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回訪第一代流動兒童：20年後，他們還漂在大城市
《流動兒童藍皮書：中國流動兒童教育發展報告（2021-2022）》。（杜寒三/圖）
第一代流動兒童争争，1995年随父母來北京。2003年回老家湖北讀國中，3年後因中考失利結束學業，17歲的他傳回北京開啟打工生涯。
2023年7月27日，由21世紀教育研究院編寫、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流動兒童藍皮書：中國流動兒童教育發展報告（2021-2022）》（下稱“報告”）在北京釋出。
上世紀80-90年代以來，農村勞動力開始持續大規模、跨地域地進行城鄉流動，出現了“民工潮”現象。随父母在城市生活或出生在城市的流動人口子女，被稱為流動兒童。
暨南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院講座教授、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韓嘉玲，2000年在北京的打工子弟學校桃園學校認識了一批流動兒童——他們在1988年前後出生，當時在10到12歲左右，基本上是中國第一代農民工的子女。
2021至2022年，韓嘉玲作為《報告》主編在北京、武漢、鄭州、孝感等地，回訪其中18名流動兒童及其家庭成員，分析了農民工子女的童年如何在不斷流動的家庭、學校與社群生活中度過，這些經曆又是如何作用于他們成年後的家庭親子實踐與城市流動決策。
桃園學校早已不複存在，當年學校所處的城鄉接合地帶也已成為北京的高檔社群。但《報告》發現，大多數第一代流動兒童，仍在重複父輩的軌迹，繼續在大城市漂泊。
《報告》對比了2020年和2010年兩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指出2020年0-17歲流動兒童有7109萬人，是2010年的近兩倍，每4名兒童中就有1人在流動。
受升學政策等限制，教育仍是擺在流動兒童面前的難題。
在《報告》釋出研讨會上，韓嘉玲舉例說，有的流動人口自己創辦公司交社保，好讓子女在北京念書，但“到了國中階段，他的孩子還是要離開北京”。
“做夢還夢見回學校了”
2002年時，平平在桃園學校上四年級，出生于河南的他，5歲時和父母來到北京。遇到韓嘉玲時，他的父母去了天津的建築工地，出租房中隻有他一個人。
父母怕他亂花錢，把錢藏在房間的不同角落，需要用錢時打電話，才會告訴藏錢的位置。過了一段時間，韓嘉玲再次走進桃園學校，校長告訴她，平平的母親已經從天津過來把他帶走了。
1997年，北京開展了首次外來人口普查，資料顯示，外來流動人口已達285.9萬人，平平是當時北京16萬餘名流動兒童的一員。
《報告》指出，即便被父母帶到北京，但仍經曆多次流動的兒童并不在少數。
燕燕在北京就換過3所國小，9年的教育經曆中，她在湖北與北京兩地流動過4次，在老家時，讀過1所國小和1所國中。
韓嘉玲研究發現，1998年是北京打工子弟學校創辦的高峰期，桃園學校正是在這一年成立。成立之初，學校不過七十多名學生，但不到半年便實作了翻番，第二年學生人數已達三百多人。
打工子弟學校靈活的運作模式，使其更受農民工家庭歡迎。
有家長在《報告》中回憶，當年公立學校除了學費外，還有借讀費和贊助費，而且要一次性交清。但在打工子弟學校可以和校長打招呼晚點交，或者每月交一筆。
除了靈活性，打工子弟學校還提供了各種教學之外的“服務”。比如學生早上6點便可進校，放學後可以留校寫作業到晚上8點，有的學校甚至提供學生在校食宿的條件，解決了大多數農民工家庭無法按時接送或者照顧子女的問題。
《報告》中提到，打工子弟學校教師多半也是外地來京的打工者，住在學校或城中村，跟學生的關系往往更加親密，某種程度上充當了監護人與朋友的角色。
有受訪者在20年後還記得，在學校看電視，個子不高的他被同學擠到後面，來自山東的老師“一把抱起我來，把我扛在肩上看電視”。流動人口的居住空間往往窄小，有受訪者一家五口擠在兩張用木闆搭的床上。租住的房子離學校近，夏天他常和同學跑到教室，把幾張桌子并在一起睡在學校。學校不僅是一個純粹的教學空間，也提供了更加安全和熟悉的童年生活空間。
《報告》指出，打工子弟學校的學生，通常是親戚、老鄉和來自五湖四海的流動兒童，彼此之間有身份認同和熟悉感，為融入城市提供了橋梁。
以至于在20年後的回訪中，有受訪者說“這一段時光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我後來做夢還會夢見我回學校上學去了”。
2022年6月12日，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在北京尤倫斯美術館舉辦“困境兒童藝術關懷之旅”活動。活動旨在為流動兒童家庭送去社會關愛。（視覺中國/圖）
返鄉升學
遇挫
到了2000年，在成立兩年後，桃園學校的六年級學生隻剩下六七個，學校決定停止當年的六年級招生。
《報告》發現，校址到期、生源減少、收不抵出、校址拆遷等因素都會導緻打工子弟學校的換址、關停和轉手。
燕燕回憶，在她五年級時，桃園學校沒有學生了，她去了一所更遠的學校。原本的玩伴有河南的、安徽的，因為學校關停，很多人都回了老家讀書。
2005年起，北京市教育委員會對打工子弟學校采取“扶持一批，審批一批，淘汰一批”的方式，以提升打工子弟學校的教學與運作規範性。
《報告》指出，雖然尚存的打工子弟學校由此更加正式化，但也更趨向于一個純粹的就學場所，逐漸喪失它原來為流動兒童提供彈性的、符合其需求的服務功能。
是以《報告》建議，針對流動兒童生活鄰裡空間的缺失和童年陪伴的不足，可以引入社會組織和社群資源來滿足随遷子女的多樣化需求。
《報告》在實踐篇中，介紹了廣東省千禾社群公益基金會開展的“小禾的家”公益項目。
在流動兒童家庭，媽媽是陪伴孩子時間更長的人，其中不少人在孩子學齡前擔任全職媽媽。孩子在“小禾的家”交到了朋友，流動媽媽也認識了姐妹。媽媽從給自己的孩子講故事，變成了給一群孩子講故事，還主動連結外部資源發起面向孩子的書法班、美術班等。
雖然打工子弟學校的運作情況可能對流動兒童産生影響，但《報告》認為，升學政策的限制，才是影響流動兒童能否繼續留在北京等大城市求學的關鍵。
對絕大多數希望子女通過教育改變命運的農民工家庭而言，送子女回老家讀書是再正常不過的事。
2003年，在北京讀初一的争争，在父母安排下回老家上國中。在他看來，不熟悉的校園環境、社會關系的斷裂以及家庭照料的缺失對他影響巨大。
争争在回訪中說：“像我這樣的學生當時就特别容易被欺負。因為你從小不在那邊讀書，是以你跟他們不熟，他們就欺負陌生人、新人……原本我成績還不錯，到初三的時候成績直線下降。上課時我很努力地去看黑闆，我就集中不起來 （注意力），到後面就放棄了……國中畢業沒有考上（高中）就直接回北京打工了。”
而這并非個例。
《報告》指出，即使流動兒童回到原籍國中讀書，再次留守的兒童也往往因學業銜接不适應、環境變化等原因導緻成績一落千丈。就18名調查對象而言，不少流動兒童在返鄉升學路上铩羽而歸，隻好提前進入勞動力市場，結束求學生涯。
2018年，争争放棄在北京打拼12年換來的事業，決然地回到武漢。
“我從小經曆在外地漂泊的生活，搬家、換學校，長期沒有一個穩定的生活和學習環境，這對我來講有很大的影響……我感覺始終都是在漂泊，我不想讓我的孩子再去經曆我經曆過的。”他說。
環境穩定性取決于不同城市對流動人口的友好程度。在《報告》釋出研讨會上，中國人口學會副秘書長、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鄭真真舉了個例子。
十幾年前她在北京市豐台區訪談，豐台區政府介紹将通過撥款實作限價分娩，以保證流動人口在北京生得起孩子。幾年後，她做流動人口調查發現，大部分流動人口都在城裡生了孩子。相比起過去得辭掉工作回老家生孩子，“這是非常大的改進”。
但在更為有限的教育資源面前，流動兒童入學依然是個難題。以北京為例，根據北京市《進城務勞工員随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後在京參加升學考試工作方案》，2013年，北京首次放開異地中考，并在第二年首次放開異地聯考。
按照上述方案，進城務勞工員持有效北京市居住證明，有合法穩定的住所，合法穩定職業滿三年，在京連續繳納社會保險滿三年，其随遷子女具有北京市學籍且在京連續就讀國中三年的，可以參加北京市中等職業學校的考試錄取。除滿足前兩個條件外，有合法穩定職業已滿六年，在京連續繳納社會保險滿六年，其随遷子女具有北京市學籍且已在京連續就讀高中三年的，可以在北京參加高等職業學校的考試錄取。
這一政策延續至今。如果想報考普通高中和普通高校，回老家仍是他們不多的選擇。
“過了這麼多年，教育還沒法實作均等化，”鄭真真補充道，“但我們看未來的時候要想到，今天流動兒童的教育關乎未來的人力資源，20年、30年、40年後，都是靠他們。”
（争争、平平、燕燕為化名）
南方周末特約撰稿 杜寒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