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午北京寒冬
錢锺書《容安館劄記》第七六一則的開頭，提到自己1966年的一場小疾：
丙午正月十六日，飯後與绛意行至中山公園，歸即卧病，蓋積瘁而風寒乘之也。嗽喘不已，稍一言動，通身汗如濯，心躍然欲出腔子。《明文授讀》卷十五李邺嗣《肺答文》雲：“風自外幹，涎從内塞。”“未發雲雲，辄聞喀喀。”“積邪大湧，蘊逆上溢。”“胸椎欲穿，背笞不釋。”不啻為我言之。如是者十二日，始勝步武，杖而行于室中。今又一來複矣，仍殗殢無生意，杜門謝事。方疾之劇，如林黛玉臨終喘甚，“躺着不受用，扶起來靠着坐坐才好”（《紅樓夢》九十七回），每夜勞绛卧起數回，真所謂“煮粥煮飯還是自家田裡的米，有病還須親老婆”也（馮猶龍《山歌》卷□［五］）。昔王壬秋八十老翁，終日悶□［睡］，自雲“有林黛玉意思”（《湘绮樓日記》民國四年九月廿四、廿五日），餘今歲五十七，亦自拟颦兒呻吟氣絕狀，皆笑枋耳。病榻兩夢圓女，渠去年八月赴山右四清，未返京度歲。二月初六日書。起床後閱《楚辭》自遣，偶有所得，率筆之于此。……（商務印書館2003年7月版，下冊，2235-2236頁）
其後接寫心得數頁，不錄。友人張治先生指出，上引文字是錢锺書讀書生涯心境轉折點的寫照，因為身體原因，他從此不斷重溫故書，千頭萬緒彙于其中，《管錐編》的構思即由此開始。
《容安館劄記》第七六一則首頁
錢楊兩位先生當時五十多歲，住在北京東城幹面胡同的學部宿舍。如果步行去中山公園，要花四五十分鐘；稍作逗留再回家，就兩三個小時沒了。錢先生雖言“積瘁”，此時足力似尚健，發病之因大概要歸結到“風寒乘之”，我便感興趣于這天北京的天氣。
“丙午正月十六日”是1966年2月5日。我從時人日記中檢得兩則氣溫記載。一是周作人，他住在西城的八道灣，離幹面胡同六七公裡，是日他記：“晴，另八度。”（《周作人1966年日記》，周吉宜整理，載《現代中文學刊》2018年第6期，第6頁）這是指-8℃，“另”是“零”不規範的簡寫。二是竺可桢，他當時正在協和醫院治病，醫院距幹面胡同不到一公裡，且就在從錢家去中山公園的路上，他的氣溫記錄是：“晨七點視窗-2°，戶外-5°.5……。下午一點半-1°，NE風力1-2級。”（《竺可桢全集》第十八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0年12月版，31頁）二人所記相差不多，看得出這天雖然已是立春後一日，但還是不太暖和。錢先生大概覺得既已開春，便可以好好走走，結果受寒生病了。
根據氣象史料，1966年年初是北京最冷的冬天之一。北京曆史上的最低氣溫-27.4℃就是這年2月22日在北京郊區大興縣東黑垡的中央氣象台觀象台測得的。因為天寒地凍，是以周作人這個年初在日記裡常與前一年的天氣作比較，還大發感慨說“今年特别寒冷，聞歐美亦然，似全世界如此”（1月28日，《周作人1966年日記》，第6頁）。2月25日周作人又記：“陰，另十四度。如此天氣昔所未有。”（同上，第7頁）這一天，正是錢锺書病情稍複，“閱《楚辭》自遣”稍作劄記的“二月初六日”。
洪業為《閉關吟》所寫的題辭
孔夫子舊書網挂有洪業寫給鄧之誠的題辭墨迹小紙一長條，索值钜萬，有“凡爾賽”性質，存圖備考可也。這個商品的銷售頁面時隐時現，名字變來變去，價格忽高忽低，圖檔的史料價值卻彌足珍貴。先錄文于下：
庾信文章老更成，淩雲健筆意縱橫。惡風白浪何嗟及，拟絕天驕拔漢旌。
文如先生與業以同日被執，同日得釋。難中知其有詩百馀首，出後寫作一卷相示，且命作序。業不知詩，不能文，然又不敢方命，遂乞醯于少陵，得四句，姑作題辭可耳。 壬午七月廿日洪業拜題。（末钤“洪業”朱文印）
壬午是1942年。此前一年冬天到這一年的夏天，鄧之誠曾為日軍逮捕，獄中得腹稿，出獄後寫作一卷的詩集，乃是《閉關吟》。
洪業是研究杜甫的專家，這首杜詩集句很是精彩。還須參照他在《我怎樣寫〈杜甫〉》一文中的回憶：
有一天我向日軍獄吏請求：讓我家送一部《杜詩引得》或任何本子的杜詩一部入獄，讓我閱看。這是因為我記得文天祥不肯投降胡元，在坐監待殺的期間，曾集杜句，作了二百首的詩。我恐怕不能再有任何學術著作了。不如追步文山後塵，也借用杜句，留下一二百首寫我生平的詩。可恨的日軍，竟不許可我的要求。（原載新加坡《南洋商報》1962年1月1日，第6版；此文印單行本及收書時多訛脫，文題中的書名号多脫漏，今據原出處引用）
《閉關吟》五石齋鉛印本卷首的洪業題辭（此冊為王锺翰先生舊藏，撷自《鄧之誠詩集三種》）
可見洪業在獄中欲集杜詩而不得，出獄後為鄧之誠集了這四句題辭，也算一遂心願。
鄧之誠《閉關吟》稿本、《五石齋吟草》稿本及其清稿本曾在北京泰和嘉成拍賣有限公司2015年春季藝術品拍賣會上現身（為第1227、1228、1229号拍品），拍賣商複由各處商借《槐居唱和》五石齋鉛印本等其他各式稿本、印本、照片之類珍貴文獻，一并原大影印為《鄧之誠詩集三種》二冊，共印三百五十部，是富有文獻價值的私印本。
《鄧之誠詩集三種》
《閉關吟》稿本及其五石齋鉛印本均影印收入了《鄧之誠詩集三種》。先檢稿本圖影，未見此題辭。再檢鉛印本圖影，卷首果收入了排字的洪業題辭，但與手迹相比，字句略有改動。手迹“被執”，鉛印本作“為日軍所執”；手迹“出後”，鉛印本省作“後”；手迹“不敢方命”，鉛印本作“不能方命”；手迹“廿日”，鉛印本作“二十日”。
翻閱《鄧之誠詩集三種》，還發現了更有趣的地方。該書後記有雲：
又：據舊藏者言，《閉關吟》手稿本中尚有洪業煨蓮先生手書題詞一紙，去歲某公司拍賣未果，歸書時已遍覓不獲。洪氏與鄧氏為同入獄者，今佚此紙，不無遺憾，特識于此，以狀書稿之原貌。
洪業《我怎樣寫〈杜甫〉》（原載新加坡《南洋商報》1962年1月1日）
看來那個閃爍的銷售頁面賣的正是這張在拍賣時神秘消失，“歸書時已遍覓不獲”的題辭。我查到《閉關吟》之前曾登上中國嘉德2014秋季拍賣會（為第2482号拍品），當時流拍，顯然題辭恰在那會兒被“不無遺憾”了。更有意思的是，我還查到這張題辭竟然在2021年9月的嘉德四季第五十九期拍賣會上出現了，被胡亂冠了個《杜甫〈戲為六絕句〉》的名字（為第2886号拍品），結果也流拍了，難怪現在還挂在孔網。
《閉關吟》稿本現為友人深柳堂主收藏。我問他：為何不砍個價，合成全璧？他回答：“不能慣着小偷，堅決不買。”其正氣令我敬服。
《北大師大清華三校同學整理日文圖書紀念冊》
周運先生的新著，厚達六百馀頁的《乘雁集》（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11月版）後半部分用“開拖拉機的方法”（陳寅恪語）對周作人的買書、讀書情況做了初步梳理，還分析了抗戰勝利後收繳敵僞圖書等連帶問題。我為這本書貢獻了個别材料和意見，感到非常榮幸。
《乘雁集》第375頁提及的敝藏《北大師大清華三校同學整理日文圖書紀念冊》特别珍罕，在這裡補說幾句。這本《紀念冊》我從孔網買到，是尺寸為一百三十乘以九十毫米的橫向小開本，用厚牛皮紙作封面和封底，内文二十頁，以絲帶系為一冊。封面除印有“北大師大清華三校同學整理日文圖書紀念冊 1949暑期”冊名外，右上還有“北平圕日文書庫整理圖書完成紀念 1949暑期”的徽記。因時日已久，已稍有破損，幸未傷及文字。
《紀念冊》開頭有王重民寫于1949年9月14日、賈芳寫于同年9月15日的兩篇序言，已為《乘雁集》具引。總結兩篇序言的意思，是說随着抗戰的勝利，虜獲了四十多萬冊頗具參考價值的日文圖書，存于太廟，需要清理出一套正副本來由北平圖書館公開閱覽，再将複本配置設定給其他文化機關。于是由華北高等教育委員和北平圖書館制定計劃，前後兩次共聘請北大、清華、師大三校同學六十九人，臨時職員八人，全部從業人員計前後九十五人，利用暑假自7月15日至9月15日連續編制卡片，如期完成。
“國立北平圕日本書庫職員通訊錄”中的一頁
序言之後為“國立北平圕日本書庫職員通訊錄”，具體記明姓名、性别、年齡、籍貫、職别、出身和通訊處。這裡按原排序将姓名抄錄于下：王立達、李書琴、姜書文、陳霖生、黃希饒、鄭穎達、鮑景慧（以上臨時職員）、李燕來（助理員）、周豐一（采訪員）、袁榮禮（編目員）、張自勵（編目生）、張增耀（助理員）、賈芳（主任管理者）、蘇瑞成（編目員）、張可賢（助理員）。
之後是“同學通訊錄”，亦記明姓名、性别、年齡、籍貫、校别系别年級和通訊處。仍然抄錄姓名：丁瑜、于志恒、王述五、王蔭先、方平權、吳一飛、邵孋、林元芳、宮森岩、馬行漢、孫廷煥、張修梅、張維藩、張競敏、張鶴齡、陳兆龍、湯人俊、黃厚培、喻喜春、楊虎山、楊季雨、楊振芝、萬希芬、萬瑞蘭、董葆珊、趙相印、趙新月、鄭緒昌、蔣維屏、劉中麗、魏宗文、龐寶光（以上北大）、于本墀、王家彥、王愛昆、王淑彤、宋文珊、杜怡斌、李淑芳、李鐵藩、武尚清、周啟宇、高競一、許炳川、張玉芝、梅樹民、常夢九、馮家馴、曾祥發、賀士元、傅鐵麟、陳安國、賈惠君、賈懋謙、董春泉、端木慧、趙芳蘭、鄭雲英、鄭慧斌、蔡世霖（以上師大）、王賓、宋萬裡、李基天、施永錫、敖平、夏傳瑞、趙龍、劉誠權（以上清華）、許宗海、何士恒、孫仲明、孫文亮、蘇惠、王振升、楊仲仁、趙啟元、蔡文彬、路恒發。末尾這十人很特殊，沒有所屬學校，年齡也不像學生那樣年輕，籍貫卻都是北平市，或許是平館職員以外的其他從業人員。
綜上，此冊共記錄職員十五人（内臨時職員七人），有明确校别的同學六十八人，及末尾特殊的十人。數字與序言所說小有出入。
不厭其煩地抄錄人名，是因為其中也隐含着許多滄桑人事。平館日本書庫的職員中，周豐一之名最為大家熟知，我卻更關心就讀北大東文系日文專業時高他一級的編目員蘇瑞成。這個專業抗戰前僅畢業七人，蘇瑞成和周豐一是其中之二，分别畢業于1936年和1937年。蘇瑞成後在僞北大任教，1943年且曾陪同知堂老人南遊，再後來與周豐一一樣到北京圖書館工作。
臨時職員鄭穎達也引起我的注意，他籍貫填的是福建閩縣，出身填的是“慶應”，一看就不一般。一查，果然是鄭孝胥的文孫，多年後到北大東語系工作。他的父親鄭禹曾任僞滿的奉天市市長，抗戰勝利後一度隐匿行蹤，1954年被逮捕處決。友人孟繁之先生見告，鄭穎達還是曆史學家邵循正的内弟。
再如學生中有位林元芳，性别男，時年二十六歲，就讀“北大政四”，籍貫台灣台北，很惹人注目。細檢資料，方知此人後于1950年離開北京，在香港滞留半年後回到台灣（參見郭培明《250年頭一回——台灣林元芳先生回泉尋根記》，載其著《訪在世紀邊上》，遠方出版社1999年10月版，178頁），這種經曆在參與此次整理日文圖書的成員中應是絕無僅有的。
紀念冊同人簽名中的一頁
《紀念冊》最後留有好幾張白頁，當時參與整理的不少同人在上面留下了手迹。二十幾個簽名中，蘇瑞成、鄭穎達、林元芳等人的名字赫然皆在，實在寶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