間裝修成人口大資料中心，還招入近十位從事定量研究的青年學者。不過他也很無奈，“做定量研究的學者能在學術市場上開出更高的身價，我們付不起這個錢。”
“很多學校新進的年輕社會學學者，基本上都是做定量研究的，你就知道這是一種導向。”陸興說，“西方社會也存在這個問題，包括經濟學、社會學，各個學科都會焦慮自己不夠科學、不夠定量，是以急于用模型和資料來包裝自己。他們自己也在反思。”
趙鼎新在西方大學執教多年，對于西方學術界内部的問題，也有自己的觀察，“我們的确有些地方做得不好，但是也不是像西方說的那麼簡單，而且有些我們做得好的地方他們沒有看見。我們（這樣做）可以減弱西方的誤解。”他相信，培養青年學者在國際頂尖刊物和學術出版社發表出版，是用學術的語言發出中國自己的聲音，可以增進中西方的溝通。
辭職風波發生後，趙鼎新和浙大校上司有過一次談話。談話的結果，據趙鼎新對南方周末記者透露，他的這套制度“至少暫時被保住了”。浙大社會學系官網顯示，趙鼎新被列入榮休教師欄目，依然擔任“浙江大學社會學系學術委員會委員，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長”。
趙鼎新希望不管是校方，還是社會，再多給他們一點時間。“一個系的實力和名聲要上來，并不是短時間的事情，辦一個學科是有規律的，出書也需要時間。現在是剛剛往上走的時候。如果我離開，這個系能忘了我，那就是成功了；如果我離開，這個系就毀了，那就是敗了。”
（李成、陸興、田梁、林凡、姚圖為化名）
南方周末記者 王華震
責編 李慕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