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已经带领农民起义军拼杀多年的李自成在陕西西安正式建立大顺政权，并且开始带领大顺农民军向北京进发。谁能想到，就在七年之前，李自成在与洪承畴、孙传庭等人统领的明军战斗中，是大败亏输，仅率领十数人逃入商洛山中，可是如今，李自成东山再起，率领号称“百万之众”的农民起义军，奔着明朝统治的中心北京杀来。
李自成一路上可谓是势如破竹，所遇明军不是一触即溃，就是望风归降，仅仅三个月的时间，李自成就打到了北京城下。而此时北京城内的崇祯皇帝已经是彻底沦为了孤家寡人，走已然是没有了可能，他期待着的勤王援军也没有赶到，城内早已经是混乱不堪，就连周围的大臣也纷纷离他而去。最终，万念俱灰的崇祯皇帝留下了那句“皆诸臣误朕”的感慨，在煤山自缢，正统明朝就此灭亡。
历史在这个时候，给了李自成一个可以名垂青史的机会，他本有机会成为继刘邦和朱元璋之后，第三位依靠白手起家登上皇位，建立大一统政权的农民起义军领袖，然而，李自成非但没有获得这份殊荣，反而因为他的迅速堕落与败亡，成为了千古笑柄，为后世所贻笑大方，不免让人感到唏嘘。
李自成的农民军政权，很难将其称为“国家”或者“完整政权”，他的表现更像是流寇。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李自成在他起义的十多年里，从陕西打到了中原，从中原又打回了陕西，然后从陕西又带着人一路打到了北京，可是到头来，除了陕西外，李自成并没有实现对于占领地的直接控制。
他的兵锋所到之处，最先遭殃的是朱明子嗣和地方的藩王，然后就是明朝的官吏以及地方上的豪强富户，他的“均田免粮”的口号，更多的时候是在为自己所带领着的起义军以及地方贫苦百姓去抢夺土地、财产而正名。所以，李自成经过的地方，并不是一番所谓的农民当家做主的乐土，而是一片“无组织”、“无法律”、“无管理”的“三无”混乱之地。特别是在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后，中原地区的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完全成为了“无政府”状态，明朝没法管，李自成没有管，所以是混乱至极。
所以，李自成自始至终都没有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没有固定的领土和控制范围，更是没有对所“占领”的地区实施有效的管理。
于是，相伴而生的就出现了两个新的问题。
他们所能依靠的只能是抢掠。先是抢皇族，再抢官员和地主，最后百姓也跟着变为了一无所有，只能跟着李自成走。李自成的部队越来越大，消耗也就原来越大，那么劫掠的程度也就更加的严重，与其说这是农民起义军，不如说是流民大军，更不如说这就是彻彻底底的流寇。
其二，李自成没有建立自己的行政官僚体系。
李自成的管理体系与其说是兄弟化、军事化的管理，不如说就是一种影响力的管理，没有体制、没有体系，更不成系统，自然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管控。形成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李自成缺乏对于人才队伍建设的认知，另一方面则是起义军管理层内部的矛盾与利益争夺。
这一点在李岩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李岩可以说是李自成手下难得的文武全才，可是却一直遭到排挤，没有得到绝对的支持和重用，最后还被陷害致死。
正是因为李自成不注重对于占领地的管理和开发，没有建立根据地，所以才有了李自成在败退山海关，离开北京后，一路上被清军追着打，没有任何的战略缓冲地带，以极快的速度就被击垮，直至灭亡。
李自成另外一个为人所瞠目结舌的，便是整个政权自他开始，极其迅速的堕落了下去。
进入北京城前的大顺政权和进入北京之后的大顺政权，可以说是存在着天壤之别。
这或许就是当时贫困农民阶层的天性，也或者说是因为多年的艰苦征战，如今一朝的得胜，所有的紧张情绪都放了下来，只不过，这一放就从放松变为了放纵。
且不说起义军的中下层官兵们，在北京城内劫掠府上富户，强抢民女，作恶多端，“强盗”和“流寇”本性暴露无疑，全然没有了起义军当年秋毫无犯的作风，而对此，李自成等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做的是更加的过分。
这其中，最为惨无人道的便是刘宗敏主持的“拷掠”了。
整个拷掠过程可以说是非常的残忍，刘宗敏命人特别赶制了五千副夹棍，夹棍上有棱，有铁钉相连，凡不从者，则夹碎手足。同时，命人在门口树立了两根柱子，作为凌迟专用。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刘宗敏就拷掠出银七千万两，随即铸成银饼，约数万块，后来用骡车运至西安。
对于刘宗敏的行为，李自成选择了默许和纵容，其他人亦是如此，而他也沉迷于后宫的纸醉金迷的生活中不能自拔。于是，整个政权就这样堕落了。
与此同时，李自成对于手下的管控力也开始减弱，这一点在刘宗敏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原本计划投降李自成的吴三桂，选择了背叛并且重新夺下山海关，于是李自成让刘宗敏带兵前往征讨，谁知刘宗敏是公然抗命，甚至直接回应李自成说他是让自己跑到前线卖命，自己在后方享福。可以说，李自成在万般无奈之下带领着一群同样不愿意出征的将士们去打“山海关大战”，最终的结局可想而知。
更为重要的，起义军内部的官员和将领，也在这个时候开始争权夺势，前文中说到的李岩并不是唯一的牺牲品，这也使得起义军内部开始变得矛盾重重，战斗力更是急剧下降。
而“山海关大战”前后的整个过程，更加昭显了李自成政治和军事上的“愚昧”。
进入北京的李自成，非常清楚吴三桂以及他所控制的山海关的重要性，于是命人带着四万两白银，以劳军的名义招降吴三桂，并且额外奖励给吴三桂一万两，并许以了高官厚禄。而吴三桂也同意了李自成的招降，带兵前往北京。
可是，就在李自成费尽心思招降吴三桂的时候，刘宗敏成为李自成的“猪队友”。
刘宗敏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抄家，并且一家老小全部被关了起来，更是对吴襄进行了严酷“拷掠”，吴襄是是遍体鳞伤，奄奄一息；除此之外，刘宗敏更是直接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霸占。于是这便有了那句经典的“吴三桂冲冠一发为红颜”，直接怒斥“李贼自送头来”，就此与李自成反目。而此时的李自成，还是以诱骗威逼的形势给吴三桂写信，更加让吴三桂气愤不已。
于是李自成带兵亲征山海关，其统领的军队数量约为七八万人，而此时吴三桂经过收降和招募，军队人数也已经到了六万人，李自成的军队在数量上优势并不明显，而在装备和战斗力上，与吴三桂的核心战力关宁铁骑更是不在同一层次。
然而即便这样，李自成却依然不想着吴三桂重夺山海关立足未稳，打吴三桂一个措手不及，而是还对吴三桂抱有幻想。
李自成带着崇祯皇帝的太子等众位皇子，以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与他的一家老小，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向山海关进发，期间还不时与吴三桂进行招降。
而吴三桂则是将计就计，一边派李友松、谭邃寰、刘泰临、刘台山、黄镇庵、高选等六人前往李自成营中，与李自成谈条件的同时，也是在拖延时间；另一边，则是派人与清朝的实际统治者多尔衮接洽，想要向清朝“借兵”。
所以，当李自成恍然大悟，赶到山海关前的时候，他要面对的已经不再单单是吴三桂，还要面对的驻扎在山海关后十五里地的多尔衮以及他率领的十多万八旗铁骑。
最终，李自成在与吴三桂的交锋中，本就没有占到多大的便宜，士兵们经过激战也是筋疲力尽，而在面对八旗铁骑的冲击时，更是全线溃退，刘宗敏也是身负重伤，李自成在山海关可以说是大败亏输。
就这样，李自成率领着残兵败将逃回了北京，在草草举行登基大典之后，便率部撤出了北京，从此开始被满清大军一路追击，直至自己身死湖北九宫山，大顺政权灭亡。
《明史》中，对于李自成有着这样的评价：
“盗贼之祸，历代恒有，至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极矣。”
由此可见，李自成在统治者们看来，不能算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也不是国家的统治者，而只是一名彻头彻尾的流民盗匪的头子。
而在后来的历史中，毛主席也用“不能学李自成”来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反省，已然成为了历史的反面教材。
而李自成一生所谓最大的“功绩”，即推翻大明王朝的统治，却恰恰为清朝做了嫁衣，这为清军入关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同时帮助清朝消灭了一个最为强大的对手，制造了政治上的真空，可是他自己却没有享受到任何成果，只落得兵败身死的下场，同时还有极为复杂的历史评价。
也正是因为如此，李自成成为了为人耻笑的“统治者”，而这一切却恰恰又是李自成一手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