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司馬遷和《史記》

一、司馬遷的生平

字子長，夏陽龍門人，據王國維考證，生于公元前145年，卒年不可确考，大約在漢武帝末年左右。對于其生平，主要了解以下幾點。其一、家學淵源和父親司馬談對他的影響。司馬談知識廣博，他身為太史令，但對諸子百家學說有深入系統的研究，一文，文中分析了先秦到漢初六個主要學派的得失，見解深刻，切中肯綮。司馬談在學術觀點上的相容并包而又崇尚道家的思想，對司馬遷有直接影響。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用籀文寫就的文獻），向儒學大師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向董仲舒學習公羊派《春秋》，這些都為他今後創作《史記》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司馬談為太史令，雖然太史令的職責隻是 “文史星曆，近乎蔔祝之間”，但他早有撰寫史書的志向，可惜壯志未酬便與世長辭，臨死時他拉着司馬遷的手泣不成聲，說：“餘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俯首流涕說：“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阙”。從此，繼承父志，定下了修史的決心。三年後，司馬遷繼任太史令。父親的臨終遺言，對司馬遷是一個巨大的鞭策。其二，廣泛的閱曆。司馬遷在20歲時有過漫遊的經曆，到過長江淮河流域。從長安出發，南下襄樊到江陵，然後順江而下，在汩羅江憑吊屈原，到九江調查大禹治水傳聞，到會稽（浙江紹興）探讨大禹的遺迹，然後北上過淮陰，到曲阜，瞻仰孔子，了解齊魯文化，又到劉邦發迹的豐沛之地，參觀蕭何、曹參、樊哙、夏侯嬰等人故居，通路故老賢遺，聽他們講述楚漢相争時這些開國功臣的轶聞趣事，實際考察楚漢相争的古戰場，舉得了豐富的資料。回長安後，司馬遷因父蔭任為郎中，曾奉使西南，遠至昆明，後為武帝侍從，東達碣石，見到了大海，西至空峒（今甘肅平涼），搜集黃帝的傳說。可以說，司馬遷的足迹幾乎踏遍了漢時的版圖，對古書涉及的地形、戰場都了如指掌，“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勢”（顧炎武《日知錄》），也正如如蘇轍所說：“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上樞密韓太尉書》）其三，遭李陵之禍。天漢三年（前98），李陵戰敗投降匈奴，司馬遷因在漢武帝面前為李陵辯解而被捕入獄，最後處以宮刑，在形體和精神上給他造成極大創傷。出獄後，司馬遷任中書令（皇帝身邊的秘書），忍辱含垢，繼續發憤著書，終于在征和二年（91）年完成了《史記》這部煌煌巨著，曆時14年。此後情況不明，不知所終。

二、關于《史記》的一些基本常識

1．《史記》的名稱

2．《史記》的體例和記事起迄年代

記載了上自黃帝、下至西漢武帝時代約3000年的曆史，全書共52萬6千多字。本紀，記載曆代最高統治者帝王的政績，以事系年，是全書的綱領；世家，是先秦各諸侯國和漢代有功之臣以及個别傑出的曆史人物的傳記。世家與本紀的關系，猶如“二十宿環北拱，三十六輻共一毂，運作無窮”（《太史公自序》）意思是說，如果本紀是北鬥，那麼世家就是環繞北鬥的二十八星宿；如果本紀是車毂，那麼世家就是彙集于車毂的輻條。列傳，是曆史上有影響的不同階層、不同類型的人物傳記，即是那些“扶義俶傥，不令己失時，立功名于天下”的人物。表，是各個曆史時期的大事記，也是全書叙事的聯絡和補充。書，是有關天文、曆法、水利、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專門史。《史記》這部紀傳體通史著作，在體例上突破了以往曆史散文的局限，能夠把更多的内容納入其中，比較全面地反映了社會生活的總體風貌。

《史記》還開創了史書的論贊和序論的體例，在每篇之末和書表之首，用“太史公曰”的形式，對曆史人物或作集中分析，或抒發個人的感慨等。

獨傳、合傳與類傳：獨傳就是隻給一個人作傳，如《李斯列傳》，合傳就是給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作傳，如《屈原賈生列傳》、《廉頗蔺相如列傳》等，類傳就是把某些相同類型的人物放在一起作傳，如《遊俠列傳》、《刺客列傳》、《酷吏列傳》，通過叙述某一類型人物的所作所為，描繪出特定領域的總體風貌。

《史記》因紀傳體所限，

3．《史記》的流傳和注本

《史記》在漢宣帝是方在私人間流行，東漢初，《史記》已殘缺。據班固《漢書·司馬遷傳》雲：“十篇殘，有錄無書”。張晏注《漢書》列出所亡的十篇篇目，但今本《史記》十篇俱在，此是否後人補篡，仍有争論。漢元帝、成帝之間，褚少孫補寫過《史記》。

［注：《史記集解》，南朝宋代裴骃撰，裴骃因為徐廣《史記音義》過于省略，于是廣泛吸取賈逵、服虔、杜預、如淳、張晏等人對經史的注解，故題為《史記集解》，一般遵守漢儒“注不破經”的舊例，隻管随文作注，不對原文提出懷疑，書的上半部頗為可觀，下半部過于簡略。

《索隐》，唐開元間司馬貞所撰，他既為《史記》原文作注，又為《集解》作注。注文多有發明新見，不僅批駁、糾正《集解》的錯誤，而且提出應修改《史記》，如認為項羽不該入本紀，應列世家；陳涉不該入世家，應列入列傳，并補作《三皇本紀》

《史記正義》，唐開元間張守節撰，既為《史記》原文作注，也有為《集解》和《索隐》作注，張守節長于地理，博引故實，頗為詳博。］

二、《史記》的思想内容：

司馬遷說他著史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所謂“究天人之際”，是探究天道與人事間的關系。當時思想界，董仲舒鼓吹天人感應，神學、迷信思想泛濫。司馬遷反對天道幹預人事的迷信思想，表現出樸素的唯物思想和曆史觀。所謂“通古今之變”，就是要說明曆史的發展演變，尋找出曆代王朝興衰成敗的規律。用司馬遷的話說就是：“原始察終，見盛觀衰”，“稽其興敗成壞之理”。也就是說，連貫地整體地研究問題，進而得出曆史的經驗教訓。“成一家之言”，就是借曆史著作，提出自己對曆史興衰變化的獨到見解，表達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社會理想。

《史記》的思想内容是博大精深的，擇其要來說，主要有：

大一統的民族觀。

司馬遷認為各民族都是黃帝的子孫，都是兄弟。他在《五帝本紀》中把傳說中的颛顼、帝喾、唐堯、虞舜都說成是黃帝的子孫，并一一地排了世序。在《越世家》中說：“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後帝少康之庶子也。”《匈奴列傳》說：“匈奴，其先祖夏後氏之苗裔也，”《東越列傳》說：“閩越王無諸及東越王搖者，其先禹之苗裔也，而夏後帝少康之庶子也。”在司馬遷看來，匈奴、東越、閩越也都是黃帝子孫，是以他反對民族壓迫，反對漢代以貪欲擴張為目的的對邊疆兄民族所發動的戰争。

第二、司馬遷的經濟思想

司馬遷重視分析經濟對社會問題的決定作用，他在《平淮書》、《貨殖列傳》中集中探讨了諸多經濟問題。他認為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人們整天奔波就是為了追求物質利益，“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有利往。”“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貨殖列傳》）司馬遷指出物質财富的占有，決定着人的社會地位，社會上的階層、階層由此而形成。“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百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貨殖列傳》）“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這就是所謂的“素封”論，即庶民農工商賈，隻要能緻富，同樣可以得到如封君、王者所享有的快樂和崇高的社會政治地位。是以司馬遷一反秦朝以來統治者一貫推行的“重本抑末”的政策，主張農、工、商、虞并重，特别是高度評價了工商業者對社會的貢獻，《貨殖列傳》列舉了計然、範蠡、子貢、白圭、猗頓、郭縱、烏氏倮、巴寡婦清等生财緻富的事例，強調商業在民富國強中所起的作用。同時，他也反映了在重農抑商政策下廣大商人和手工業者的不公平待遇。總之，司馬遷的經濟思想是進步的，他的關于經濟發展是一個國家強盛衰的基礎，關于工商業生産在社會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關于肯定人追求财富的合理性等問題的論述，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傾向。《貨殖列傳》是第一次将人們的社會經濟活動載入史冊，具有開創意義。

第三，《史記》的求實精神

《漢書·司馬遷傳》說：“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隐惡，故謂之實錄。”魯迅先生則稱道《史記》是“史家之絕唱”（《漢文學史綱要》）。《史記》之實錄，主要表現在：一、史料的真實性。司馬遷曾幾次出遊，到過祖國的大江南北，深入實地，走訪當地老農，認真調查考核，獲得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彌補了舊有史料的缺漏。同時，司馬遷還閱讀了大量了曆史古籍，據金德建《司馬遷所見書考》，達八十多種，司馬遷運用“考信于六藝”、“擇其言尤雅者”、“不離古文者”、“整齊百家語”等等标準，對這些古籍資料進行整理、考核、剪裁，使之盡可能客觀地接近過去的曆史。第二，尊重曆史，敢于秉筆直書。“對于前代的曆史人物、曆史事件敢于做出不同于當時一輿論的公正評價，是需要勇氣的；而對于本朝代的人物和事件，能夠不掩蓋真象，能做出比較公正的分析評價，則尤其需要勇氣。”（韓兆琦《史記評議賞析》）《酷吏列傳》中對武帝時代酷吏政治批行批判，這些酷吏濫用酷刑，驕奢跋扈，漁肉百姓，貪贓枉法，無惡不作，而他們都是漢武帝寵愛的大紅人。《封禅書》記載了漢武帝迷信神仙的一些荒唐活動；《平淮書》記載了漢武帝征匈奴、伐大宛給人民帶來的苦痛。《蕭相國世家》、《魏其武安侯列傳》中揭露和鞭撻了上層社會人物之間冷酷自私、爾虞我詐的卑鄙品質。《劉敬叔孫通列傳》、《平津侯主父列傳》等刻畫了那些在封建官場中趨炎附勢、阿谀奉承的利祿之徒的醜惡嘴臉。在對腐敗的黑暗現實與漢代統治集團批判的同時，《史記》為生活在下層社會的一批小人物立傳，歌頌他們的品質和才幹。肯定遊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的俠義精神（《遊俠列傳》）。

三、《史記》的藝術成就

《史記》是一部紀傳體史書，又是一部文學性很強的傳記文學著作，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其文學成就主要表現在：

1．塑造了豐富多彩的人物形象。

《史記》是我國古代第一部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文學創作，通過寫人來反映曆史，是以全書記載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刺客、遊俠、倡優、商賈、醫蔔等衆多小人物，構成豐富的人物畫廊。這些人物既有各階級、階層的、時代的共性，又具有鮮明獨特的個性，富有典型性，這些曆史人物在司馬遷筆下個個都栩栩如生、形象鮮明、呼之欲出。如張良的善謀，項羽的勇猛、劉邦的奸詐，韓信的多智，商鞅的刻薄，李斯的貪利、李廣的善射等。這是因為司馬遷恰當地運用了一些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具體說來，

其一、準确地把握并精心選擇史料。作者先對曆史人物思想性格有一個總體認識，然後對史料進行剪載取舍，組織安排，以突出人物的思想性格特點，使之個性鮮明。如司馬遷從史料中認識到李廣的為人特點是“勇于當敵，仁愛士卒，号令不煩”（《史記·太史公自序》），然後以此為基礎，對材料加以組織安排，通過“上郡遭遇戰”、“雁門出擊戰”、“右北平之戰”和從“衛青擊匈奴”四個典型戰例中，表現李廣的才能、功勳和“不遇時”的遭遇。

其二、《史記》還善于把曆史事件故事化、情節化，通過構造富于戲劇沖突的情節，以表現人物之間的沖突沖突，如《項羽本紀》中的“鴻門宴”一節。這是劉邦和項羽對面較量的一個關鍵時刻，是曆史勝負的轉折關頭，故事由沖突的開端，到觥籌交錯、刀光劍影、殺機重重的宴會，再到劉邦甜言蜜語，趁機溜之大吉的解圍，生動地表現了項羽頭腦遲鈍，優寡寡斷的性格。

其三、運用對比手法，烘托人物。通過對比，人物才能的大小、品格的高低、作者的褒貶不言而喻。如《李将軍列傳》中，多運處用對比手法，以射雕者的兇猛、程不識帶兵的嚴明、吏士被匈奴圍困時的面無人色，李蔡才能低下卻被封侯等來映襯烘托李廣，使這一人物形象展現出獨具豐采的個性。

其四、善于運用文學細節描寫來展示人物形象，如通過李廣“殺霸陵尉”、“射石設镞”、“射闊狹以飲”、“家無餘财”、“善待士卒”等細節，表現李廣負能使氣、愛射善射，輕财愛士等性格特征。

其五、善于刻劃人物個性化的語言。如項羽見秦始皇南巡渡江時脫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項羽本紀》），而劉邦見此景，則說：“嗟乎，大丈夫當如是也！”清代王鳴盛說：“項之言，悍而戾，劉之言，津津不勝其歆羨矣。”（《十七史商榷》），此外 ，為了讓一篇傳記中突出人物思想性格的主要特點，作者對那些于刻劃人物沒有積極作用甚至有所抵觸的史料，或者用簡筆略寫，或者轉移到其他人物傳記中去叙述，采用這種“本傳諱之，他傳發之”的“互見法”，既有助于保持曆史的真實性，又有助于突出曆史人物形象。總之，《史記》中描寫人物形象的方法，為後世傳記文學，小說等提供了許多借鑒。

2．謀篇布局，匠心獨運

《史記》130篇成為一個完整的整體，各篇章間既相對獨立，又互相補充，充分展現了司馬遷駕馭材料、構思組織文章的高超技巧。《史記》每篇都有每篇的立意。明代陳仁錫說：“子長作一傳，必有一主宰，如《李廣傳》以‘不遇時’三字為主，《衛青傳》以‘天幸’二字為主。”司馬遷作傳前先确立主旨，然後圍繞中心選擇提煉材料，是以每篇傳記結構都渾然一體。司馬遷叙事，講究組織嚴密，前後呼應。如《項羽本紀》中介紹項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學兵法也是“略知其意，又不肯競學。”這就預示着他将來必然有勇無謀、功業不終。《史記》謀篇的匠心獨運之處，還在于首創了“合傳”與“類傳”的形式。“合傳”就是一篇傳記中記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傳主，他們或因為思想性格，生活遭遇相似，或因為生活時代相同、政治地位相似，而納入一篇傳記中，如《屈原賈生列傳》、《廉頗蔺相如列傳》等。“合傳”既勾連史事，天然渾成，又能節省篇幅，描繪更多的人物形象，進而深刻地表現主題。如《魏其武安侯列傳》，李景星《史記評議》對該文作了精辟的分析。“此傳雖曰《魏其武安侯列傳》，實則窦、田、灌三人合傳也。兩個貴戚，一個酒徒，惹出無限風波，頭緒紛繁，如何措手？…傳以武安、魏其為經，以灌夫為緯，以窦王兩太後為眼目，以賓客為線索，以梁王、淮南王、條侯、高遂…石建許多人為點染，以鬼報為收束，分合聯絡，錯綜周密，使思怨相結、權勢相傾、杯酒相争情形，宛然在目。”所謂“類傳”就是把某一階層、某一類型的人合而為傳，如《遊俠列傳》、《剌客列傳》、《酷吏列傳》、《佞幸列傳》等，通過類傳的形式，反映了更為廣闊的社會畫面，表現某一階層人物的共性，同時作者還善于通過塑造幾個典型的人物，來以點帶面，是以具有一定社會廣度和深度。《史記》還首創了“互見法”的形式。所謂“互見法”就是把同一曆史事件分散開來放在不同的傳記中，以便參照互見，互相補充。采用互見法，可避免行文的重複，又可通過詳略安排，突出人物鮮明的個性，并表現人物思想性格的豐富性和多面性。

3．強烈的抒情性

作為一部史書本應客觀冷靜地記述曆史事實，盡可能地隐藏撰史者的主觀情感。但是作為一部“自成一家之言”的《史記》，司馬遷繼承并發揚了先秦“發憤者書”的傳統，把自己的一腔憤懑之情通過史書的形式，抒發出來，以“述往事、思來者”。正是這強烈的抒情性，才使得《史記》成為一部閃爍着文學魅力的文學名著；也正是這種強烈的抒情性，魯迅把它比作“無韻之離騷”。《離騷》是一部抒情詩，《史記》是一部抒情散文，但它同樣具有詩的内在的和外在的韻律。《史記》的抒情性主要表現在：一、在寫人叙事中寄托着愛憎好惡。“寓論斷于序事中”，在冷靜客觀的叙述中，滲透着作者的思想感情。《史記》寫廉頗、蔺相如、荊轲、項羽、李廣則流露出敬佩、愛戴之情；而寫佞幸、酷吏則充滿了鄙夷、憎惡之情。如《李廣列傳》，作者以具體生動的事例，描述了李廣骁勇善戰、臨危不懼、處變不驚的大将風度和英雄本色，同時也記叙了李廣長期遭受壓抑、最終被迫自殺的不幸遭遇，揭露了朝廷賞罰不公、刻薄寡恩、壓制人才的不合理現象，表達了作者對李廣的欽佩和同情之情。《史記》敢于秉筆直書，敢于揭露最高統治集團内部種種惡劣暴行，表現了作者鄙視與憎恨之情。《呂後本紀》寫呂後殘害戚夫人：“太後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命廁中，命曰‘人彘’”。此殘無人道之舉，真乃令人發指。其二，通過夾叙夾議的手法，表達作者見解和抒發感情。這方面以《伯夷列傳》、《屈原列傳》、《遊俠列傳》為代表，《伯夷列傳》全文七百多字，而人物傳記隻有二百字，其他都是作者的借題發揮。在叙完伯夷、叔齊簡略生平後，接着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欤？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稱顔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早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競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至若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遭災禍者，不可勝數也。餘甚惑焉，倘所天道，是邪？非邪？”司馬遷難以抑制地抒發了對現實社會颠倒黑白，善惡不分，摧殘人才等現象的憤慨與不平之情。其三，創造性地運用了“太史公曰”的論贊體，直接對曆史人物、曆史事件予以評價，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具有很強的抒情性。如《孔子世家》最後說：“‘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餘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孔子，可謂至德矣。”表達了對孔子發自内心的無限敬仰之情.《李将軍列傳》說：“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将軍之謂也？餘睹李将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于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谕（喻）大也。”對李廣的人格作了高度評價，表達了欽佩之情。總之，《史記》的文章，不僅以理服人，而且以情動人。明代茅坤說：“讀《遊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也，讀《李廣傳》即欲立鬥，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養士。”這正道出了《史記》具有強烈的抒情性和感染讀者的力量。

4．語言雄渾、樸拙有氣勢感和韻律感

明代茅坤說：“屈宋以來，渾渾噩噩，如長川大谷，探之不窮，攬之不竭，蘊藉百家，包括萬代者，司馬子長之文也。”相當準确地概括了《史記》語言雄渾、氣勢豪邁奔放的特點。說它“樸拙”，主要是指它塑造人物靠粗線條濃墨誇張地勾勒人物的主要特征，而不是精雕細刻地描寫；語言激情滾滾，情之所至，筆亦随之，甚至有時會出現沖突和語病。但瑕不掩瑜，《史記》的語言藝術取得了突出成就。主要表現在：一、叙述語言生動傳神，且富有氣勢。如《項羽本紀》中“钜鹿之戰”的叙述，不到二百字，有正面描寫，有側面烘托，将項羽破釜沉舟、義無反顧的決心，楚軍勢如破竹的氣勢和令人震懾的聲威都情景逼真地傳達了出來。而且句式前短後長，節奏前快後慢，先迅疾騰挪，後迂徐舒緩，筆緻疏放而又起伏跌宕，富有氣勢。二、人物語言個性化，《史記》善于錘煉個性化語言來突出人物形象。如生在同一時代的陳涉、劉邦、項羽早年都說過表現大志的話，但他們的話在具體内容和口吻上是各不相同的，符合他們各自的出身、氣質和性格。《陳涉世家》中記載陳涉當了王後，他以前的農民朋友去谒見，“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夥頤”（陳設豐富）、“沉沉”（宮室深邃），為楚地方言，符合那位農民的身份，語言質樸而生動。《漢書》采錄此書，但删去了方言成分，文章的神氣頓減。《張丞相列傳》中記周昌谏廢太子事：“昌為人（口）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兩個“期期”，将周昌口吃與發怒時的神态惟妙惟肖地表現出來，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三、議論語言包含感情。《史記》在記載人物中或采用夾叙議的手法，或在結尾以“太史公曰”的論贊體，發表議論，這些議論包含作者的感情。這一點可參見“史記的抒情性。”

四、《史記》的影響

1．開創了紀傳體，成為後世正史之祖。自司馬遷著《史記》以後，由《漢書》以至《清史稿》的25種斷代史，皆模仿《史記》體例，雖有增損，但都未能超出其範圍。是以鄭樵說：“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通志序》）可見其對史學的深遠影響。至于杜佑《通典》、馬端臨《文獻通考》仿《史記》八書，萬斯同《曆代史表》仿《史記》十二表，劉向《列女傳》仿《史記》列傳等等，不勝枚舉。

2．考信求實精神，确立了史學的優良傳統。

3．寫人叙事、情節結構等方面的經驗，為後世傳記文學、小說提供了借鑒。唐宋古文運動，倡導文章複古，反對骈文，更是把《史記》奉為正統的散文和學習的模本。魏晉志人小說、唐宋傳奇小說的紀傳式結構和文學技巧，宋元“講史”一類的話本，蒲松齡《聊齋志異》傳末“異史氏曰”等，都能看到受《史記》影響的痕迹。

4．《史記》豐富的曆史故事，成為後代小說 、戲曲、曲藝題材的來源。如“霸王别姬”、“趙氏孤兒”、“渑池會”、“将相和”、“文君當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