誅殺安德海的前一年，即同治七年（1868年），丁寶桢因為助剿撚軍馳援京畿，受到同治表彰，是少年皇帝面前的紅人。
安德海，則一直是慈禧太後面前紅人，他在辛酉政變中，充當了皇太後與恭親王奕訢之間的聯絡員，憑借立此大功，升至總管大太監。
安德海把寶押注慈禧太後，鞍前馬後不辭辛勞，很快，又出謀劃策，配合慈禧兵不血刃解除了奕訢議政王一職，這下把奕訢給惹惱了，立誓除掉“這個奴才”。
知道了奕訢想法後，安德海開始也有些犯怵，畢竟人家是主子，自己是奴才，但憑借慈禧專寵，很快就把這份敬畏感抛到九霄雲外。
得罪奕訢也就罷了，安德海後來又得罪了少年皇帝同治，連親娘兒倆的關系也敢挑撥，安德海不可謂不是藝高人膽大。據說同治帝恨極安德海，自己捏了個小泥人，背後刻上安德海的大名，沒事兒就氣急敗壞地用刀戳泥人兒，邊戳邊罵。
到了這個份兒上，安德海猶不收斂，繼續高調做人，高調做事，敲鑼打鼓娶進了一房名旦，“太監娶妻”這條大新聞一夜傳遍北京大街小巷。
最左側為安德海。
1869年，宮中籌備同治成婚大典，安德海也想借機出宮活動活動，趁機斂财，于是跟慈禧自請擔綱皇帝龍袍采購任務，親下江南，慈禧也沒多想，答應了。
安德海這下可犯了大忌，順治曾經頒布上谕,防止太監幹政，第一條就是嚴禁太監出京，奉旨出京倒還好，可安德海自恃得到慈禧允許，但卻忘記了開具并攜帶官方證明，所謂欽差出京，必須有“明降谕旨”，這樣地方上才能搞好接待工作，手下兵士也必須憑借“傳牌勘合”，地方上才能搞好供應工作。
或許安德海也知道規矩，但長期的持寵而嬌已經讓他很有些飄飄然，他安德海在京師跋扈慣了，誰敢查他證件不是？
丁寶桢作為山東巡撫，他怎麼會知道安德海的手下都沒帶證件？
據說安德海伏誅後，當時擔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在日記裡記錄，“聞丁撫入觐時,曾受當道意旨,故未奏奉上谕即下手擒拿,而安之出,實有人訹之也。”
也就是說，丁寶桢事發前曾經進過京，得到過更上層的訓示，是同治還是奕訢，趙烈文沒做猜想，依據正常情況來看，後者可能性更大，議政王的光環是沒了，但奕訢還擔任着領班軍機大臣與領班總理衙門大臣，屬于權力中心，地方大員也還是他的直接管轄範圍。
繼續往深入猜測，安德海行前未必沒考慮過辦證，但肯定也是被奕訢搪塞支吾過去，甚至再追根溯源，安德海出京一事，沒準兒也是奕訢找人撺掇的。
剛一進入山東境内的德州時，丁寶桢就盯上了安德海，後命人在泰安将安德海一行捕獲，帶到濟南府。
丁寶桢為安德海拟就五樁大罪：
一、不用說了，太監不能出京；
二、沒有明降谕旨；
三、沒有傳牌勘合；
四、所乘船隻上有龍鳳旗幟，這是皇家專用；
五、攜帶女優，不成體統。
“該太監擅離遠出,并有種種不法情事,若不從嚴懲辦,何以肅宮禁而儆效尤。著丁寶桢迅速派委幹員于所屬地方将六品藍翎安姓太監嚴密查拿,令随從人等指證确實,毋庸審訊即行就地正法,不準任其狡飾。如該太監聞風折回直境,即著曾國藩饬屬一體嚴拿正法。倘有疏縱,惟該督撫是問,其随從人等有迹近匪類者,并著嚴拿分别懲辦,毋庸再行請旨。”
密谕裡說的很明白了，你丁寶桢能辦就辦，不能辦也沒關系，等安姓太監到了直隸境内，可以由曾國藩辦他，那時候這功勞就不是你的了。
本身，丁寶桢也是一名嫉惡如仇、愛憎分明的清官，以敢于擔當著稱，恭親王的軍機處發來的密谕，又能保證了他不需要擔負責任，那還等什麼？
安德海再也傲嬌不起來了，第二天，即被驗明正身，就地正法。
有人會說，那時候慈禧太後不是權傾朝野麼？那丁寶桢豈不是與虎謀皮，成為慈禧太後的眼中釘，難道不想活了？
首先這安德海是民憤太大，聞聽這家夥一死，全國各地官僚恨不能紛紛發來賀電，慈禧也都看在了眼裡，這隻能說安德海得罪人太多了，人既然已經死了，慈禧也會審時度勢，不會意氣用事。
第二，慈禧其時還稱不上權傾朝野，慈安皇太後雖然不太愛管事，但畢竟是兩宮聽政，名義上，慈安才是正牌的皇太後，慈安也支援安德海伏法一事，慈禧表面上也不能反駁。
第三，那當然還得怪安德海太大意，沒辦好手續，頭腦發熱，挖個坑就敢跳，在宮内耀武揚威習慣了，還真以為朝臣都敢怒不敢言，敢言也白言，他是真沒敢想自己能被處死，死也死得“名正言順”，丁寶桢執行的沒毛病！
第四，慈禧知道，這事有奕訢的參與，這時候的奕訢，仍然身處權力中心，慈禧并沒有替換掉他的想法。
最後，丁寶桢的确一片赤誠，當官當的坦坦蕩蕩，于公，盡職盡責勇于擔當，于私，兩袖清風樂善好施，他死後，連辦理喪事的錢都沒留出來，慈禧也都看在眼裡，感念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