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杀安德海的前一年，即同治七年（1868年），丁宝桢因为助剿捻军驰援京畿，受到同治表彰，是少年皇帝面前的红人。
安德海，则一直是慈禧太后面前红人，他在辛酉政变中，充当了皇太后与恭亲王奕訢之间的联络员，凭借立此大功，升至总管大太监。
安德海把宝押注慈禧太后，鞍前马后不辞辛劳，很快，又出谋划策，配合慈禧兵不血刃解除了奕訢议政王一职，这下把奕訢给惹恼了，立誓除掉“这个奴才”。
知道了奕訢想法后，安德海开始也有些犯怵，毕竟人家是主子，自己是奴才，但凭借慈禧专宠，很快就把这份敬畏感抛到九霄云外。
得罪奕訢也就罢了，安德海后来又得罪了少年皇帝同治，连亲娘儿俩的关系也敢挑拨，安德海不可谓不是艺高人胆大。据说同治帝恨极安德海，自己捏了个小泥人，背后刻上安德海的大名，没事儿就气急败坏地用刀戳泥人儿，边戳边骂。
到了这个份儿上，安德海犹不收敛，继续高调做人，高调做事，敲锣打鼓娶进了一房名旦，“太监娶妻”这条大新闻一夜传遍北京大街小巷。
最左侧为安德海。
1869年，宫中筹备同治成婚大典，安德海也想借机出宫活动活动，趁机敛财，于是跟慈禧自请担纲皇帝龙袍采购任务，亲下江南，慈禧也没多想，答应了。
安德海这下可犯了大忌，顺治曾经颁布上谕,防止太监干政，第一条就是严禁太监出京，奉旨出京倒还好，可安德海自恃得到慈禧允许，但却忘记了开具并携带官方证明，所谓钦差出京，必须有“明降谕旨”，这样地方上才能搞好接待工作，手下兵士也必须凭借“传牌勘合”，地方上才能搞好供应工作。
或许安德海也知道规矩，但长期的持宠而娇已经让他很有些飘飘然，他安德海在京师跋扈惯了，谁敢查他证件不是？
丁宝桢作为山东巡抚，他怎么会知道安德海的手下都没带证件？
据说安德海伏诛后，当时担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日记里记录，“闻丁抚入觐时,曾受当道意旨,故未奏奉上谕即下手擒拿,而安之出,实有人訹之也。”
也就是说，丁宝桢事发前曾经进过京，得到过更上层的指示，是同治还是奕訢，赵烈文没做猜想，依据正常情况来看，后者可能性更大，议政王的光环是没了，但奕訢还担任着领班军机大臣与领班总理衙门大臣，属于权力中心，地方大员也还是他的直接管辖范围。
继续往深入猜测，安德海行前未必没考虑过办证，但肯定也是被奕訢搪塞支吾过去，甚至再追根溯源，安德海出京一事，没准儿也是奕訢找人撺掇的。
刚一进入山东境内的德州时，丁宝桢就盯上了安德海，后命人在泰安将安德海一行捕获，带到济南府。
丁宝桢为安德海拟就五桩大罪：
一、不用说了，太监不能出京；
二、没有明降谕旨；
三、没有传牌勘合；
四、所乘船只上有龙凤旗帜，这是皇家专用；
五、携带女优，不成体统。
“该太监擅离远出,并有种种不法情事,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宫禁而儆效尤。著丁宝桢迅速派委干员于所属地方将六品蓝翎安姓太监严密查拿,令随从人等指证确实,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饰。如该太监闻风折回直境,即著曾国藩饬属一体严拿正法。倘有疏纵,惟该督抚是问,其随从人等有迹近匪类者,并著严拿分别惩办,毋庸再行请旨。”
密谕里说的很明白了，你丁宝桢能办就办，不能办也没关系，等安姓太监到了直隶境内，可以由曾国藩办他，那时候这功劳就不是你的了。
本身，丁宝桢也是一名嫉恶如仇、爱憎分明的清官，以敢于担当著称，恭亲王的军机处发来的密谕，又能保证了他不需要担负责任，那还等什么？
安德海再也傲娇不起来了，第二天，即被验明正身，就地正法。
有人会说，那时候慈禧太后不是权倾朝野么？那丁宝桢岂不是与虎谋皮，成为慈禧太后的眼中钉，难道不想活了？
首先这安德海是民愤太大，闻听这家伙一死，全国各地官僚恨不能纷纷发来贺电，慈禧也都看在了眼里，这只能说安德海得罪人太多了，人既然已经死了，慈禧也会审时度势，不会意气用事。
第二，慈禧其时还称不上权倾朝野，慈安皇太后虽然不太爱管事，但毕竟是两宫听政，名义上，慈安才是正牌的皇太后，慈安也支持安德海伏法一事，慈禧表面上也不能反驳。
第三，那当然还得怪安德海太大意，没办好手续，头脑发热，挖个坑就敢跳，在宫内耀武扬威习惯了，还真以为朝臣都敢怒不敢言，敢言也白言，他是真没敢想自己能被处死，死也死得“名正言顺”，丁宝桢执行的没毛病！
第四，慈禧知道，这事有奕訢的参与，这时候的奕訢，仍然身处权力中心，慈禧并没有替换掉他的想法。
最后，丁宝桢的确一片赤诚，当官当的坦坦荡荡，于公，尽职尽责勇于担当，于私，两袖清风乐善好施，他死后，连办理丧事的钱都没留出来，慈禧也都看在眼里，感念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