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寶桢，晚清名臣，《清史稿》贊曰:“寶桢政尚威猛 。至今言吏治者，常與沈葆桢并稱，尤勵清操”，“其知有國而不知有身，其天性然也”的丁寶桢，在清時，與曾國藩、左宗棠同為中興名臣，為近代中國做出了一系列卓越的貢獻。
同治十二年（1873年），黃河決堤，丁寶桢曆時半年築起了高十四尺、寬三十尺、厚百尺的障東堤。而随着障東堤的築成，自此此地的黃河不再決口，保證了方圓數百裡的百姓的安全。
同治八年（1869年），丁寶桢在山東創辦尚志書院。同年又創辦了近代山東最早的官書局，即“山東書局”。
光緒元年（1875年）10月29日，丁寶桢以“靖海安邊”為名，奏請清廷，在濟南北郊新城擇地300畝，建“山東機器局”，引進英國蒲恩公司制造的可用于生産洋火藥和馬梯尼洋槍的機器。後“山東機器局”在數次抵禦外寇的戰争中都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為清軍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彈藥，如清法戰争、清日戰争。
光緒二年（1876年）12月10日，在丁寶桢由山東巡撫升任四川總督後，他上奏清廷以“四川所用之槍彈從上海洋行購買，運費昂貴，實不合算”為由，經清政府準許，在成都東門内下蓮池一帶，建“四川機器局”。至1884年，“四川機器局”最高年産量為槍3050支，槍彈18萬餘發，銅帽628萬枚，鉛彈53萬發，黑火藥3萬餘公斤。
當然，丁寶桢雖為近代中國做出了諸多功績，但是對于現在大多數的人來說，丁寶桢最讓人熟悉的不是以上所說的那些卓越的貢獻，而是另外一件發生在同治年間，且震動朝野的政治事件，那就是“誅殺安德海”一事。
丁寶桢雕像
安德海，清末宦官，史書稱他“藝術精巧，知書能文，最大的能耐就是察言觀色，阿谀奉承時不露一絲痕迹，既能哄得别人開心，又不會讓人生厭” ，憑借着這等能耐，他進宮不久就在鹹豐的身邊做起了禦前太監，深得鹹豐的寵信。鹹豐死後，在慈禧與肅順、載垣、端華、景壽等八位輔政大臣争奪清朝的最高統治權時，安德海立下大功遂成慈禧心腹，不久就升任總管大太監，成了同治朝顯赫一時的人物。
此時的安德海因慈禧的寵愛，可謂是權傾後宮。他恃寵而驕，雖隻是六品的藍翎太監，但不但是不把恭親王奕訢等朝中重臣放在眼裡，甚至連同治皇帝他都不放在眼裡，他目無皇帝，越權胡為，肆意的挑撥着同治與慈禧的關系，緻使年幼的同治經常被慈禧訓斥，是以同治是恨透了他（當時同治經常以小刀斷泥人首，稱“殺小安子”，從中可以看出同治對他的恨之入骨），而他這般将上至皇帝，下至公卿都得罪光的做法，也為他日後悲慘的結局埋下了伏筆。
同治八年（1869年），久在宮闱的安德海想出宮遊玩并借機斂财，遂向慈禧請求讓他出宮前往江南替同治的大婚典禮置辦龍袍、預備宮中大婚所用之物。後慈禧因太過寵愛安德海，于是也就偷偷的應下了，此後安德海在未取得皇帝上谕或太後懿旨的情況下，就帶着一班随從，前呼後擁地出京了。
左第一位為安德海
但按理說清朝自順治就有了“太監級不過四品，非奉差遣，不許擅自出皇城，違者殺無赦”（《欽定宮中現行則例》）的祖制，是以當時級不過六品的安德海，雖能出京，但必須得有皇帝的上谕，或太後的懿旨，還得有内務府、軍機處等相關衙門的公文，之後方可出京。可是此時的安德海卻并沒有得到這些證明，就擅自出京，這要追究起來可就是違反祖制的事情，按律是要砍頭的。
可是安德海明知自己是毫無證明的情況下出京的，他不但不偷偷摸摸的，反而是大張旗鼓，威風張揚的進行着，更甚者一路上還對各地地方官是行大肆索賄一事。而未到山東時，各級官吏皆畏懼其權勢，是以都是敢怒而不敢言，是以即使是明知道他是無證明出京的，他們也不敢說什麼，而是任由他胡作非為下去。但是到了山東境内，安德海卻碰上了一個敢質疑他的知州，敢抓他的巡撫，也就是如此他也徹底走向了末路。
此時，德州知州趙新成為了第一個提出安德海出京是違反祖制的官員，他質疑道:“既是欽差過境卻為何未接到“明降谕旨”并部文傳知(按例清朝派遣大臣出京，軍機處外發公文，沿途地方官員按禮迎送)，仆役下船購買物品也未出示“傳牌勘合”(清朝奉命出京兵員由兵部簽發身份證件，途經各地，不需花錢買東西，可憑證取得地方官府供應的物資)”，是以為謹慎起見，他遂将安德海一事上報于巡撫丁寶桢。
安德海劇照
而早就看安德海不順眼的丁寶桢，他一接到趙新的上報後，就立刻向朝廷上密折，控訴安德海的不法行徑，在密折中他陳述道:
“一、清朝二百餘年不準宦官與外人交接，“亦未有差派太監赴各省之事況”；二、龍袍系禦用之衣，自有織造謹制，不用太監遠涉糜費，且皇太後、皇上崇尚節儉，斷不須太監出外采辦，即使實有其事，亦必有明降谕旨并部文傳知；三、太監往返照例應有傳牌勘合，絕不能聽其任意遊興，漫無稽考；四、龍鳳旗幟系禦用禁物，若果系内廷供使的太監，自知禮法，何敢違制妄用；五、出差攜帶女優，尤屬不成體制”。
八月二号，丁寶桢命泰安知縣何毓福将安德海捉拿，并送來濟南，随後丁寶桢親自審訊，在審訊的過程中，最開始的安德海可謂是嚣張不已，稱“我奉皇太後命……汝等自速戾耳”，并揚言丁寶桢不放了他，他就上禀慈禧，要罷丁寶桢的官，要他的命。可此時丁寶桢卻是絲毫不懼，他說道:“即系奉差，何以并無谕旨及傳牌勘合？又何以攜帶婦女、妄用禁物”，在聽到這句話，安德海才“形色惶恐，俯首無詞”（《拿獲私逃出京太監遵旨正法折》）。
當然在捉拿安德海時還有個小插曲，其實最初丁寶桢并不是讓泰安知縣何毓福去捉拿的，而是讓德州知州趙新去捉拿的，隻是趙信這人雖敢于質疑，但也是懼怕安德海的淫威的，這點從他上報安德海一事用的是“夾單密禀”而不是“顯禀”就可得知，因為“夾單密禀”是例不存卷的，顯然趙新是在為自己留條後路，是以就是連禀報都是偷偷摸摸的，趙新焉敢捉拿安德海呢？
平劇中的丁寶桢
當時丁寶桢見趙新不敢捉拿安德海，于是就讓東昌知府程繩武去捉拿，可程繩武也是個慫包，他“馳騎烈日中，踵其後三日不敢動”，于是安德海又安然的走過了東昌，後又來到了泰安，因泰安知縣何毓福是個不懼權貴的官員，丁寶桢這才抓到了安德海，想想真是可笑，一個連知州、知府都不敢抓的人，最終卻是被一個小小的七品知縣所抓，這到底是好笑，還是可悲呢？
而後丁寶桢在捉到安德海後，本欲是想将他直接處死的，《書太監安德海伏法事》載:“丁公念朝旨未可知，欲先論殺之，雖獲重譴無憾。知泰安縣何毓福長跪力谏，請少待之。會朝旨已至，乃至八月丙午夜棄安德海于市”，當時丁寶桢因擔心安德海會因慈禧的關系進而逃脫懲罰，是以他想自己承擔風險，在未得到谕旨前将安德海提前誅殺，可後來因泰安知縣何毓福的苦谏，讓他等到朝旨下達，再将安德海明正典刑，丁寶桢這才放棄提前誅殺安德海的念頭。
與此同時，北京在接到丁寶桢的密折後，此時恰巧慈禧有病，由慈安一人獨掌朝政，而慈安也本就對這位恃寵而驕的奴才看不順眼，于是在同治、恭親王請求徹查此事時，她沒怎麼考慮就同意了，而此時同治、恭親王在得到慈禧的同意後，就迅速命内務大臣前來面質，而此時内務大臣卻還在為安德海辯解，同治聽後是十分憤怒，怒道:“此曹如此，該殺之至”。
同治皇帝
接着同治就召見軍機大臣，命拟旨以六百裡加急上谕直隸、兩江、江蘇、山東督撫和漕運總督，要他們“迅速派委幹員，于所屬地方将六品藍翎安姓太監嚴密查拏，令随從人員指正确實，毋庸審訊，即行就地正法”（《清實錄·穆宗實錄》）。
八月六号，丁寶桢接到由軍機處寄發的密谕，密谕中說道:
“（安德海）該太監擅離遠出，并有種種不法情事，若不從嚴懲辦，何以肅宮禁而儆效尤。著丁寶桢迅速派委幹員于所屬地方将六品藍翎安姓太監嚴密查拿，令随從人等指證确實，毋庸審訊即行就地正法，不準任其狡飾。如該太監聞風折回直境，即著曾國藩饬屬一體嚴拿正法。倘有疏縱，惟該督撫是問，其随從人等有迹近匪類者，并著嚴拿分别懲辦，毋庸再行請旨。”
次日，安德海被丁寶桢明正典刑，正法于濟南。而随着權宦安德海伏法，朝野上下是人心大快，一時間“丁青天”之名在朝堂、民間廣為流傳，同時曾國藩、李鴻章等朝中重臣亦對其也是贊譽有加，李鴻章言:“稚璜（丁寶桢的字）成名矣”，直隸總督曾國藩亦言:“吾目疾已數月，聞是事積翳為之一開，稚璜豪傑士也”。
而在誅殺安德海的第7年，也就是光緒二年（1876年），安德海受到光緒的接見，被授頭品頂戴、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禦史銜，代替吳棠署理四川總督一職，不久即實任。光緒十二年（1886年），丁寶桢在四川總督任上去世，享年66歲。
而看到這裡很多人都不由自主的想到這麼一個問題，那就是丁寶桢在誅殺慈禧的寵宦安德海後，他為何沒被慈禧清算，反而是繼續得到清廷的重用，甚至直到丁寶桢去世後，他依然是得到慈禧賜予“文誠”這樣代表着忠貞不二的谥号，且還得到太子太保的追贈，及允許在山東、四川、貴州建生祠的待遇。
這之中到底有何原因呢？慈禧為何不清算他呢？為何還要重用他呢？其實個人認為有以下二點原因：
第一、慈禧不能拿安德海一事來做文章，她需要從破壞祖制的元兇變成維護祖制的護法神。
首先我們都知道清朝自順治就為宦官定下:
非經差遣，不許擅出皇城
職司之外，不許幹涉一事
不許招引外人
不許交接外官
不許使弟侄親戚暗相交接
不許假弟侄名色置買田産，進而把持官府，擾害民人。
等祖制，在軍機處等重要機構還挂有“嚴禁内臣幹政”的聖谕，可以說清朝對宦官的管理是十分嚴格的，在當時隻要有宦官違反以上其中一條規矩，他都是必死無疑的。
而安德海又豈止隻是犯了一條，首先他在沒有得到皇帝、太後明旨的同意，在沒有知會任何有關衙門的情況下就擅自出京就已然違反了“非經差遣，不許擅出皇城”的規矩。後丁寶桢在抓捕安德海時，又從他身上搜到“紙片二件，均系幹預地方公事，詢系受人之托”，這又是違反了“職司之外，不許幹涉一事”、“不許交接外官”的規矩，可以說安德海所犯之事條條都是死罪，他這是赤裸裸的在踐踏着清朝先祖所定下的祖制，是以無論如何他都是必死無疑的。
慈禧畫像
此時如果慈禧因安德海一事去處置丁寶桢的話，那她勢必就會背上“破壞祖制的元兇”的罵名，這顯然是不利于她日後對于大清的統治的，畢竟“祖制”就是清朝的根本，不尊祖制就是無視先祖，無視先祖豈能讓衆人信服呢？而此時更别說慈禧尚未完全的掌控清朝大權，内有慈安，外有恭親王奕訢，此時她若是背上不尊祖制的罪名，恐怕她離下台也就不遠了。
是以，此時她不但不能拿安德海一事對丁寶桢下手，她還得親自處理安德海一事。要知道安德海可是她的寵宦，在外人的眼裡安德海敢破壞祖制，多半是慈禧授意的，或是慈禧撐腰的，如此，慈禧必須得做出一些改變，來讓衆人改變這一看法，讓人覺得她并非是破壞祖制的元兇，而是維護祖制的護法神。
當時慈禧在得知安德海被誅殺一事後，她首先想的不是搞垮不給自己面子的丁寶桢，而是迅速轉被動為主動，在丁寶桢上奏安德海已伏法，請示其随從人員該如何處置時，慈禧就親自召見軍機大臣，以同治名義下令，先是抄沒安德海的所有财産，然後将安德海随從太監六人、管家二人、所屬镖客五人一并正法，随安德海的家屬二人、和尚一人、蘇拉護軍四人及為蘇拉服役者一人，均發往黑龍江給披甲人為奴。（《辦理私逃太監随從人等折》），同時慈禧還下令将所有有關本案的上谕及丁寶桢結案奏折編入現行宮中則例中，以為後來者戒。
慈禧劇照
如此，在慈禧這般做法下，她赢得了丁寶桢等大部厘清朝上下官員的一緻擁護，他們皆認為慈禧“德音煥然，中外颔服”。是以，想想看慈禧都親自出手處理安德海一事，甚至都将所有有關本案的上谕及丁寶桢結案奏折編入現行宮中則例，如果這時慈禧再對付丁寶桢不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臉嗎？不就讓自己之前所做的所有努力都付之東流了嗎？是以她絕對是不能再去處置丁寶桢了，反而還得確定他性命無憂。
第二、慈禧需要拿丁寶桢來做一場戲，一場讓文武百官都認為她是“德音煥然，中外颔服”的能帶領清朝走向複興的上司者的戲。
當然這裡或許就有人不明白，丁寶桢畢竟是殺了慈禧的寵宦安德海，且從《翁文恭公日記》中的記載來看，當時慈禧在處理好安德海一事，終究不能掩蓋其内心的極度憤怒，她“肝氣上逆，喉痛面腫”一連二十多天卧床不起，從中可知對于寵宦安德海被殺，她還是心存芥蒂的，還是耿耿于懷的，雖說慈禧為了自己的名聲，及自己統治的穩定不去處罰丁寶桢，這倒是可以了解的，但為何不但不懲罰他，反而是繼續重用于他，這卻是讓人很難了解了。
其實慈禧不但不懲罰他，反而的繼續重用他的原因很簡單，那就是“演戲”。慈禧繼續重用丁寶桢很大原因是做給文武百官看，她想讓他們知道，她慈禧并不是一個心胸狹隘之人，相反是一個頗為大度，知道選賢任能的英明上司者，跟着她幹，無論他們之前是否得罪過她，隻要他們有才能，就一定不會被埋沒的，同時也讓百姓知道，她不是一個昏庸的統治者，對待那些對百姓好的官員，她是不會虧待的。
如此，當時慈禧不但不能讓丁寶桢出事，而且更不能讓丁寶桢的政途出現任何的停頓，她必須靠善待且重用丁寶桢來讓世人知道，她是一個有能力帶領清朝走向複興的英明上司者。其實說白了，慈禧做了這麼多，目的就隻有一個，那就是幫助自己穩定且穩固的掌控着清朝的大權，僅此而已。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丁寶桢這人的确是有大才，為官期間他奉公守法，清正廉潔，從不徇私舞弊，如此也讓慈禧失去了合法懲辦他的借口，而也因丁寶桢是位晚清不可多得的能臣幹吏，更是世人公認的“青天大老爺”，慈禧如此待他，才能收獲奇效。試想，如果丁寶桢是位貪贓枉法之徒，慈禧還依舊重用他，恐怕慈禧非但得不到英明的上司者這般的稱号，反而是會落了個助纣為虐，無識人之明這樣的罵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