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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來和你告個别:打工博物館關門,離開皮村的日子

讓我來和你告個别:打工博物館關門,離開皮村的日子

讓我來和你告個别:打工博物館關門,離開皮村的日子

位于北京皮村的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是全國唯一一家由民間打工者自己創辦的公益博物館,于2008年5月1日正式開放,記錄着打工群體的曆史。(南方周末記者 付子洋/圖)

晚上六點,打工博物館門口一棵巨大的杏樹下,告别儀式開始了。

這是河南工友胡小海的提議。那天他正在倉庫幹活,一聽說有人在博物館院落門口寫“拆”字,“立馬知道定下來了”。他想拍視訊記錄下這個過程,趕去一看,字已經在牆上了。

讓我來和你告個别吧

和沒有暫住證的孫志剛告别

和開胸驗肺的張海超告别……

在一架架飛機低空駛過的嘈雜聲中,家政女工施洪麗朗誦了一位志願者寫的詩《别了 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她事先聲明,我這個人說四川話,對不起,大家隻能聽川普了。朗誦完畢,她說,現場很多戴眼鏡的人,特别感謝,“都是咱們社會的精英”。

“官話說得還挺好的,”打工博物館負責人王德志是當天的主持人,笑着說,“大家也别太當真。”

紀錄片導演顧桃和朋友用吉他彈唱了一首《送别》,人們跟着合唱起來。

博物館最後的日子裡,皮村街頭多了來參觀的年輕面孔,他們背着帆布包、染金色頭發或穿着露臍裝,感歎皮村一隻烤鴨25元,一隻老冰棍5毛,在北京真算實惠。一家山西面館的老闆娘也聽說博物館要拆了,但沒去湊熱鬧,她忙得店門都出不了。

一個在公益商店當過司機的年輕人特地回來看看,拎着一袋烤鴨。他在北京幹過服務員、保安、司機,從四環搬到了六環。每次回皮村,“按理說這算是髒亂差的地方”,但總感覺像回了家。對于博物館展出的勞工故事,他覺得有點“賣慘”,“這些都是過時的了”。他不知道苦難能産生什麼意義。

博物館周圍已經拆完的空地上停滿了車,王德志說,你們走了以後,這塊就拆成停車場了。

告别儀式當天,節目都是臨時湊的,沒有正式的節目單,叫到誰就誰上。很多老朋友沒有出現。胡小海有點遺憾,儀式太短了,不到一小時。他自己也沒好意思拿吉他唱歌。結束後,一個女孩買了100塊錢啤酒,一共4提,招呼大家喝。

門口的杏樹結滿了青果,每年成熟後,他們會摘杏子吃,很甜。這棵樹應該也會砍掉,胡小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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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20日傍晚,人們在打工博物館門口舉行告别儀式。 (鄭海鵬/圖)

“突然面臨分散狀态”

五一假期後的第一個工作日,王德志收到了拆遷的通知,要求最遲6月中旬之前搬完。打工博物館、員工宿舍和儲物倉庫所屬的院落過去都是工廠,這幾年,周圍的廠房都在拆遷,可能因疫情延誤,“斷斷續續拆了好幾年”。

皮村村北,和打工博物館相隔一條街的院落裡,住了十幾戶人家。同打工博物館一樣,小院門口的牆上,也寫上了鮮紅的“拆除”。

院落看上去很破敗,堆着建築廢料、紅色消防栓、沾滿灰的被褥,還有散落在沙坑四處的兒童玩具。花園雜草叢生,花架倒塌了。

但在院落深處,有兩叢豔粉的月季,長得半人高,碗口大的花,一朵接一朵正在盛開。

月季的種植者是一個老爺子,已經回老家了。王德志的妻子劉娜記得,剛搬來時,院裡有兩棵高大的合歡樹,還有竹子,“像一個小花園”。那時許多大學生來,每晚都有人唱歌。

小院裡住的十多戶人家,大多數是公益組織工友之家的員工——也是打工博物館、打工春晚、皮村文學小組、同心實驗學校等活動或機構背後的組織者和參與者。

員工們大多來自農村,從2008年開始在這間小院裡生活了十年以上,鄰裡關系很好,“幾乎都不鎖門。”王德志說。

一個多月來,住在這裡的這群人,一邊忙着搬遷打工博物館的展品、接待訪客,一邊忙着為自己搬家——有人會搬去皮村的城中村較高價的電梯大廈,還有人沒找到合适的房子。

收行李、找房子的間隙,在庫房工作的李友慶很失落,“畢竟住了十多年的院子,雖然現在看起來破破舊舊,突然一下要消失了,還是有點懵。”

他是湖南嶽陽人,2009年開始在工友之家工作,在這裡認識一位内蒙古姑娘,生了兩個孩子。小院空地上的沙坑是3歲小兒子的遊樂場,到處是他的玩具。在沙裡尿一泡,他說是湖。

小院的集體生活方式很難複制,“突然面臨分散狀态”,李友慶有點不适應。

王德志的妻子劉娜和閨女騎着電動車,将東西一點點搬到租來的新家。那是個30平米的套一,窗明幾淨。劉娜對以後的生活有些憧憬,她希望孩子在“吃飯的桌子就是吃飯的桌子、寫作業的桌子就是寫作業的桌子”的環境中長大,洗碗不用去廁所水龍頭洗。

但是女兒小雨很喜歡過去住的小院,她說自己是在這裡長大的。她在保定上寄宿學校,周末趕在搬家前回來,在屋子裡到處拍照片:她的獎狀、弟弟貼的奧特曼、門上的“爸爸媽媽我們愛你們”。

她拍了很多小狗,院子裡那幾隻流浪小黑狗,相處多年了,它們認人。那年狗媽媽被車撞死了,小雨哭得很傷心,王德志帶着兩個孩子,把它安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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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慶友一家四口在打工博物館對面的院落住了十多年,小院的沙坑是3歲兒子的遊樂場。(南方周末記者 付子洋/圖)

去看看房子拆成什麼樣

搬家後的第二天,賈曉燕住的平房就被拆了。5月20日中午,一位戴着草帽、穿牛仔褲的勞工正在拆房頂。

那天吃過早飯,賈曉燕的丈夫照常往打工博物館的方向走,到了才反應過來自己不住這兒了。賈曉燕頭晚在學校沒睡着覺,她說下班後要再去看看房子拆成什麼樣。

她和丈夫住在打工博物館院落東北的平房裡,那裡最早被拆。賈曉燕是呼和浩特人,2010年,因為孩子在同心實驗學校上學,她來了皮村,從那時起就在同心互惠商店打工,一晃十三年。

那排平房冬天住着冷,門口用床單遮着,屋外沒有鐵棚的地方,他們蒙了白色油布。房間裡有兩塊畫着菊花和金魚的插電暖氣片,冬天隻有把手貼上去,才摸得到一點溫度。後來孩子們回老家上學,她一年見他們三次,他們以前住的房間牆上,貼滿了基礎國文知識:

反義詞:非常-一般;雪白-烏黑;難看-漂亮;詞語:運動會、紅潤潤的小手。古詩《池上》《小池》;拼音:聲母、單韻母、複韻母、整體認讀音節。

5月18日晚,在賈曉燕工作的公益商店,她抱怨說,住的平房後天就要交鑰匙,她還沒空收拾行李。

“你該需要啥就買大哥,這就開幾天了。”賈曉燕在收銀台前招呼。大哥擡了床被子結賬,12元。這裡賣二手商品,主要來自舊衣物回收或公益捐贈,再以低價賣給城中村居民。

冬天的衣服最好賣,夏天還能湊合,冬天他冷沒辦法,賈曉燕說。最近一位來參觀打工博物館的年輕人用2元買了一塊積木,看形狀像是猴子,它被發現時隻有腳和身子是完整的,年輕人在桌下找到一些零件,“還有些可能都被壓碎了”。

這家公益商店也要拆,王德志說,工友們比他們還失落,總問他們接下來去哪開。

不久前,賈曉燕家來了一隻母貓,橘色,大着肚子,怎麼都攆不走。估計也是周邊哪裡拆了之後過來的,賈曉燕尋思。幾天後,母貓下了五隻小貓,都是橘白相間,賈曉燕找了個紙箱,墊上棉被,放在自己和丈夫睡的鐵床前。

賈曉燕幹活,母貓就跟在腳邊。她叫它咪咪。咪咪喝水,咪咪吃飯。現在咪咪成了難題。

收到拆遷通知後,賈曉燕抽空去皮村找過房子。稍微帶點陽光的要1300,不見光的少100,一進門就是床,“跟個地窖似的”。她和丈夫隻好先去同心實驗學校過渡,但她不知道能否把貓帶過去。兩個孩子從老家打來電話叮囑,千萬别把貓扔了,他們暑假來了要看。

“這有啥好處啊?”

在皮村,最常見的交通工具是電瓶車,其次是貨車。

皮村環島的黃色門樓前,每當卡車駛過,都會掀起一陣黃沙。皮村位于朝陽區金盞鄉,東六環,是朝陽區的最東端。從北京市内去,最常見的交通方式是乘地鐵6号線到草房站,再坐20分鐘左右306路雙層公交到皮村環島,中間會經過大片樹林,城市景觀漸漸消失。

每天下午5點開始,從北京市内下班回來的保潔員、裝修工、布展師傅、環衛工、地産銷售、小白領從公交站台湧出。皮村主街的人漸漸多起來,這是一天的生活真正展開的地方。

今年燕子出窩早,在密布的電線中飛來飛去。狹窄的商業街上,建築勞工還沒脫掉安全帽,穿着閃送服的騎手正在遛一條米白色的大狗,一位勞工趿着拖鞋,提着兩大袋饅頭。賣香油的人敲着木梆子,“梆梆”聲在整座城中村響起。四川勞工住的黃色小樓裡,麻将聲此起彼伏,人們結伴走在路上,讨論着牌局的戰果。

2015年,北京師範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王海俠、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孟慶國在論文中介紹,皮村行政村面積2.8km²,本地居民僅一千餘人,外來務勞工口約兩萬多。

在2005年以前,這裡本是一個甯靜的小村莊,外來人口很少。之後,随着朝陽區内東壩、曹各莊等城中村的不斷拆遷,人們搬到了租金較低的皮村。除了本地村民興起的蓋樓潮,當時還有一批集體經濟時期的廢舊廠房陸續租賃出去,做家具廠、展覽制作生意等,據這篇論文統計,工廠、企業有205家。

現在,這一片工業區大都變成了黃沙地。在皮村北邊,已經形成了大片森林綠化,旁邊便是絲綢般的溫榆河。走進那裡,氣溫會變冷許多,有年輕人戴着藍牙耳機跑步,也有城市騎行者和露營者。

王德志記得,大概是2017年後,這一片工廠陸續撤出。皮村主要的租客群體,從這些工廠的傳統勞工變為在北京市内從事展覽、門窗、空調裝卸等工作的日結工和小白領。

打工博物館就在工業區和居民生活區交界的邊緣。據王德志介紹,疫情期間,因為防控政策限制,院内不能舉行活動,幾乎已經荒廢,原本專門負責打工博物館的從業人員也撤走了。

博物館的展櫃上積着灰,門口丢棄了黑色沙發、兒童書包。翻譯胡冬竹2008年帶着日本導演櫻井大造來到這裡,當時感受到的是青春和希望,時隔十五年再次走進這個院子,“比較誠實地說,是有點心酸的”。

一位送乘客來的滴滴司機在打工博物館轉了一圈,大惑不解,為什麼要建這麼一個東西啊?有啥好處啊?王德志聽後不忿,說,這要是個收錢的廟,他就覺得正常了。

讓我來和你告個别:打工博物館關門,離開皮村的日子

2023年5月18日上午,打工博物館門口,有人正在搬運物品。 (南方周末記者 付子洋/圖)

“誰接待誰就是館長”

在打工博物館,你最直覺能感受到的是一種新世紀初的氣息。約三百平米的展廳由一間琉璃廠廠房改造而成。

策展者想要呈現的是這樣一種故事:中國的工業化與城市化發展程序中,三億進城務工者付出了不容忘卻的貢獻。在民間,他們應該有一間屬于自己的博物館,由農民工來講述自己的故事。

這些故事裡,除了廣為人知的孫志剛、張海超,還有多次維權讨薪的王玉吉、一邊攤煎餅一邊寫詩的徐芳和一張張暫住證、工資單和存款憑單。

1993年11月19日,深圳緻麗玩具廠發生一場導緻87人死51傷的火災,館中展出了一位死難女工在大火前四個月寫給家裡親人的信。

信的落款為“無能的女兒:秦”,寫信人說記不清有多久沒寫信,因為廠裡每天加班到晚11點。有一天下班聽人說哥哥來了,她還不相信,匆匆一見哥哥就去了别處。她請爸媽珍惜身體,來信告訴她家裡所有的事。

一位參觀者說,打工博物館裡呈現的是“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故事”,而近十年來進城務工者的變遷,比如外賣騎手、快遞員等,在這裡沒有展現。

2005年,王德志與孫恒、許多等人來到皮村後,先成立了打工子弟學校同心實驗學校。辦一個打工博物館最初是孫恒的主意——因為做勞工文化教育,“需要一個根”,王德志說。

起初,王德志沒把這事放心上,“這有啥好展的”。但是一切布置完後,“确實是把我自己吓着了”。這些展品大多是通過南方的公益組織募集而來,當時網際網路不普及,還是通過廣告傳單宣傳。

王德志自己也貢獻了展品,一張1996年的暫住證。有些東西他沒拿出來,“涉及個人隐私”。他是内蒙古人,1月10日生。有一年弟弟寫信說,不知道今年生日你過了沒有,我們在家給你過了。

建打工博物館時,廠房裡什麼都沒有,都是水泥牆,大家自己刷上白漆。當時周圍工廠許多勞工來免費幫忙幹活,貼瓷磚、刷牆、做窗簾。

有工友參觀後說,“這也能展?”于是寄來了自己的暫住證、工廠廠牌。

王德志印象中,2010到2012年是打工博物館最紅火的幾年,大學生、學者、社會愛心企業來個不停,他、孫恒、許多輪番接待,“誰接待誰就是館長”。有幾年,新加坡聖尼各拉女校每年都帶中國小生來參觀,“了解中國,也了解中國的底層”。

許多知識分子也活躍于此。北京大學教師張慧瑜、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劉忱、中國社科院大學副教授孟登迎等學者常來講課。《我的二本學生》作者黃燈2016年來皮村上過兩次課,她發現和大學課堂不同,這裡的學員聽課都非常認真。

王德志覺得打工博物館更像是一個視窗,社會上很多人關心勞工群體,找不到合适的途徑,這裡是一個連接配接的觸點。十多年來,博物館累計接待訪客五萬餘人次。

讓我來和你告個别:打工博物館關門,離開皮村的日子

打工博物館中的女工内容展區。 (鄭海鵬/圖)

“好像都是經曆過的事似的”

然而在皮村,打工博物館有點“燈下黑”,王德志形容,很多工友可能在院裡玩了兩年,都沒進展館細看過,“他可能第一個展廳走一半就出來了”。

反而是外地來的勞工,因為事先在媒體或網絡文章中了解過,會看得更仔細。2014年,王德志遇到湖北工友曾成,他說曾成在觀看展覽時眼裡有光。1991年出生的曾成在蘇州一家面館打工時,被煮面的開水燙傷了腳,腳後跟有一塊猩紅色的傷疤,因為怕疼,他把後跟踩下去,趿拉着鞋。王德志推測可能是在他工作的地方,打工者更難得到周遭的關心,再加上現場有很多大學生志願者,“他身邊很難有大學生”。

對于住在皮村的勞工來說,打工博物館更像是一個公共空間。夜裡,打工博物館的院落熱鬧極了,從枯燥壓抑的工廠出來後,大家在這裡看電影、唱卡拉OK、跳廣場舞,“不拘着”,不用花錢,還可以互相幫忙介紹活。

博物館的從業人員付秋雲說,2018年以前,每晚光進出院子的都有“将近一百人”。

河北保定人王海軍八年前跟着老鄉來皮村蓋房子,初來乍到的老鄉們問晚上哪裡好玩,有人提到了打工博物館。

第一次進去,王海軍沒去展廳看,在院裡轉了一圈,看别人跳舞、打撞球。有時工友影院會放電影,他沒怎麼正經看過。但八年來,他隻要有時間就會去院子裡轉轉,過去他單身,也沒有手機,在那裡可以和人說說話。

王海軍說,很多勞工就是把打工博物館當消遣的地方,“他腦子裡根本不在想這裡有什麼意義,不在乎這個博物館有什麼意義,大多數打工者就是看看花紅柳綠。”

王海軍隻進過幾次展廳,有時沒開門,有時他一個人進去,有點不适應。看完也沒什麼特别的感情,“好像都是經曆過的事似的”。

館裡狹長的過道像個深胡同,他覺得有點壓抑。展館裡有一個4平米的出租屋模型,王海軍住過一間一模一樣的。一步一步走着看,過去的事還是走馬燈一樣浮現——

1995年,跟着父親出門打工,在海澱區五道口蓋房,當小工,和灰、搬磚,因為活幹得不行,每天扣5元工錢;

有一年冬天,他在虎坊橋勞務市場沒找到活,身上錢花光了,從長途車站坐大巴車回村,隻好先上車,到家再付車費;

有一年想去石家莊學廚師,被騙去黑磚窯,又被帶到邯鄲煤礦。從夏天到冬天,終于可以拿點錢走人。父母找不到他,他寫信說,現在我在邯鄲煤礦,挺好的,春節就回家。

王海軍現在打零工,做展覽裝卸,8小時一班,掙180-200元,住在皮村月租450元的單間,不到10平米。在這間光線昏暗的小屋裡,他自顧自打起快闆,念自己寫的那些“不是歌,也不是詩、說數來寶也不像”的詞:“打着竹闆走向前,滿心憂愁向誰言。寒冬冷氣鋪滿面,隻見那:滿街人兒把家搬,個個行李扛在肩,大小家眷跟後面。”

聊起打工博物館有什麼意義,王海軍想了一會兒說,“讓學生看到,會激勵他好好學習”。

“我們的博物館”

李文麗是甘肅人,2017年來北京打工,在望京做家政女工,是皮村文學小組的骨幹。每周六來皮村參加文學小組活動,她都要去打工博物館掃個地,擦一擦,她說這是“我們的博物館”。

李文麗在北京看過一些“富麗堂皇的博物館”,她覺得那些是“世界上都知道、中國人都知道的,但是打勞工這些東西,很多人不知道”。

2005年,丈夫左腿受傷,不能外出掙錢,為了養家,李文麗出門打工,去過蘭州、内蒙古,把三個孩子培養成人。

第一次來皮村,李文麗覺得很髒亂,還有貓尿味,“我覺得還不如我們村”。2017年2月的一天,風刮得像刀子一樣,李文麗和幾個姐妹在手機上搜家政女工活動的地方,發現了服務于城市流動人口的社工組織“鴻雁之家”,後來因緣際會又來了皮村文學小組。

每周六,李文麗先去“鴻雁之家”,又搭地鐵公交來皮村。她找工作的要求是周六休息,否則免談。這是李文麗在北京生活最重要的兩個地方。

她個子高瘦,以前跟人說話都要臉紅,但文學小組搞活動,她會當主持人,穿紅上衣、黑裙子跳鬼步舞。告别儀式當天,李文麗穿了一件粉色的運動衫、牛仔褲,塗了點口紅。

小女兒工作後的第一份工資給她買了一根金項鍊,後來又買了戒指、耳環,她都放在包裡,平時不戴。她解釋說自己是在人家家裡打工的,戴這個不合适。

她對自己的孩子有很深的愧疚,在雇主家裡,她把别人的孩子照顧得太細心了。“我兒子小的時候,我要在地裡幹活,經常把他們拴在炕上,摔得頭破血流的。”不知不覺他們都長大了。

坐在博物館門口的一片木闆上,李文麗說起她遇見的雇主們。有個姐妹在雇主家抱孩子,她坐在床上抱完走了,床單就會被掀來換掉,“你說你這麼讨厭别人,歧視别人,還讓人家給你抱孩子。”

李文麗遇過最“奇葩”的雇主住在别墅,一會兒都不讓休息,她實在累得不行,幹得昏頭轉向,分不清門在哪兒。第三天她就不幹了,“出來那天,從大門一出來,風一吹,我一下子活了。”

李文麗寫的文章收入了皮村文學小組作品集《勞動者的星辰》。過年時文學小組會頒獎,“勤奮獎”“人氣獎”之類。回家後,老公說你箱子這麼重裝的什麼。打開一看說,人家都拿好的往回走,你就拿些破爛玩意兒。“我說這可不是破爛玩意兒,這是我的榮譽。”

楊晶也是一位家政女工,告别儀式那天,她熱情地招呼着前來采訪的記者們,為他們指路,介紹吃飯的地方。“有一種主人翁的感覺”,其中一位記者說。

2020年和2021年的春節,楊晶沒有回家。她是住家保姆,雇主給她放了幾天假,也不友善在别人家過年。有一天是大年初一,早上8點多,她從附近租房的尹各莊走到打工博物館來,陽光很好,一路經過溫榆河,圖書室開了門,她借了一本《平凡的世界》。

讓我來和你告個别:打工博物館關門,離開皮村的日子

打工博物館中的女勞工形立牌,後邊是女工徐芳的攤煎餅手推車。 (南方周末記者 付子洋/圖)

“不用太自作多情”

胡小海形容打工博物館這幾年的發展是一個曲線向下的過程。“以前還在那裡生長着、凋零了,生長着、凋零了。”可惜經過疫情,“這一場嚴霜打下來,全部凋零。這一拆遷,這個實體空間徹底不存在了。但是有合适的機會,我們還是會以另外一種形式再做類似的事情。”

2017年起,随着相關項目和政策調整,原來定期資助打工博物館的公益資助方流失後,錢成了一個大問題。他們通過衆籌維持每年的基本營運——博物館場館租金13萬(包括室内展廳、工友圖書館、新勞工劇場、同心互惠商店等面積共計2000平米)、一名專職從業人員勞務津貼補助3萬和水電行政開支1萬。

“但每年衆籌也是比較費勁的。”付秋雲說。她原本是博物館的專職從業人員,後因經費原因被調離。2020年,打工博物館開始以尋找17位名譽理事每人資助1萬的方式籌款,艱難維持。

然而,疫情期間,由于室内活動時常無法開展,院落基本荒廢了——為了降低倉儲成本,他們将公益捐贈的家電百貨等物資舉行義賣。疫情嚴重時,許多打零工的人可能好幾天無法出工,他們便在社群發放公益募集的米面。

“去年就有一段時間說是要拆,但是房東和村裡沒有談好,一直沒有簽字。”付秋雲說。王德志一度心存僥幸,還想等狀況穩定了再重振旗鼓,直到收到确定拆遷的通知。他們現在還欠了房東幾萬塊錢。

劉娜不問王德志有多少收入,家裡很拮據,她在幼稚園當老師,負擔着兩個孩子的學費。搬家後,每個月的收入扣掉房租、學費、生活費後,所剩無幾。去年冬天,她工作的學校一度發不出工資。

這幾年,因為求人辦事,王德志體會過若幹人情冷暖。最難的時候,他問某基金會的一位晚輩有沒有資源可以支援,對方沒回資訊。博物館要被拆的消息刷屏後,這位晚輩發朋友圈說,和打工博物館“淵源很深”。

博物館不收門票,以前他們在門口放過一個捐款箱。後來發現被撬了,“應該有一兩百,工友太窮了估計是。”王德志笑說。

最近有一個湖南衡陽人找到他,說自己可能要出國定居,有個兩層别墅可以免費提供使用。他勸王德志學會講故事和營運,臨了說,我們好好做,利潤怎麼分到時候再定。

王德志覺得打工博物館更多是一個“符号性的東西”,“梳理記錄勞工參與城市化建設的展館”,沒有了也不會怎麼樣,“不用太自作多情”。但他還是保持樂觀,今天暫時離開,“以後湊條件再弄”。

據他說,博物館的去向現在有幾個好消息——5月下旬,皮村的村支書找到他,讓他給鄉裡和村裡寫個申請,将部分展品“用其他方式留存下來”。有河北的大學願意接收部分展品,也有人想提供全景掃描技術,搞“線上博物館”。

最後幾天,中華全國總工會宣教部的張樹新前來參觀,發現很多展品的确有史料價值。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個女工的工資條,密密麻麻,好多年的工資單放在一塊。

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中華全國總工會正在籌備成立100周年的“中國勞工運動曆史展覽”,已經将打工博物館部分展品分兩批收回,有170多件,打算納入這一展覽中。“這些東西聚起來不容易,如果流失了也很可惜。”

在新租來的房子裡,王德志最先安置好的是書架。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這幾年是自己壓力最大的時候,“太難了,很複雜。綜合來講大家也有點心散,要照顧大家的情緒,還要維持局面,不能表現出來……我要一頹,他們肯定就全放棄了。”

“這也是我在打工博物館學到的”

2016年,女工蒙金麗離開皮村後,回到丈夫的老家湖北襄陽,開了一間專注留守兒童的鄉村圖書室。蒙金麗說,很多人離開工友之家之後,自己做社會機構,或是辦圖書室。

她1990年出生,在廣西農村長大,因為弟弟成績更好,出外打工。女兒1歲半時,她坐火車來了北京,想在工友之家的勞工大學參加電腦知識教育訓練,回去開一家列印店。

在打工博物館,她看到了自己的故事,想到自己原本可以穿大學的校服,如今卻隻能穿工廠的廠服,“那種感覺特别難受”。在皮村,蒙金麗見到了很多高校的老師,包括北大清華,“不管是博物館、文學小組還是勞工大學,都能看到他們的影子”。

七年來,蒙金麗的圖書室經曆過6次搬家,大多數是由于錢的問題。蒙金麗複制了她在打工博物館學到的經營模式——嘗試用開輔導班的收入來養活圖書室,團隊現在有4個姐妹。圖書室從10平米變成了200平,一年成本20萬。

最難的時候,蒙金麗不是不猶豫,但她會想到在北京認識的那些人。

另一間和打工博物館有關的圖書室開在河南焦作武陟縣北大段村,那間規模更小。90%的書都是王德志寄去的。

圖書室的主人是1975年出生的薛菊霞,家裡有兩個房間,她把其中一間開辟出來,給孩子們看書。周圍村莊都沒有這樣的地方,很多鄰村的孩子也會來。

29歲時,薛菊霞的丈夫收麥子時騎機車翻車,去世了。薛菊霞不願改嫁,帶着兒子投奔在同心實驗學校做後勤的哥哥。2006到2010年,薛菊霞在同心互惠商店工作。打工博物館的窗簾就是她和幾個工友一起做的,紅色金絲絨布料。

打工博物館裡有一幅畫,名叫《流動的心聲》,是薛菊霞的兒子畫的。畫的上面是城市,下面是農村。

“城市是我們向往的地方,但不是我們的家,農村因為當時的家庭環境回不去,城市是我們暫時的避難所,就是一種漂的感覺。”薛菊霞說,兒子現在大學快畢業了,那幅畫是他四年級時在同心實驗學校上學時完成的,孩子在那裡的幾年,“應該是快樂的”。

蒙金麗10歲半的女兒是圖書室服務時間最長的志願者,她能熟練掌握電腦借閱,做完作業後還會給圖書室的小朋友講故事。

蒙金麗形容人和人的影響是一種“人物鍊”——以前服務過的孩子,現在上大學了,去年成了支教大學生。她在圖書室牆上有一個小小的故事角,記錄“來到圖書室的人,和圖書室有關系的人”。

“這也是我在打工博物館學到的。”她遺憾沒能帶女兒去看過博物館,但是她相信,“在裡面成長過的人會一直在,并不是說沒了就沒了。”

讓我來和你告個别:打工博物館關門,離開皮村的日子

6月13日,打工博物館的展品已搬遷完畢,等待拆除。 (南方周末記者 潘軒/圖)

“隻要有人在,有這個心在”

胡小海近幾年很喜歡廢墟。

他在尹各莊的同心互惠商店做工,也住在那裡。尹各莊和皮村相隔一條溫榆河,那裡像是皮村的外流地,很多無法負擔皮村房租的人搬到這裡。

胡小海認識一些離開皮村的人,多半是年齡大的建築勞工,通過老鄉的熟人網絡,全國各地“哪有活就在哪兒幹”。他自己是80後,打工多年,2016年來北京,在電視台當過觀衆,一場二三十,讓笑就笑。

最近常有勞工來商店買二手鞋,他們說砍磚費鞋,起初胡小海聽不懂“砍磚”是什麼,後來才知道,這是一個工種。房子拆了以後,拆遷隊會叫人拿走廢棄的材料,收點提成。有的拉鐵架,有的撿鐵片,最末端的人撿木頭、塑膠。最辛苦的是砍磚,大多是四川勞工做——把磚塊砍下來回收,一塊磚掙幾分錢。

胡小海發現,原來廢墟也是一些人生存的來源,他從中感受到一種力量,即使是廢墟,也有人可以從中掙紮維生。

在廢墟上行走時,胡小海會被莫名觸動,他覺得這裡肯定存在過什麼。

胡小海覺得打工博物館被拆除也沒關系,“我覺得隻要人在,情懷在,到哪兒都可以有另外的空間出現。皮村拆了也無所謂,隻要有人在,有這個心在。”

他曾寫過一首詩叫《流水線上的青春》,當時看到打工博物館門口杏樹上冬天的杏枝,光秃秃的,有一點起伏,他感覺到裡面的花苞,隻不過藏得很深。“是紅色的,可能要怒放的。”

6月13日,打工博物館的展品已經清空。一些物資不好存放,王德志在群裡發,需要的工友就來撿走,來了很多人,有人半夜打着手電筒來找。

員工住宿的小院也已經搬完了。賈曉燕住的平房,已經變成土地了,“覆了一層土”,友善以後栽種綠化。

那天告别儀式結束後,王海軍一個人拿了瓶啤酒在門口站着。好多朋友最終沒見到,有的回老家,有的不知道去哪了,“七零八落的”。後來工友郭福來大哥下班來了,兩人一起聊了一會兒。

王海軍相信如果找到合适的地方,打工博物館也許會在别的地方重建,但如果離得太遠,他就不去了。

(南方周末記者潘軒亦有貢獻)

南方周末記者 付子洋 南方周末實習生 劉嫄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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