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二十二年（1933），前清舉人餘覺決定在範成大的天鏡閣遺址修建房子。次年，這座由十餘間房屋、八九丈石岸所構成的私人宅院落成了。新居開門見湖，簡樸雅緻，與不遠處的上方山遙遙相對，是真正的近水遠山，風景殊勝。餘覺給院子取名“覺庵”，并專門辟了一間福壽堂，紀念他逝世十餘年的妻子沈壽。
這個院子，在蘇州民間，叫餘莊。1965年，蘇州官方收購并修複，始稱漁莊。
八十年後一個細雨霏霏的春日，我以一介遊客的心态抵臨漁莊，整個園子，安靜，仿佛處處彌散着一股往事的古舊氣息。
沈壽像
還得從餘覺跟沈壽的人生履曆說起。
餘覺，清同治七年（1868）生于浙江紹興，光緒二十八年（1902）中舉，他聰明好學，才識過人，善書畫、廣交際，青年時代僑居蘇州時與刺繡藝人沈雲芝結為伉俪。在俗世的眼中，他們郎才女貌，簡直就是人間絕配。果不其然，婚後的日子其樂融融，餘覺半日讀書，半日陪妻研繡，将自己的書畫藝術融入妻子的刺繡中，讓沈雲芝很快從繡娘衆多的蘇州脫穎而出，名聞蘇滬。
光緒三十年（1904），慈禧太後七十壽辰，餘覺的好友、農工商部官員單束笙将沈雲芝的繡品《八仙上壽圖》和三幅《無量壽佛圖》上貢慶賀。本來，這隻是一介官員對偏愛刺繡的慈禧投其所好的一次小小獻媚事件，誰又曾料到，正是這次無心之舉徹底改變了沈壽的人生命運——上貢的繡品得到了農工商部的四等商勳獎勵，也得到了慈禧“絕世神品”的口頭贊美，慈禧還親筆手書“福”“壽”兩字，分賜餘覺夫妻。沈雲芝的繡名一下子名揚天下，就連名字也改為“沈壽”，餘覺也改為“餘福”。
漁莊裡的福壽堂，就是以得名。
闊大典雅的福壽堂，正中懸挂的“福壽堂”匾額之上，還懸挂着另一匾額，上書四個大字：懿旨嘉獎。右邊款雲：欽賜四品商勳浙江舉人餘北熊興辦實業以志嘉獎。
福壽堂一角
餘覺人情練達，又善于捕捉機會，他緊緊抓住慈禧太後的高興勁，及時上書，建議創辦女子刺繡學校。在獲得準許後，他們夫婦倆獲得前往日本考察工藝教育的機會，回國後率蘇州刺繡教師等一幹人馬到京報到，餘覺任繡工科總辦，沈壽任總教習。頗善交際的餘覺，在北京風生水起，社會知名度也就更高了。
就是這樣一對夫妻，在并不遙遠的晚清，有神仙佳侶之謂。
他們的事業在京城如日中天、蒸蒸日上之時，恰逢實業救國的浪潮席卷全國。于是，實業救國的代表人物張謇，就跟這對夫妻的命運緊緊勾連起來。
而将他們串連在一起的，正是沈壽的絕世繡藝！
1910年，清政府在南京舉辦全國第一屆南洋勸業會，時任江蘇咨議局議長的張謇被任命為大會審查長。當時，有一幅顧繡董其昌書大屏需要鑒定——顧繡是明代上海露香園顧名世家的女眷所繡作品，很有名望。張謇一時難判真假，聽聞沈壽的繡藝高人一籌，就特地延請她一鑒真假。繡品剛一展開，沈壽即判為真品，張謇問：“憑何斷定？”
沈壽答曰：“一看針法，便不難分辨。”
這一次，張謇被沈壽的鑒賞力大為折服。1912年10月，擔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實業總長的張謇，懇切邀請沈壽擔任籌建中的南通女子師範附設的女紅傳習所所長兼刺繡教員。1913年前後，在女紅傳習所建造期間，張謇五次緻信，盛邀時任天津自立女紅傳習所所長的沈壽來南通執教。1914年10月，沈壽終于擋不住張謇的真誠邀約，前往南通，擔任女紅傳習所所長兼繡科主任。
沈壽，這個被俞樾喻為“針神”的精緻女人，從此就跟一代實業家張謇的事業分不開了。
如果說沒有當年的南通之行，也許，曆史會是另一副模樣。
但是，曆史又豈能假設。
現在，梳理沈壽與張謇的交往，其實也是張謇與餘覺從相識、相知，最後到相誤的過程。起初，他們夫婦來到南通，餘覺因為工作之需被張謇派往上海，籌設繡織公司，而張謇與沈壽也就有了更多接近的機會。當時，張謇因不支援袁世凱的帝制活動，辭掉總長之職，傳回南通，恰逢沈壽患病，時有腹脹胸悶之疾。張謇就對她特别關心，又及時請醫診治，還讓沈壽從傳習所宿舍遷到環境清靜的“謙亭”靜養，收她為徒，親授詩詞。張謇從《古詩源》裡選了73首古詩，親筆抄寫、注解，連平仄聲都做好記号，裝幀成一本小冊子，題名《沈壽學詩讀本》。張謇在給沈壽的詩中用“比翼鳥”“比目魚”和“鴛鴦”這些詞，大膽而直露地表達了對沈壽的愛慕之情，而沈壽畢竟隻是一個弱女子，懼怕流言，不敢把對張謇的仰慕吐露出來，隻好在詩中寫點“本心自有主，不随風東西”的句子。
1919年沈壽舊病複發，張謇倍加關切，特派專輪到上海延請著名中醫師沙健庵前來醫治。他想到沈壽早有寫繡譜的意願，“懼其藝之不傳而事之無終”，于是征得沈壽的同意，每天抽出一點時間，沈壽口述繡譜若幹則，他負責筆錄，花了3個來月時間，把沈壽30多年所積累的經驗和創新心得全部記錄在冊。張謇把它條分為繡備、繡引、針法、繡要、繡品、繡法、繡節、繡通八個部分，然後編寫成章，名為《雪宧繡譜》——雪宧，就是沈壽的号。這部專著的完成，凝結着兩個人的心血，張謇在《序言》中如此深情地回憶：“積數月而成此譜，且複問，且加審，且易稿，如是者再三，無一字不自謇出，實無一語不自壽出也。”
民國版《雪宦繡譜》書影
1919年，《雪宧繡譜》由翰墨林書局印刷出版，這也是大陸第一部系統介紹刺繡理論和技法的傳世之作。
1921年6月8日，沈壽與世長辭，時年48歲。
72歲的張謇全然不顧自己的身份地位，在沈壽的遺體前老淚縱橫，寫下了《惜憶四十八截句》。張謇遵照沈壽的遺願，将其安葬在能望見長江和蘇南土地的黃泥東南麓，墓門石額上镌刻着張謇的親筆楷書：
世界美術家吳縣沈女士之墓阙
墓後立碑，碑之正面，刻有張謇撰寫的《世界美術家吳縣沈女士靈表》。
不得不承認，種種迹象表明，張、沈之間是一種無法厘清的情感糾葛，有事業上的相攜相扶，有日常生活中的關愛，更有欲言又止的愛慕之情。無論是相見恨晚，還是惺惺相惜，這都成為餘覺與沈壽最後反目成仇的根本原因，并且最後以沈壽葬于南通而終結。據史料記載，餘覺在沈壽善後事宜上與張謇意見不合，一氣之下，孤身一人離開南通。如果撇開道德與仁義，僅從一個男人的角度揣度餘覺的心理，其實也能了解他的苦衷。餘覺回到蘇州後，一直想從佛教經義中求得解脫，就在太湖之畔出家，晚年又還俗，在蘇滬一帶從事文化藝術研究。但是，無論他身在何處，都沒有停止對沈壽的思念和對自己人生之路的檢討。最後，他痛定思痛，取号“思雪”以紀念妻子，又自名“覺”，以示“覺”醒。
盡管張謇和餘覺從相遇、相助、相知直到最後的相誤，是一段千折百回的悲傷往事，但是，倘若從蘇繡藝術的發展看，他們兩個都是沈壽刺繡事業發展的有功之臣。如果沒有餘覺前期的支援，沈壽的刺繡未必能進入藝術殿堂；如果沒有張謇後期的推崇與力薦，沈壽的繡藝也未必能傳承，升華為藝術經典。
多年以後，當我置身漁莊，如果把它當作一處石湖邊的園林來遊曆，顯然有失淺薄——我得用曆史的手掌觸摸事物的肌理，才能從時間的迷霧中看清塵世。後來，我讀到一篇文章，是餘覺的女兒餘潔不滿20歲時受父命為漁莊所寫的賦，賦前有序，序、賦如下：
吾家新遷石湖漁家村，就宋參政範成大“天鏡閣”故址建一别墅，題曰“覺庵”。湖山有主，風月無邊，家父命作一賦：
紅日初生，青山乍碧，沙鷗兩三，魚罾千百。橹聲蓼渚微閱，人語蘆花淺隔。霧破而漸呈岸影，遠村近村；煙開而頓現山容，舊石新石。昔範參政蔔居于此也。波清水闊，岸曲堤纾，垂楊遠接，芳草細鋪。人築雅宜之屋，天開名勝之圖。且住為佳，紅豆最憐南國；此間可樂，石湖也似西湖。罷釣歸餘，人影滿渠，攏舟系岸，折柳攜魚。日落而人家炊起，秋深而水國花疏。試看越來溪頭，無村不水；更勝武陵源裡，有艇皆漁。是村也，蠶桑共樂，雞犬不嘩，人來沽酒，客到烹茶。開軒而面場圃，把酒而話桑麻。含煙深柳千層，酒簾處處；臨水斜陽一片，漁網家家。歌曰：白雲兮出岫，紅樹兮缭垣，長天兮雁過，近水兮鴉翻。範公去兮千載，吾家來兮一門。舊址重建兮天鏡之閣，新居小住兮漁家之村。
這篇被範煙橋盛贊為“清言妙思，真不栉進士也”的賦文，淡化曆史往事，重在描摹山水環境，還以“石湖餘家村”五字嵌在每段最末為韻，可謂良苦用心，有着化幹戈為玉帛的苦心與深意。
現在的漁莊，是石湖景區的一個景點。我常去石湖散步，喜歡繞道去漁莊，因為那裡有兩副極佳的對聯。一副是：
卷簾惟白水 隐幾亦青山
另一副是：
水清魚讀月 山靜鳥談天
前一副幹淨，也安靜，有隐逸之風。後一副是餘覺從詩僧八指頭陀的“水清魚嚼月，山靜鳥眠雲”中改動數字而成的。餘覺改“嚼月”為“讀月”，改“眠雲”為“談天”，石湖山水的幽靜和妩媚，一下子就出來了，有濃厚的書卷味，也有曆史的深意。
漁莊一角
除此之外，漁莊的西花園也是我的喜愛之地。
當年，餘覺在這裡栽藥、種蔬、莳花、植竹，一個經曆了大悲歡的人，就是在這彈丸之地消磨日月，其情其景，可以想見。現在的漁莊，中心建築要算“農圃堂”，是上世紀90年代初從蘇州刺繡研究所移建而來的。
農圃堂
“農圃堂”三個大字，是從範成大《四時田園雜興》詩碑裡集輯而來的。（責任編輯：孫小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