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已經帶領農民起義軍拼殺多年的李自成在陝西西安正式建立大順政權，并且開始帶領大順農民軍向北京進發。誰能想到，就在七年之前，李自成在與洪承疇、孫傳庭等人統領的明軍戰鬥中，是大敗虧輸，僅率領十數人逃入商洛山中，可是如今，李自成東山再起，率領号稱“百萬之衆”的農民起義軍，奔着明朝統治的中心北京殺來。
李自成一路上可謂是勢如破竹，所遇明軍不是一觸即潰，就是望風歸降，僅僅三個月的時間，李自成就打到了北京城下。而此時北京城内的崇祯皇帝已經是徹底淪為了孤家寡人，走已然是沒有了可能，他期待着的勤王援軍也沒有趕到，城内早已經是混亂不堪，就連周圍的大臣也紛紛離他而去。最終，萬念俱灰的崇祯皇帝留下了那句“皆諸臣誤朕”的感慨，在煤山自缢，正統明朝就此滅亡。
曆史在這個時候，給了李自成一個可以名垂青史的機會，他本有機會成為繼劉邦和朱元璋之後，第三位依靠白手起家登上皇位，建立大一統政權的農民起義軍領袖，然而，李自成非但沒有獲得這份殊榮，反而因為他的迅速堕落與敗亡，成為了千古笑柄，為後世所贻笑大方，不免讓人感到唏噓。
李自成的農民軍政權，很難将其稱為“國家”或者“完整政權”，他的表現更像是流寇。
之是以這麼說，是因為李自成在他起義的十多年裡，從陝西打到了中原，從中原又打回了陝西，然後從陝西又帶着人一路打到了北京，可是到頭來，除了陝西外，李自成并沒有實作對于占領地的直接控制。
他的兵鋒所到之處，最先遭殃的是朱明子嗣和地方的藩王，然後就是明朝的官吏以及地方上的豪強富戶，他的“均田免糧”的口号，更多的時候是在為自己所帶領着的起義軍以及地方貧苦百姓去搶奪土地、财産而正名。是以，李自成經過的地方，并不是一番所謂的農民當家做主的樂土，而是一片“無組織”、“無法律”、“無管理”的“三無”混亂之地。特别是在李自成占領北京之後，中原地區的河北、河南、山東等地，完全成為了“無政府”狀态，明朝沒法管，李自成沒有管，是以是混亂至極。
是以，李自成自始至終都沒有建立自己的根據地，沒有固定的領土和控制範圍，更是沒有對所“占領”的地區實施有效的管理。
于是，相伴而生的就出現了兩個新的問題。
他們所能依靠的隻能是搶掠。先是搶皇族，再搶官員和地主，最後百姓也跟着變為了一無所有，隻能跟着李自成走。李自成的部隊越來越大，消耗也就原來越大，那麼劫掠的程度也就更加的嚴重，與其說這是農民起義軍，不如說是流民大軍，更不如說這就是徹徹底底的流寇。
其二，李自成沒有建立自己的行政官僚體系。
李自成的管理體系與其說是兄弟化、軍事化的管理，不如說就是一種影響力的管理，沒有體制、沒有體系，更不成系統，自然沒有辦法形成有效的管控。形成這種情況一方面是因為李自成缺乏對于人才隊伍建設的認知，另一方面則是起義軍管理層内部的沖突與利益争奪。
這一點在李岩身上表現得最為明顯。李岩可以說是李自成手下難得的文武全才，可是卻一直遭到排擠，沒有得到絕對的支援和重用，最後還被陷害緻死。
正是因為李自成不注重對于占領地的管理和開發，沒有建立根據地，是以才有了李自成在敗退山海關，離開北京後，一路上被清軍追着打，沒有任何的戰略緩沖地帶，以極快的速度就被擊垮，直至滅亡。
李自成另外一個為人所瞠目結舌的，便是整個政權自他開始，極其迅速的堕落了下去。
進入北京城前的大順政權和進入北京之後的大順政權，可以說是存在着天壤之别。
這或許就是當時貧困農民階層的天性，也或者說是因為多年的艱苦征戰，如今一朝的得勝，所有的緊張情緒都放了下來，隻不過，這一放就從放松變為了放縱。
且不說起義軍的中下層官兵們，在北京城内劫掠府上富戶，強搶民女，作惡多端，“強盜”和“流寇”本性暴露無疑，全然沒有了起義軍當年秋毫無犯的作風，而對此，李自成等人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他們做的是更加的過分。
這其中，最為慘無人道的便是劉宗敏主持的“拷掠”了。
整個拷掠過程可以說是非常的殘忍，劉宗敏命人特别趕制了五千副夾棍，夾棍上有棱，有鐵釘相連，凡不從者，則夾碎手足。同時，命人在門口樹立了兩根柱子，作為淩遲專用。在近一個月的時間裡，劉宗敏就拷掠出銀七千萬兩，随即鑄成銀餅，約數萬塊，後來用騾車運至西安。
對于劉宗敏的行為，李自成選擇了默許和縱容，其他人亦是如此，而他也沉迷于後宮的紙醉金迷的生活中不能自拔。于是，整個政權就這樣堕落了。
與此同時，李自成對于手下的管控力也開始減弱，這一點在劉宗敏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展現。
原本計劃投降李自成的吳三桂，選擇了背叛并且重新奪下山海關，于是李自成讓劉宗敏帶兵前往征讨，誰知劉宗敏是公然抗命，甚至直接回應李自成說他是讓自己跑到前線賣命，自己在後方享福。可以說，李自成在萬般無奈之下帶領着一群同樣不願意出征的将士們去打“山海關大戰”，最終的結局可想而知。
更為重要的，起義軍内部的官員和将領，也在這個時候開始争權奪勢，前文中說到的李岩并不是唯一的犧牲品，這也使得起義軍内部開始變得沖突重重，戰鬥力更是急劇下降。
而“山海關大戰”前後的整個過程，更加昭顯了李自成政治和軍事上的“愚昧”。
進入北京的李自成，非常清楚吳三桂以及他所控制的山海關的重要性，于是命人帶着四萬兩白銀，以勞軍的名義招降吳三桂，并且額外獎勵給吳三桂一萬兩，并許以了高官厚祿。而吳三桂也同意了李自成的招降，帶兵前往北京。
可是，就在李自成費盡心思招降吳三桂的時候，劉宗敏成為李自成的“豬隊友”。
劉宗敏将吳三桂的父親吳襄抄家，并且一家老小全部被關了起來，更是對吳襄進行了嚴酷“拷掠”，吳襄是是遍體鱗傷，奄奄一息；除此之外，劉宗敏更是直接将吳三桂的愛妾陳圓圓霸占。于是這便有了那句經典的“吳三桂沖冠一發為紅顔”，直接怒斥“李賊自送頭來”，就此與李自成反目。而此時的李自成，還是以誘騙威逼的形勢給吳三桂寫信，更加讓吳三桂氣憤不已。
于是李自成帶兵親征山海關，其統領的軍隊數量約為七八萬人，而此時吳三桂經過收降和招募，軍隊人數也已經到了六萬人，李自成的軍隊在數量上優勢并不明顯，而在裝備和戰鬥力上，與吳三桂的核心戰力關甯鐵騎更是不在同一層次。
然而即便這樣，李自成卻依然不想着吳三桂重奪山海關立足未穩，打吳三桂一個措手不及，而是還對吳三桂抱有幻想。
李自成帶着崇祯皇帝的太子等衆位皇子，以及吳三桂的父親吳襄與他的一家老小，以非常緩慢的速度向山海關進發，期間還不時與吳三桂進行招降。
而吳三桂則是将計就計，一邊派李友松、譚邃寰、劉泰臨、劉台山、黃鎮庵、高選等六人前往李自成營中，與李自成談條件的同時，也是在拖延時間；另一邊，則是派人與清朝的實際統治者多爾衮接洽，想要向清朝“借兵”。
是以，當李自成恍然大悟，趕到山海關前的時候，他要面對的已經不再單單是吳三桂，還要面對的駐紮在山海關後十五裡地的多爾衮以及他率領的十多萬八旗鐵騎。
最終，李自成在與吳三桂的交鋒中，本就沒有占到多大的便宜，士兵們經過激戰也是筋疲力盡，而在面對八旗鐵騎的沖擊時，更是全線潰退，劉宗敏也是身負重傷，李自成在山海關可以說是大敗虧輸。
就這樣，李自成率領着殘兵敗将逃回了北京，在草草舉行登基大典之後，便率部撤出了北京，從此開始被滿清大軍一路追擊，直至自己身死湖北九宮山，大順政權滅亡。
《明史》中，對于李自成有着這樣的評價：
“盜賊之禍，曆代恒有，至明末李自成、張獻忠極矣。”
由此可見，李自成在統治者們看來，不能算是農民起義軍的領袖，也不是國家的統治者，而隻是一名徹頭徹尾的流民盜匪的頭子。
而在後來的曆史中，毛主席也用“不能學李自成”來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檢討，已然成為了曆史的反面教材。
而李自成一生所謂最大的“功績”，即推翻大明王朝的統治，卻恰恰為清朝做了嫁衣，這為清軍入關提供了合法性依據，同時幫助清朝消滅了一個最為強大的對手，制造了政治上的真空，可是他自己卻沒有享受到任何成果，隻落得兵敗身死的下場，同時還有極為複雜的曆史評價。
也正是因為如此，李自成成為了為人恥笑的“統治者”，而這一切卻恰恰又是李自成一手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