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宝桢，晚清名臣，《清史稿》赞曰:“宝桢政尚威猛 。至今言吏治者，常与沈葆桢并称，尤励清操”，“其知有国而不知有身，其天性然也”的丁宝桢，在清时，与曾国藩、左宗棠同为中兴名臣，为近代中国做出了一系列卓越的贡献。
同治十二年（1873年），黄河决堤，丁宝桢历时半年筑起了高十四尺、宽三十尺、厚百尺的障东堤。而随着障东堤的筑成，自此此地的黄河不再决口，保证了方圆数百里的百姓的安全。
同治八年（1869年），丁宝桢在山东创办尚志书院。同年又创办了近代山东最早的官书局，即“山东书局”。
光绪元年（1875年）10月29日，丁宝桢以“靖海安边”为名，奏请清廷，在济南北郊新城择地300亩，建“山东机器局”，引进英国蒲恩公司制造的可用于生产洋火药和马梯尼洋枪的机器。后“山东机器局”在数次抵御外寇的战争中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清军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如清法战争、清日战争。
光绪二年（1876年）12月10日，在丁宝桢由山东巡抚升任四川总督后，他上奏清廷以“四川所用之枪弹从上海洋行购买，运费昂贵，实不合算”为由，经清政府批准，在成都东门内下莲池一带，建“四川机器局”。至1884年，“四川机器局”最高年产量为枪3050支，枪弹18万余发，铜帽628万枚，铅弹53万发，黑火药3万余公斤。
当然，丁宝桢虽为近代中国做出了诸多功绩，但是对于现在大多数的人来说，丁宝桢最让人熟悉的不是以上所说的那些卓越的贡献，而是另外一件发生在同治年间，且震动朝野的政治事件，那就是“诛杀安德海”一事。
丁宝桢雕像
安德海，清末宦官，史书称他“艺术精巧，知书能文，最大的能耐就是察言观色，阿谀奉承时不露一丝痕迹，既能哄得别人开心，又不会让人生厌” ，凭借着这等能耐，他进宫不久就在咸丰的身边做起了御前太监，深得咸丰的宠信。咸丰死后，在慈禧与肃顺、载垣、端华、景寿等八位辅政大臣争夺清朝的最高统治权时，安德海立下大功遂成慈禧心腹，不久就升任总管大太监，成了同治朝显赫一时的人物。
此时的安德海因慈禧的宠爱，可谓是权倾后宫。他恃宠而骄，虽只是六品的蓝翎太监，但不但是不把恭亲王奕訢等朝中重臣放在眼里，甚至连同治皇帝他都不放在眼里，他目无皇帝，越权胡为，肆意的挑拨着同治与慈禧的关系，致使年幼的同治经常被慈禧训斥，因此同治是恨透了他（当时同治经常以小刀断泥人首，称“杀小安子”，从中可以看出同治对他的恨之入骨），而他这般将上至皇帝，下至公卿都得罪光的做法，也为他日后悲惨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同治八年（1869年），久在宫闱的安德海想出宫游玩并借机敛财，遂向慈禧请求让他出宫前往江南替同治的大婚典礼置办龙袍、预备宫中大婚所用之物。后慈禧因太过宠爱安德海，于是也就偷偷的应下了，此后安德海在未取得皇帝上谕或太后懿旨的情况下，就带着一班随从，前呼后拥地出京了。
左第一位为安德海
但按理说清朝自顺治就有了“太监级不过四品，非奉差遣，不许擅自出皇城，违者杀无赦”（《钦定宫中现行则例》）的祖制，因此当时级不过六品的安德海，虽能出京，但必须得有皇帝的上谕，或太后的懿旨，还得有内务府、军机处等相关衙门的公文，之后方可出京。可是此时的安德海却并没有得到这些证明，就擅自出京，这要追究起来可就是违反祖制的事情，按律是要砍头的。
可是安德海明知自己是毫无证明的情况下出京的，他不但不偷偷摸摸的，反而是大张旗鼓，威风张扬的进行着，更甚者一路上还对各地地方官是行大肆索贿一事。而未到山东时，各级官吏皆畏惧其权势，因此都是敢怒而不敢言，所以即使是明知道他是无证明出京的，他们也不敢说什么，而是任由他胡作非为下去。但是到了山东境内，安德海却碰上了一个敢质疑他的知州，敢抓他的巡抚，也就是如此他也彻底走向了末路。
此时，德州知州赵新成为了第一个提出安德海出京是违反祖制的官员，他质疑道:“既是钦差过境却为何未接到“明降谕旨”并部文传知(按例清朝派遣大臣出京，军机处外发公文，沿途地方官员按礼迎送)，仆役下船购买物品也未出示“传牌勘合”(清朝奉命出京兵员由兵部签发身份证件，途经各地，不需花钱买东西，可凭证取得地方官府供应的物资)”，因此为谨慎起见，他遂将安德海一事上报于巡抚丁宝桢。
安德海剧照
而早就看安德海不顺眼的丁宝桢，他一接到赵新的上报后，就立刻向朝廷上密折，控诉安德海的不法行径，在密折中他陈述道:
“一、清朝二百余年不准宦官与外人交接，“亦未有差派太监赴各省之事况”；二、龙袍系御用之衣，自有织造谨制，不用太监远涉糜费，且皇太后、皇上崇尚节俭，断不须太监出外采办，即使实有其事，亦必有明降谕旨并部文传知；三、太监往返照例应有传牌勘合，绝不能听其任意游兴，漫无稽考；四、龙凤旗帜系御用禁物，若果系内廷供使的太监，自知礼法，何敢违制妄用；五、出差携带女优，尤属不成体制”。
八月二号，丁宝桢命泰安知县何毓福将安德海捉拿，并送来济南，随后丁宝桢亲自审讯，在审讯的过程中，最开始的安德海可谓是嚣张不已，称“我奉皇太后命……汝等自速戾耳”，并扬言丁宝桢不放了他，他就上禀慈禧，要罢丁宝桢的官，要他的命。可此时丁宝桢却是丝毫不惧，他说道:“即系奉差，何以并无谕旨及传牌勘合？又何以携带妇女、妄用禁物”，在听到这句话，安德海才“形色惶恐，俯首无词”（《拿获私逃出京太监遵旨正法折》）。
当然在捉拿安德海时还有个小插曲，其实最初丁宝桢并不是让泰安知县何毓福去捉拿的，而是让德州知州赵新去捉拿的，只是赵信这人虽敢于质疑，但也是惧怕安德海的淫威的，这点从他上报安德海一事用的是“夹单密禀”而不是“显禀”就可得知，因为“夹单密禀”是例不存卷的，显然赵新是在为自己留条后路，因此就是连禀报都是偷偷摸摸的，赵新焉敢捉拿安德海呢？
京剧中的丁宝桢
当时丁宝桢见赵新不敢捉拿安德海，于是就让东昌知府程绳武去捉拿，可程绳武也是个怂包，他“驰骑烈日中，踵其后三日不敢动”，于是安德海又安然的走过了东昌，后又来到了泰安，因泰安知县何毓福是个不惧权贵的官员，丁宝桢这才抓到了安德海，想想真是可笑，一个连知州、知府都不敢抓的人，最终却是被一个小小的七品知县所抓，这到底是好笑，还是可悲呢？
而后丁宝桢在捉到安德海后，本欲是想将他直接处死的，《书太监安德海伏法事》载:“丁公念朝旨未可知，欲先论杀之，虽获重谴无憾。知泰安县何毓福长跪力谏，请少待之。会朝旨已至，乃至八月丙午夜弃安德海于市”，当时丁宝桢因担心安德海会因慈禧的关系从而逃脱惩罚，所以他想自己承担风险，在未得到谕旨前将安德海提前诛杀，可后来因泰安知县何毓福的苦谏，让他等到朝旨下达，再将安德海明正典刑，丁宝桢这才放弃提前诛杀安德海的念头。
与此同时，北京在接到丁宝桢的密折后，此时恰巧慈禧有病，由慈安一人独掌朝政，而慈安也本就对这位恃宠而骄的奴才看不顺眼，于是在同治、恭亲王请求彻查此事时，她没怎么考虑就同意了，而此时同治、恭亲王在得到慈禧的同意后，就迅速命内务大臣前来面质，而此时内务大臣却还在为安德海辩解，同治听后是十分愤怒，怒道:“此曹如此，该杀之至”。
同治皇帝
接着同治就召见军机大臣，命拟旨以六百里加急上谕直隶、两江、江苏、山东督抚和漕运总督，要他们“迅速派委干员，于所属地方将六品蓝翎安姓太监严密查拏，令随从人员指正确实，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清实录·穆宗实录》）。
八月六号，丁宝桢接到由军机处寄发的密谕，密谕中说道:
“（安德海）该太监擅离远出，并有种种不法情事，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宫禁而儆效尤。著丁宝桢迅速派委干员于所属地方将六品蓝翎安姓太监严密查拿，令随从人等指证确实，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饰。如该太监闻风折回直境，即著曾国藩饬属一体严拿正法。倘有疏纵，惟该督抚是问，其随从人等有迹近匪类者，并著严拿分别惩办，毋庸再行请旨。”
次日，安德海被丁宝桢明正典刑，正法于济南。而随着权宦安德海伏法，朝野上下是人心大快，一时间“丁青天”之名在朝堂、民间广为流传，同时曾国藩、李鸿章等朝中重臣亦对其也是赞誉有加，李鸿章言:“稚璜（丁宝桢的字）成名矣”，直隶总督曾国藩亦言:“吾目疾已数月，闻是事积翳为之一开，稚璜豪杰士也”。
而在诛杀安德海的第7年，也就是光绪二年（1876年），安德海受到光绪的接见，被授头品顶戴、太子少保，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衔，代替吴棠署理四川总督一职，不久即实任。光绪十二年（1886年），丁宝桢在四川总督任上去世，享年66岁。
而看到这里很多人都不由自主的想到这么一个问题，那就是丁宝桢在诛杀慈禧的宠宦安德海后，他为何没被慈禧清算，反而是继续得到清廷的重用，甚至直到丁宝桢去世后，他依然是得到慈禧赐予“文诚”这样代表着忠贞不二的谥号，且还得到太子太保的追赠，及允许在山东、四川、贵州建生祠的待遇。
这之中到底有何原因呢？慈禧为何不清算他呢？为何还要重用他呢？其实个人认为有以下二点原因：
第一、慈禧不能拿安德海一事来做文章，她需要从破坏祖制的元凶变成维护祖制的护法神。
首先我们都知道清朝自顺治就为宦官定下:
非经差遣，不许擅出皇城
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
不许招引外人
不许交接外官
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接
不许假弟侄名色置买田产，从而把持官府，扰害民人。
等祖制，在军机处等重要机构还挂有“严禁内臣干政”的圣谕，可以说清朝对宦官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在当时只要有宦官违反以上其中一条规矩，他都是必死无疑的。
而安德海又岂止只是犯了一条，首先他在没有得到皇帝、太后明旨的同意，在没有知会任何有关衙门的情况下就擅自出京就已然违反了“非经差遣，不许擅出皇城”的规矩。后丁宝桢在抓捕安德海时，又从他身上搜到“纸片二件，均系干预地方公事，询系受人之托”，这又是违反了“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不许交接外官”的规矩，可以说安德海所犯之事条条都是死罪，他这是赤裸裸的在践踏着清朝先祖所定下的祖制，所以无论如何他都是必死无疑的。
慈禧画像
此时如果慈禧因安德海一事去处置丁宝桢的话，那她势必就会背上“破坏祖制的元凶”的骂名，这显然是不利于她日后对于大清的统治的，毕竟“祖制”就是清朝的根本，不尊祖制就是无视先祖，无视先祖岂能让众人信服呢？而此时更别说慈禧尚未完全的掌控清朝大权，内有慈安，外有恭亲王奕訢，此时她若是背上不尊祖制的罪名，恐怕她离下台也就不远了。
因此，此时她不但不能拿安德海一事对丁宝桢下手，她还得亲自处理安德海一事。要知道安德海可是她的宠宦，在外人的眼里安德海敢破坏祖制，多半是慈禧授意的，或是慈禧撑腰的，如此，慈禧必须得做出一些改变，来让众人改变这一看法，让人觉得她并非是破坏祖制的元凶，而是维护祖制的护法神。
当时慈禧在得知安德海被诛杀一事后，她首先想的不是搞垮不给自己面子的丁宝桢，而是迅速转被动为主动，在丁宝桢上奏安德海已伏法，请示其随从人员该如何处置时，慈禧就亲自召见军机大臣，以同治名义下令，先是抄没安德海的所有财产，然后将安德海随从太监六人、管家二人、所属镖客五人一并正法，随安德海的家属二人、和尚一人、苏拉护军四人及为苏拉服役者一人，均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办理私逃太监随从人等折》），同时慈禧还下令将所有有关本案的上谕及丁宝桢结案奏折编入现行宫中则例中，以为后来者戒。
慈禧剧照
如此，在慈禧这般做法下，她赢得了丁宝桢等大部分清朝上下官员的一致拥护，他们皆认为慈禧“德音焕然，中外颔服”。因此，想想看慈禧都亲自出手处理安德海一事，甚至都将所有有关本案的上谕及丁宝桢结案奏折编入现行宫中则例，如果这时慈禧再对付丁宝桢不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不就让自己之前所做的所有努力都付之东流了吗？因此她绝对是不能再去处置丁宝桢了，反而还得确保他性命无忧。
第二、慈禧需要拿丁宝桢来做一场戏，一场让文武百官都认为她是“德音焕然，中外颔服”的能带领清朝走向复兴的领导者的戏。
当然这里或许就有人不明白，丁宝桢毕竟是杀了慈禧的宠宦安德海，且从《翁文恭公日记》中的记载来看，当时慈禧在处理好安德海一事，终究不能掩盖其内心的极度愤怒，她“肝气上逆，喉痛面肿”一连二十多天卧床不起，从中可知对于宠宦安德海被杀，她还是心存芥蒂的，还是耿耿于怀的，虽说慈禧为了自己的名声，及自己统治的稳定不去处罚丁宝桢，这倒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何不但不惩罚他，反而是继续重用于他，这却是让人很难理解了。
其实慈禧不但不惩罚他，反而的继续重用他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演戏”。慈禧继续重用丁宝桢很大原因是做给文武百官看，她想让他们知道，她慈禧并不是一个心胸狭隘之人，相反是一个颇为大度，知道选贤任能的英明领导者，跟着她干，无论他们之前是否得罪过她，只要他们有才能，就一定不会被埋没的，同时也让百姓知道，她不是一个昏庸的统治者，对待那些对百姓好的官员，她是不会亏待的。
如此，当时慈禧不但不能让丁宝桢出事，而且更不能让丁宝桢的政途出现任何的停顿，她必须靠善待且重用丁宝桢来让世人知道，她是一个有能力带领清朝走向复兴的英明领导者。其实说白了，慈禧做了这么多，目的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帮助自己稳定且稳固的掌控着清朝的大权，仅此而已。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丁宝桢这人的确是有大才，为官期间他奉公守法，清正廉洁，从不徇私舞弊，如此也让慈禧失去了合法惩办他的借口，而也因丁宝桢是位晚清不可多得的能臣干吏，更是世人公认的“青天大老爷”，慈禧如此待他，才能收获奇效。试想，如果丁宝桢是位贪赃枉法之徒，慈禧还依旧重用他，恐怕慈禧非但得不到英明的领导者这般的称号，反而是会落了个助纣为虐，无识人之明这样的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