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多年后，赵鼎新自2018年起回国入职浙江大学社会学系，2021年11月至2024年2月担任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陈劲 摄）
聊起赵鼎新，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老师和博士们经常用到的称呼，不是“赵老师”，不是“系主任”，而是“老赵”。
2024年3月11日，老赵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社会学系系主任。在那天社会学系的新闻通稿里，老赵说，今后他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参与社会学系的事业发展，不遗余力地为办好社会学系贡献力量”。离开系主任岗位之后，他依然是系里的学术委员会委员。
但是八天之后，系里一次关于社会学系未来的会议，却没有邀请这位学术委员会委员——3月19日，浙大社会学系召开了党政联席会议，赵鼎新事先不知道有这次会议，也没被要求列席参加。会议上，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党总支书记陈素珊宣布成立了一个“社会学系学科建设工作小组”，要进行“站位更高”的改革。
19日当天，老赵不在系里，他去了上海，和一家网络公司谈募款。据他说，为浙大社会学系和高等研究院募款，一直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在事后写给浙大党委书记和校长的信里，他说，“所有这些事事先都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简单讲就是否定我主持浙大社会学系工作期间的工作。”他宣布辞去所有和社会学系有关的职务。
据老赵描述，那天会后，系里的青年教师们“人心惶惶”，不断有人打来电话，问他到底怎么回事。3月23日，这封辞职信开始在网络上流传，旋即刮起令浙大校方和老赵都没有料到的舆论风暴。
3月24日一早，赵鼎新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他说昨晚睡得不好，凌晨接到了很多来自海外的询问电话，要反复向朋友们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
陈素珊拒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请求，“现在不方便。”她说。
关于赵鼎新担任社会学系主任期间，校方对其推动的教学科研改革有何支持、改革成果如何评价等问题，南方周末记者多次联系浙大并发出采访函，浙江大学党委宣传部对此表示，“这个事情不接受采访”。
2024年3月发布的泰晤士年度高等教育榜单中，浙大社会学被列为A+，居中国大陆前三。而此前，该学科在国内第五轮学科评估中被评为B，排在十几所高校之后。（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官网 图）
打破学生和导师的“劳务”关系
浙大社会学系的博士生李成最近也偶尔称呼赵鼎新为“老赵”，他看到系里老师这样叫，也就跟着叫，“我们这里蛮平等的。”他说。赵鼎新会和这样叫的老师们开玩笑，“既然背后都叫了，便当面接着叫呗。”
“平等”只是赵鼎新在浙大社会学系这些年改革的小小侧面之一。从2012年开始，赵鼎新担任浙江大学访问教授。2018年，赵鼎新任浙大社会学学科建设首席专家，逐步着手进行该系的改革。
赵鼎新拥有麦吉尔大学昆虫学与社会学的双博士学位，长期执教于社会学重镇芝加哥大学。时任浙大副校长罗卫东曾对媒体说，赵鼎新之所以回国效力，是“出于一种强烈的学术愿景，即建立一个高水平的社会学系”。
赵鼎新这些年引进的三十多位青年学者，绝大多数拥有海外博士学位，还包括几位外籍学者。浙江大学为此花下重金，不仅给系里人事的名额，还有各种硬件设施、人员开销，“它投入的资金肯定有好几亿。”赵鼎新说。
饶是在硬件上投入重金，改革还是不可避免地遇到钱的问题。
在其他学校，博士生大多是单导师制，而赵鼎新让浙大社会学系的博士们拥有了一个导师组。
在学界，不少科研需要团队作业，有些教授手握多个课题，使得具体科研任务经常由学生承担。这个过程中，由于双方权力的不对等，可能演变为导师对学生的“剥削”，以及学生对导师的人身依附关系。高校博士生中流行把导师称为“老板”，也是这种权力关系的缩影。
2024年，多起高校研究生举报导师的事件中，都涉及导师对学生时间的占有与剥削。如北京邮电大学15位研究生举报导师的公开信中提到存在“工资截留等劳务问题”；华中农业大学多位研究生也举报导师黄某“克扣学生劳务费”。
赵鼎新的改革意在打破学生与导师之间这层“劳务”关系。李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博士生考入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后，一开始不选导师，“我们和导师都是松散型关系，也是双向的选择。一年之后导师和学生双方就会慢慢看准了。”
在浙大社会学系，三到五个导师组成一个导师组，联合指导学生，导师组里可能有外校成员，甚至国外成员，“有些导师组成员是世界有关领域的著名学者。”赵鼎新说，他希望让各种不完全和谐的声音、不同的知识来补充学生。
老师可以在学生面前显示自己的能力，但不能主动追着学生说“你来当我学生”。一旦被发现，赵鼎新会严厉警告，“这个事情我会认为是道德问题。只要有学生反映，我就会阻止。现在系里基本没有这样的老师了。”
原来的单导师制，一个博士生的生活费，学校出一部分、导师的课题经费出一部分，相当于导师在金钱上拥有对学生的部分控制权。没有了单一的导师，导师这部分钱就由系里承担，带来了学生与导师地位的相对变化。“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纯粹的学术指导关系。”浙大社会学系教师田梁说。
在赵鼎新看来，摆脱了对导师的金钱依附关系，是学生心灵迈向自由的第一步。
浙大社会学系博士生每个月拿到的补贴，除了学校给的2600元，还有系里发的1600元，因此每年系里就要多支出七八十万元。这些钱需要系里自己来筹措，在媒体报道中经常看到赵鼎新出面去社会上筹款，想解决的就是诸如此类的问题。
“没有人拿文章的数量去衡量我”
赵鼎新最担心的是，如果将来有什么变故，“这样小心培养起来的学术氛围会变”。
这些年来，比起制度框架、论文考核等，田梁更加切身感受到的，是一种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的学术氛围，“年轻同事之间可以毫无保留、毫无顾忌地讨论自己没有发表的工作”。浙大社会学系至少每两周举办一次“群学肄言堂”论坛，每期一位学者演讲，题目大多是分享自己近期的学术进展。“同学们对这个论坛的反响很好。”李成说。
学术氛围的微妙变化，也许和赵鼎新对青年学者考核标准的改变有关。
近年来，浙江大学对新入职的青年学者大多采取的是“预聘-长聘”制度。这一制度源自美国的终身教职 (tenure-track) 制度，在国内高校经常被称为“非升即走”。从2010年左右开始，国内已有多所985高校实行这一制度。
就浙大文科来说，近五六年来，新招进来的年轻博士已经没有“讲师”这样的职位了，“这是老体制的岗位名称，浙大新进人已经不走老体制通道了。”浙江大学某文科院系的青年研究员姚图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新招进来的博士一般都是“预聘研究员”岗位，在六年的时间期限内，预聘研究员们需要完成三个版块的考核目标，才能有机会成为“长聘副教授”。
这三个版块的任务为：一是论文，6篇“一级刊物”论文，其中需含1篇“权威刊物”，浙大文科的很多刊物目录比C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即CSSCI）更严格；二为项目，必须拿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入职时带有未结项的项目则不计入内；三是著作，至少有1本专著。
“满足上述条件，可以上会讨论，由外审专家和各级学术委员会审定，是否符合长聘的条件。”姚图说。
如果六年时间内无法达到考核标准，很有可能就要走人，“淘汰率有的学院高，有的低，看各家领导的人事政策安排。”姚图曾听说某个学院未来的淘汰率甚至超过60%，“有些有自知之明的人会在预聘期结束前走掉。”
“这个标准，在国内很多学校可以评正高（教授）。”他说，“也比浙大五年前的正高标准要高。”对青年研究员们来说，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颇为艰难，“尤其青年项目、一般项目，要紧盯前沿的风向”。
“卷，太卷了。”这是姚图对浙大“预聘-长聘”制度下的青年研究员们的总体印象。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的官网上曾发表文章《高校推广“预聘-长聘”制的风险及建议》，文章在肯定这一制度积极效果的同时，也认为“这一制度尚存在一些设计上的缺陷，在实际运行中也暴露出科研‘大跃进’、人事管理‘双轨制’、青年教师幸福感下降等一系列问题”。
但浙大社会学系的青年研究员们较少感受到来自课题项目的压力，“我们系里对申请课题项目没有硬性要求。”李成说。不将是否拿到国家课题作为学术考核的标准，是赵鼎新这些年的重要改革举措之一。
对于目前国内的这套课题申请体系，赵鼎新有自己的想法，“这套体系是有道理的，但不能覆盖全部的社会现实，一旦大家都去申请，（其他）很多课题就会没有人做。”赵鼎新说，“国内有大量这样的例子。研究无禁区，你研究的这些东西，在目前的考核体系里没有，但像这类研究是非常需要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需要有很多这样的课题。”
赵鼎新在芝加哥大学二十多年，从助理教授一路升任讲座教授，没有申请过一个课题，“但是他们还是每年用钱养我们做研究。因为人家知道课题方向和学者的研究方向不需要完全重合。”赵鼎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芝加哥大学，“也没有人拿文章的数量去衡量我，”他说，“不需要你老想着发表，平时聊聊天，人家问你做什么题目，一聊，大家心里对你有一个评价，这是最重要的。”
赵鼎新也希望在浙大社会学系培养一个学术共同体。这个学术共同体并不是一团和气，而是对论文或专著的质量有严苛的标准。比如在两个国际社会学顶刊《美国社会学评论》和《美国社会学杂志》上独立发表一篇论文，均算5分；绝大多数西方一区SSCI杂志的文章只算1分；国内的社会学期刊也只能拿1分或1.5分。
“我们研究员的流转率较高，不少人走掉了。”赵鼎新说，能留下来升为长聘副教授的，也不是完全靠论文的数量。例如2023年升任长聘副教授的某位学者，在任浙大社会学系研究员期间，只有一本二百多页的英文专著和两篇文章，没有达到系里的硬指标，但社会学系学术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对他的学术能力和潜力赞誉有加。赵鼎新强调，这些专家评价高于指标性的标准。
“学术评价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看似千头万绪、五花八门，但最关键的标准反而是每个人心中的那杆秤。”赵鼎新对南方周末记者坦言。
赵鼎新的改革举措，注重培养能直言不讳、带有锋芒的的学术交流氛围。（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官网 图）
“推动各种制度的建设中，会遇到有冲突的地方”
2024年3月发布的泰晤士年度高等教育榜单中，浙大社会学被列为A+，居中国大陆前三。而此前该学科在国内的第五轮学科评估中被评为B，两个评价结果有显著差异。
全国学科评估从2002年开始第一轮，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五轮。尽管每一轮学科评估的标准不尽一致，但是对人才头衔、课题、论文、教材编纂的看重大致不变。
首先就是看人才头衔，南京大学教授陆兴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高校内人才头衔名目繁多，院士、长江学者、青年千人、海外优青、国内优青、杰青，“名头特别多，帽子满天飞”。
学者想要评上一顶人才“帽子”，是一件耗时耗力的工作。“这种事情我也苦不堪言，”陆兴曾任某次学科评估的专家组成员，负责本专业内某个单项的评价，“你要游说多少人，要多少人来投你票，非常消耗学者的精力，要投入巨大的人力资本，甚至钱财。这些对于一个好的学者来说，都太复杂了。而且你要确保人际关系，要进行各种情感投资，太累了。”
而海归青年学者占多数的浙大社会学系显然在这一方面缺乏竞争力。“学校方面会认为我这几年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不够多。”赵鼎新说，他也曾多次试图引进长江学者，但没有成功。他强调自己更加看重学者的论文质量和学术个性，而不是头衔。在浙大的这些年，有领导提议让他花大钱引进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但遭到赵鼎新拒绝，“做这样的事情，我的名誉败不起。他们来了就拿钱，做不了什么事情，除了给你个虚名。但这样一来，人家就会认为赵鼎新也开始做这种事情了。”
课题在学科评估中也占有较大的权重。由于浙大社会学系不对青年学者申请课题做硬性要求，因此这一项在学科评估中也不占优。事实上，就算学者们努力“卷”申请，课题最终花落谁家，也有很多难以预料的因素。
课题申请人提交课题项目书之后，相关专家库内的通讯评审专家会进行线上打分，通过初审之后，各位专家赴北京进行会评。“按程序，通讯评审是盲审，而会评则公开申请人信息。会评时你的这个方向、你的学校有无高级别专家在场，可能会有影响。”姚图说。
另一所985大学的社会学学者林凡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人际关系方面，这些年赵鼎新经营得并不好，“我有很多朋友在浙大，都知道他不仅在政策层面会得罪人，而且在参加其他院系青年教师的升迁考评的时候，也会得罪人，他会很直接地说某人学术不行，大家都很害怕他，因为他就是那个放大炮的人。”
“他得罪了非常多的学界大佬，他看得上的没几个。”林凡说，“一方面他要搞改革，说现在的学术评价体制不行，另一方面又要参加学科评估。这就相当于你一边骂人家，一边又想人家给你投票，这怎么可能嘛。”赵鼎新对此予以否认，认为“得罪学界大佬”的说法源自有心人的造谣。
但也有学者对赵鼎新的“大炮”颇为感激，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刘思达曾于媒体上回忆他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时与赵鼎新的接触：“赵老师对我的帮助有很多方面……我读书时他总骂我的脑子不知道怎么长的，怎么都学不会机制和因果关系分析……”
对此，赵鼎新回应道，在美国学界尤其是芝加哥大学，学者在学术上激烈交锋是常态，浙大社会学系也渐渐有了这样的风气，讲座上见到不少带有锋芒的交流。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赵鼎新也不改直言本色，“知识分子抓这个课题，抓那个头衔，愿意抓这些的人，往往就是对个人利益太在乎的人，对个人利益太在乎的人很难是好学者。”
浙大社会学系副主任朱天飚日常负责系里的具体事务，从财务到日常行政、科研、教学，“经历了几乎所有的改革”。他对南方周末记者承认，这些年来，“推动各种制度的建设中，会遇到有冲突的地方。系里制度文化的建设上的确有很多经验和教训。”
赵鼎新观察到，在美国学界尤其是芝加哥大学，学者在学术上激烈交锋是常态，而浙大社会学系也渐渐有了这样的学术风气。（芝加哥大学官网 图）
“如果我离开，这个系能忘了我，那就是成功了”
在采访中，浙大社会学系的师生们经常提到他们已有多本著作和国外知名大学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出版了2部，还有6部已经签订了发表合同。”在赵鼎新看来，这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志，并且强调，“是知名大学的学术出版社，不是商业出版社”。
他引以为傲的还有年轻学者们在海外顶刊的论文发表。浙大社会学系官方公众号发表的内容，本来多以讲座预告、讲座回顾为主。辞职风波发生之后，公众号上多了一个“社会学系国际声·国际发表”栏目，专门发布系里教师在国际刊物的论文摘要。
但是文科的英文论文在学科评估中并不占优。根据陆兴的经验，对于理科而言，“公认的标准就是发顶级的英文期刊，引用因子在理科或者基础科学的权威性较高，但是在人文社会科学就没有那么高了。”林凡也确认，“中文期刊论文现在在社会学学科评估中的权重是非常高的。”
学科评估的标准每一轮都不一样。某知名985大学在一次评估中，A+的学科只拿了四个，“整个学校都震动了”。但后来一次评估，A+学科又恢复到了十几个。“这些学科在五年之内怎么可能有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呢！现在新的标准又来了，大家都在疲于奔命地做这些事情”，陆兴说。
2016年，浙大撤销了34个学位点，在当年全国高校撤销学位数量上排第一。陆兴感到尤其惋惜的是浙大的城乡规划学，它也在2016年被撤销，他相信这是由于这个专业在上一次的学科评估中没有拿到好成绩，“一个在浙大非常有历史的学科就被拿掉了。”
多位学界受访者表达了某些大学在科研评价中的“功利”表现。“它会给老师开很高的薪水，但是对你的要求也很高，而且这种要求都要能在‘表格’里面体现。相比教课教得多好，研究做得多扎实，它更看重的是能够发到高水平期刊，能不能拿到人才的帽子，能不能获得重大的项目，这些能够体现到评估的表格里面的东西，所以就是以表格为导向。”一位不愿具名的高校教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而在社会学内部，也存在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的争论，就论文发表速度而言，学者们普遍认为定量的研究方法能更快地进行学术生产。
“你去看社会学里晋升比较快的学者，都在做定量、做数据模型。”陆兴说，“定量我不反对，但是社会学最扎实的东西还是在于田野调查和深入的社会机制的研究，这是社会学的立身之本。但是这些扎实的研究，比如人类学的方法、传统的社会学的方法，耗时耗力，成果产出的效率没那么高，这对于发文章、评人才帽子来说就有点不划算。”
赵鼎新对此做了一个粗略的比较，“一个选择用统计方法做研究的青年学者，五年可能已经发表了好多篇文章，而做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可能仍然停留在寻找研究问题的阶段。”
赵鼎新个人的学术旨趣更偏人文的定性研究，他早年的代表作《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就是一部结合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著作。这些年来，赵鼎新引进的青年学者，在学术取向上也多偏向历史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的人文研究。
不过，赵鼎新否认在主持浙大社会学系期间有所偏废，强调自己同样看重定量研究。他将系里最后六百平方米的储备空间装修成人口大数据中心，还招入近十位从事定量研究的青年学者。不过他也很无奈，“做定量研究的学者能在学术市场上开出更高的身价，我们付不起这个钱。”
“很多学校新进的年轻社会学学者，基本上都是做定量研究的，你就知道这是一种导向。”陆兴说，“西方社会也存在这个问题，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各个学科都会焦虑自己不够科学、不够定量，所以急于用模型和数据来包装自己。他们自己也在反思。”
赵鼎新在西方大学执教多年，对于西方学术界内部的问题，也有自己的观察，“我们的确有些地方做得不好，但是也不是像西方说的那么简单，而且有些我们做得好的地方他们没有看见。我们（这样做）可以减弱西方的误解。”他相信，培养青年学者在国际顶尖刊物和学术出版社发表出版，是用学术的语言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可以增进中西方的沟通。
辞职风波发生后，赵鼎新和浙大校领导有过一次谈话。谈话的结果，据赵鼎新对南方周末记者透露，他的这套制度“至少暂时被保住了”。浙大社会学系官网显示，赵鼎新被列入荣休教师栏目，依然担任“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学术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
赵鼎新希望不管是校方，还是社会，再多给他们一点时间。“一个系的实力和名声要上来，并不是短时间的事情，办一个学科是有规律的，出书也需要时间。现在是刚刚往上走的时候。如果我离开，这个系能忘了我，那就是成功了；如果我离开，这个系就毁了，那就是败了。”
（李成、陆兴、田梁、林凡、姚图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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