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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結新我先生(作者:陳生甫)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州是個得天獨厚、地靈人傑之地。自古以來,蘇州文化積澱深厚,經久不衰,文化氛圍濃重溫和,人才輩出,如滿天繁星閃爍生輝。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二十年中獨樹一幟的大書法家費新我在這片風水寶地上,以其左筆書法昂首闊步,辛勤探索不斷創新,在書壇不僅名滿大江南北而且蜚聲海外。是“吳中盛文史、群彥今汪洋”中的無數文化名人的例證之一。費新我先生離世30年了,其音容笑貌仍留在腦際,無法忘卻。今以片斷追述其鮮為人知的一些往事逸聞,以緬懷其自強不息、求新求變、獻身書法藝術的精神。

我跟費新我相識是有點緣分的。“大躍進年代”的1960年,考大學填志願是聽從學校老師安排的。因為寫字出衆,老師指定我考美術專業。藝術類院校提前招生,臨考試已經不到一周時間,一竅不通的我去學校圖書館翻找美術資料,一本“怎樣畫鉛筆畫”的通俗讀物映入眼簾,粗略地翻看一遍,臨摹了兩張,便匆匆忙忙地去應考,結果不到十天,錄取通知書就寄達給學校。開學後在同學間的閑談中得知蘇州書畫家衆多,其中聽說有個叫費新我。咦?不就是“怎樣畫鉛筆畫”的作者麼?因他的名字有特點而容易記牢,是讀了他的書才把我從無錫引領入蘇州絲綢工學院的大門。

次年的秋冬間,蘇州市群衆藝術館與蘇州青年俱樂部聯辦《書法訓練班》,主講教師是著名書法家、耆宿蔣吟秋先生,他在作了幾次十分精彩生動的講座後,向講習班學員們宣布一個消息,說最後兩堂課分别聘請書法史論專家祝嘉先生和書畫家費新我先生,祝嘉先生講碑帖知識,費新我先生講書法欣賞。

那是十二月中旬的一個星期天上午,作為臨時的課堂裡幾十條狹長的長凳上坐了近百位學員,聆聽費新我先生的講課,他将自寫的兩件作品挂于黑闆上,一件是毛澤東的詞句“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另一件是鄭闆橋的“昔人學草書入神……”一段話,費先生就這一段話展開評說,雖然聲音不高,帶點上海口音,邊講邊做闆書,講得十分形象,至今我還記得将公主與擔夫争道,公孫大娘舞劍與苦練數十年學書法的的道理的情景,這兩件書法作品可以說是其左筆書法在公衆場合的初次亮相。從此我便在講堂上結識了費新我。

費新我府上在幹将坊108号(即現在幹将路與宮巷的交界處),這裡成了我和一群書法學友常去拜訪和請教的好去處。每次去我們總帶一些習作讓費先生點評,指點迷津。費先生常穿着一身灰布長衫,說起話來像聊家常,沒有一點隔閡。既循循善誘,又直言不諱。他說我寫的隸書方方正正,太像蔣吟秋老師之作,最好别學老師寫的字,應該多學漢碑,選擇喜歡的風格臨摹多遍。于是休息天我常跑舊書店。

隔了約半年光景,在一次展覽會上,費先生見我寫的一幅習作,誇獎我很有進步,風格上有了些許變化,逐漸脫開了蔣先生的風格,說有點漢碑的味道了。還記得他與一位畢業配置設定在四川的青年一直保持通信聯系,足見其對後輩青年在書法學習成長過程中給予的鼓勵很多,我也受教匪淺。“文革”初期,跟不少社會著名人士一樣,他受到沖擊,書房被封,隻允許留給他一枝“小大由之”的湖筆,一枚陳大羽為之刻的印章。盡管這樣,還是很樂意地為我寫了多幅書法(見附圖)。有一次我同李大鵬到他府上拜訪,他跟我倆談笑風生,并語重心長地說:“為人寫字馬虎不得,作品就是送出去的名片,寫得不好的東西送人,人家會怎麼看你?起碼要看得過去,代表你的實際水準。”用現在的話來說,不要寫應酬敷衍之作。

費新我書法在蘇州,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的領軍人物。此前用十多年時間刻苦磨砺一劍,克服種種困難,扭轉因右手患疾不能作畫的苦惱,以違背生理常态改用左手寫字,以“從頭越”精神和頑強的毅力,孜孜不倦地鑽研,将半輩子積累的畫理、經驗,巧妙地融入書法。功夫不負有心人,終于修成正果,得到書畫名家的認可。蔣吟秋先生曾不止一次地在我面前誇獎他的不易和獨特的風格。費新我書法的成功還在于其謙虛好學,善于聽取外界的反映,樂于吸取不同的意見,他常說要聽真話,以利改進。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費新我對當時“文革”期間街上大字報的毛筆字很感興趣。他能舉例講得出某個廠貼的大字報大幅智語上寫的字很好。他說看到十梓街上有一個身材嬌小的女青年拎着墨桶,熟練地用大毛筆揮寫大幅智語。他還發現有一幅智語是用新魏體寫的,整張紙隻寫一個字,間架結構到位且很有筆力,很有派頭,可見社會上寫得好的大有人在,特别對年輕一代寄予希望。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費新我就加入中國美術家協會,是位資深的畫家,其潤格是當時的上海市美術家協會主席豐子恺拟定的。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在觀前街西首有一爿“蘇州藝石齋”的店堂。張寒月、蔡謹士、王能父、矯毅、錢榮初、孫亞雄等六位名士坐堂,其店招是著名書法家蔣吟秋用台灣字寫的隸書,店堂的東壁上很醒目的貼着一張紙色微黃的潤格便簽,标明以畫的種類和尺寸大小計潤格,可是至“文革”初不久“破四舊”時便蕩然無存了。“文革”伊始,移風易俗,為人書畫盡義務的多,況且社會上不重視腦力勞動的價值,往往通過熟人讨一張字畫,謝過一聲就行了,比不上體力勞動的價值,比如請人踏一趟黃魚車,雇一輛三輪車,托人家送一瓶瓦斯和純淨水等,就非得按價格規定付錢不可。

而為人求字畫除非先講明價格,一般送些物品表示一下意思也是常有的事。在那個年代,費新我出于為人民服務之心,為機關為私人書寫可說是有求必應,不計報酬的,有時候甚至要倒貼紙墨。不妨舉兩個例子:好大的一塊店招牌,裝飾在觀前街玄妙觀旁(後來此店已拆毀),當時店家為表示謝意,讓費老免去排隊,直接去店找營業員付錢買兩匣“蝦子鲞魚”;另一機關“東吳絲織廠”好氣派的有名廠家,因财務上無法支付現金,難入賬報帳,酬謝的是該機關發放的勞保用品,真令人啼笑皆非,哭笑不得。盡管如此,費老對外面求字之類還是十分認真處事的。他常對我說,為外面寫字馬虎不得,等于替自己做廣告,字須寫得圓滿、周到、着實。

以此六字檢查對照,敷衍了事,應付一下是拆自己的台腳,砸自己的牌子。又說要寫好一幅字須成竹在胸,打個腹稿,寫草書沒有把握的話,不妨先打個小草稿,分行布白,章法形式須心中有數,經營位置很重要。

費新我的書法在蘇州寫出名的是從寫招牌開始的,這是他的書法在社會上閃亮登場的開端。那段時間,蘇州城裡機關的招牌都還冠以紅色仿宋體書寫的“革命委員會”五個字。1972年“蘇州無線電四廠”的廠牌是白底黑字,挂在鳳凰街上十分醒目。我定睛一看,便知是費新我寫的。過往人流中不少駐足觀看、欣賞,都覺得眼前一亮,啧啧稱贊寫得好。不光生動活潑,錯落有緻,而且别具一格。其書法漸為人知,并一發而不可收拾。

衆多機關和個人紛紛慕名打聽造訪去求其墨寶。據不完全統計,一時約有200多塊招牌出自費新我之手。當年我住在十梓街公園路南口,與費新我府上正好相隔一條公園路,來去十分友善。記得有一回我去費家逗留一會,前後竟有三個機關的來客接踵而至,都是約請其書寫招牌和條幅,一時應接不暇,招架不住。大有當年隋唐時期人們求智永法師(王羲之七世孫)墨寶而踏破門檻的情景。費老跟我歎苦經:“實在吃不消了,寫多了腦子發脹哉!”于是過了不久,隻好挂起“免戰牌”,由蘇州市文化局出面擋駕,出告示曰:為照顧費老健康,凡有求寫書法者須到文化局聯系,經許可方能請費老書寫。難怪有人給他取了一個雅号,戲稱為“招牌老闆”。

至今,社會上還能看到費老當初寫的招牌。如:蘇州文聯、刺繡研究所、工藝美術研究所等。同樣他的書法作品也“飛入尋常百姓家”,常常出現在普通市民家裡,可見其作貼近生活,服務大衆。

上海南京東路“朵雲軒”大門兩側櫥窗常年陳列一些國内著名書畫家的近作、新作,以吸引招攬各地去滬的書畫愛好者慕名而入。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的一個春天,我出差上海,見到費新我的新作陳列其間,位置十分醒目。太極味很濃的左筆書法個性突出,頗有吸引力。見有兩位外地書畫愛好者正在細細品賞,慶幸自己能在這裡看到書名甚高的費新我作品,感到眼福不淺。時隔不久,在費老家裡談起此事時,費老遺憾地告訴我:“那幅字後來竟莫名其妙不翼而飛,前些天‘朵雲軒’派人來打招呼,表示歉意。”明明是挂在櫥窗裡的,别人的作品均完好無損,怎麼會唯獨少掉費老這一幅。我猜測竊者是個“書法迷”,可能是内賊,喜歡上費老的作品而采取不光彩的手段。可惜那時候法治意識淡薄,沒有報案偵查。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中日現代書法二十人展”在上海等地展出後,移師大阪、東京。費新我是作為中方二十人之一參加作品交流展出的。日本著名篆刻家梅舒适寄給費新我展出照,照片上能看到費新我作品上方右側标了“特别作品”的訓示牌,下端有一株紅花放在小幾上。費老問我是什麼意思。我解釋道:據我所知,日本出版的一種圖案設計雜志開頭幾頁常刊以精彩的圖案設計作為彩頁,并示以金賞、銀賞、銅賞、市長賞、知事賞等一類桂冠,表明品位、格緻高,列為優秀之作,書法展覽可能也是這個意思。由此可見,新我先生的書法在日本書法界是頗得同道贊賞和推崇的。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蘇州“藝石齋”裡面除了有坐堂的篆刻名師為人治印外,其牆上常挂一些名家的書畫,供人欣賞并出售。一個星期天下午,我曾工作過的絲綢研究所裡一位年長的設計師造訪“藝石齋”,偶遇一位上海來的青年,兩人在一幅費新我書法作品面前交談起來。上海青年欲拜費老為師,而不知其居處。

這位設計師因我而認識費老府上,兩人竟直奔費家。這讓費老十分為難。在那個“破四舊”年代,費家書房被封的狀态下,怎能拜師學藝?這在文革期間還未有先例。新我先生表示要請示機關上司準許。隔了一段時間,費老竟專程來機關找到我們,請轉告該青年,省國畫院上司(當時屬造反派掌權)答複目前不能收徒。可見費新我先生處事十分謹慎和負責。真是拜師有心,收徒無奈。

費新我書法留給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作品是“陝西民歌”,别稱《我來了》。同一内容的書法作品我先後有幸見過三回。第一回是1974年在費宅,新我先生将書就的“陝西民歌”展讀給我看,并說:“将一個字拉長古已有之,但要看用在何處?是否得當,我也在試着寫。”并十分謙和地要我提提意見。第二回是1977年夏,筆者在北京中山公園,參觀《中國現代書法展覽》赴日本展出後向國内的彙報展。展品中有費新我的此作。第三回是2003年11月,蘇州圖書館南樓展出費新我誕辰百年書法作品。

我在展館值班期間,見“陝西民歌”草書軸特别引人注目,不少觀衆移步于此,或盯着細看,或退後數步凝視,時常還有幾個同道低聲細語、悉心品賞。幾位認識的觀衆跟我交談,認為此作頗有吸引力,有創新味,字型變化多端,分布有新意,有氣勢。展品面前我再仔細端詳一番,見裱绫已舊,紙色泛黃,可能是常挂于壁間之故。作品鈴印“八十翁”,當為1982年所書。該作可見作者生前親自編定的《費新我書法集》。後來《費新我書法選》也入編該作。說明此内容費老曾多次書寫,愈寫愈神完氣足,愈見愈新有看頭。我另有專文評說此作,不在此累贅了。

1972年5月間,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30周年,蘇州市文聯在當時的《革命文化館》舉辦美術(書法、印章)攝影聯展。“文革”中第一次舉辦這樣的展覽,因種種原因,社會上一些應參展者卻名不在列。書法、印章參展數僅18幅。當年,《人民中國》編輯記者韓瀚來蘇采訪辦筆會,便從參展的名單中挑選了幾位作者,費新我和幾位年輕的書法愛好者受邀參加筆會。

後來在1973年第一期的《人民中國》日文版上發表。費新我寫的毛澤東十六字令《山》三首赫然在列,位置在前三位。從此一舉成名喧天下。這裡還要穿插一段小故事。在《人民中國》日文版出版前,新我先生曾向我展示一封信,是漫畫家田原先生從北京寄來的親筆信。言及韓瀚将各地采訪、筆會的作品送高層上司審閱。郭沫若對費新我的左筆行書很為欣賞,說有點創新味,竟高聲吟誦起來,發現其中漏掉一個“天”字,後來由田原補上了。當時編輯部曾想将費的書法放在首張位置,後來實際刊登出來是在第三的位置。第一幅是林散之的草書。第二、三、四分别是上海的沈尹默、蘇州的費新我、北京的啟功,均為橫幅,合成一個頁面。

費新我左筆書法獲得了成功,得到了社會廣泛的認可,逐漸被國内外相關團體和有識之士的關注。1978年,鄧小平作為國家上司人第一次訪日帶的國禮即是費新我“相鄰一帶水,友誼萬年春”的行書。美國總統卡特在唐人街競選時向華人展示的是費新我的書法,以示造勢拉票。

以個人書法作品被邀出國展覽至日本、美國、新加坡等地也是少有的事。可是這樣一位名滿大江南北、蜚聲中外的左筆書法家在日常生活中是一個普通的蘇州市民,是一位凡夫俗子。他的身影經常出現在蘇州的大街小巷,去商店購物,到公園散步健身。早晨,在宮巷拎着一隻草類編織的提包,急匆匆從玄妙觀菜場買菜歸來;回到家裡,與左鄰右舍一樣生煤爐、燒水煮飯;時常要捏着一根繃着網兜的長竹竿興沖沖去官太尉河裡撈魚食。蘇州大公園如費老家的後花園,天天去健身,活絡筋骨。上午九時許,他會準時出現在大公園散步打太極拳。費老打起太極拳來與衆不同,手臂擺動幅度大,動作特别到位。姿态剛柔相濟,有闆有眼,如同他的書法,抑揚頓挫,氣度不凡,時常吸引遊人駐足欣賞。哪裡知道這樣一位老翁,竟然是名聞遐迩的書法家,還是蘇州國術協會的首任會長呢!

歲月如流,不斷新我。費新我先生以九十高齡長辭于世。其墓葬于市郊穹窿山麓下的小王山上,叫名人公墓,其墓前墓後分别是吳湖帆,陸俨少。二十年前我與幾個同道專程去憑吊過。而今在發稿前,其三子之雄兄捎來了一冊大部頭的由作家範小青做序的費新我先生寫給張海的書信集。名曰“新我師說”。真實記錄了一段特殊的師生情誼,費老對張海先生耳提面命,諄諄教導,從書法藝術的創作到書法活動的開展,從讀書習藝到處世為人,留下了這彌足珍貴的近兩百封書信。我讀着讀着,緬懷之情、崇敬之心油然産生,這分明是與費老解不開的緣分呀!(陳生甫于202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