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末年，在劉邦、項羽奮力推翻秦朝之際，在北方大草原上發生了一場巨變，冒頓發動政變，射殺了父親頭曼單于，成為匈奴新一代單于。随後，冒頓掀起了一場可怕的侵略狂潮，先後擊敗北方各大勢力，第一次統一了大草原。
南方的楚漢争霸中，劉邦擊敗項羽，成為了華夏共主，建立了第二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王朝——漢朝。
冒頓的匈奴代表遊牧文明，劉邦的漢朝代表農耕文明，兩種不同的文明難以調和，注定會發生沖突，而漢匈之戰也拉開了中原文明與遊牧文明2000餘年的戰争序幕。那麼，漢朝與匈奴究竟應該保持什麼樣的關系，班固《漢書》傾向于主戰，司馬光《資治通鑒》傾向于主和，那麼司馬遷《史記》傾向于主戰還是主和？
漢匈之戰始于劉邦時代，在漢武帝之前，漢朝一直采取和親政策，奉行的是防禦戰略，漢武帝上台之後，漢匈形勢出現了巨大改變，主要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連戰連捷，從公元前133年馬邑之戰開始，到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戰結束，在衛青、霍去病等攻打下，漢朝連戰連捷，匈奴連戰連敗。公元前111年，趙破奴擔任匈河将軍，攻打匈奴直到匈河水，看不到一個匈奴人，讓趙破奴無功而返之餘，更彰顯了漢朝的輝煌，為武帝時期的漢匈之戰上半場畫下了完美的句号。
第二階段是連戰連敗，上半場結束之後，漢匈展開了六年和談，最終漢武帝再次攻打匈奴，從公元前103年浚稽山之戰開始，到公元前90年李廣利投降匈奴結束。下半場戰争中，趙破奴、李廣利等人一敗再敗，甚至李廣利後來深入漠北導緻全軍覆沒，讓匈奴重新掌控了漠北。
司馬遷的《史記》，開始寫作于公元前104年，大約至公元前90年結束，是以司馬遷是全程親眼目睹漢匈之戰的勝與敗。那麼，作為時代的親曆者，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他對漢匈之戰持有什麼态度？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襃，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而務谄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己；将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甯。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将相哉！唯在擇任将相哉！
這段總結的大意是，孔子著《春秋》時，對魯隐公、魯定公記載得較多，但對魯定公、魯衰公記載的卻比較隐晦，原因在于後者與孔子差不多處于同一時代，有一定的忌諱（或許與此原因相同，司馬遷也沒有直接對漢匈之戰表态），且他們也沒什麼炫目的功績。如今很多人想要獲得一定權勢，錯誤的不考慮漢匈實際情況，天子根據他們的言論來做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帝堯雖賢，但不能依靠自己完成大業，得到大禹之後才讓九州鹹甯。是以，要想發揚光大聖王的傳統，隻在于選擇任用将相啊！隻在于選擇任用将相啊！
魯迅在《狂人日記》中說，“不然，那趙家的狗，何以看我兩眼呢？”司馬遷罕見地重複“唯在擇任将相哉”，說明他認為如何處理漢匈關系，與天子選擇的将相有關，但該選擇主戰的将相，還是選擇主和的将相，他也沒有明說。當然，這是司馬遷不便直接批評天子，而将責任推給大臣，就像他批評王翦不能輔佐秦始皇行德政一樣。
顯然，從司馬遷的這一段話中，可以看到他既無“主戰”思想，又無“主和”思想，态度比較模糊。但結合孔子著《春秋》，以及批評時人“不參彼己”、不考慮漢匈實際情況（而導緻漢匈之戰下半場接連慘敗）來看，司馬遷在寫《匈奴列傳》時，似乎更傾向于“主和”的思想。
漢武帝晚年，攻打匈奴一敗再敗，導緻國内經濟崩潰，漢帝國已經到了土崩瓦解的前夕，再繼續下去就會像當年的秦王朝一樣，是以迫不得已之下，公元前89年漢武帝下《輪台诏》，承認當時最緊要的任務是休養生息。可以說，如果不是後來的昭宣之治為西漢續命，漢武帝可能就是西漢的罪人，乃至是亡國之君。在這種嚴峻的情況下，司馬遷反思下半場的漢匈之戰時，産生了一定的“主和”思想，其實也實屬正常；如果漢軍繼續連戰連捷，司馬遷可能未必會這麼想，《史記》中記載了一則慘敗之前的事迹可以說明。
在漢軍淩厲的攻勢下，匈奴連戰連敗，主動向漢朝求和親時，漢武帝召叢集臣商議，《酷吏列傳》裡記載博士狄山主張和親，認為和親雖然屈辱，但用錢與和親能換來和平，能讓天下太平、百姓幸福，這是大好事，而反觀當下長期的戰争，導緻百姓窮苦、國内經濟崩潰，還不如和親實惠。
于是，漢武帝問狄山：“我派你去治理一郡，可以擋住匈奴嗎？”狄山說：“不能。”武帝問：“那一縣呢？”狄山說：“不能。”武帝又問：“那一鄣（邊塞要地之寨）呢？”狄山害怕，就回答說：“能。”之後，武帝派狄山去治理一個邊塞上的鄣，過了一個多月，匈奴來犯，把狄山的頭斬了。最後，司馬遷補充了一句說：“自是以後，群臣震懾。”
這是漢朝“主和派”與“主戰派”的一次交鋒，最終漢武帝以實際行動證明，漢匈之間當時很難和平，被斬首的狄山就是明證。
有趣的地方在于，如果司馬遷主和，或許就沒有必要如此詳細地記載這一段事迹，可以用春秋筆法——“武帝派狄山守邊”一筆帶過，但司馬遷偏偏詳細記載了主和派的糗事，無疑說明他不太認同主和派，似乎又更傾向于主戰派。
既非“主戰”，又非“主和”，那麼司馬遷會是騎牆派嗎？其實司馬遷的态度很簡單，就是他批評後期主戰派時用的四個字——“不參彼此”，反過來也就是要“參彼此”。
自劉邦起，匈奴不斷犯邊，不僅讓漢朝百姓苦不堪言，而且白登之圍與和親政策，也讓漢朝無比屈辱，是以漢武帝反擊匈奴的決策，司馬遷并不反對。在取得上半場輝煌勝利後，應該“參彼此”，因為漢朝消耗了大量實力，國内本該進入休養生息階段，對匈奴可以采取其他手段，未必一定是強硬的軍事攻打，但很多權貴為了個人利益，不斷慫恿或附和漢武帝繼續出兵攻打匈奴，以至于導緻下半場的一系列慘敗，和國内經濟的進一步崩潰。
說到底，司馬遷不反對戰争，也不反對和親，問題的關鍵在于“參彼此”，根據漢匈實際情況來決定是戰是和。是以，司馬遷在《匈奴列傳》中批評當時主戰權貴，卻又在《酷吏列傳》中隐晦地批評了主和狄山。
更為重要的是，漢武帝之前是“文景之治”，之後是“昭宣之治”，前者給漢武帝積累了物質基礎，後者撫平了漢匈之戰的創傷，是以漢武帝時期的漢匈之戰是一場值得褒揚的勝利。但如果沒有“昭宣之治”，漢武帝可能就是一個亡國之君，猶如後世的隋炀帝。
班固在寫《漢書》時，站在曆史的高度看到了漢武帝的勝利，是以給予漢武帝高度評價。但司馬遷看不到後面的“昭宣之治”，面對凋敝的民生、無數的流民，他不知道漢帝國将走向何方，将有何結局，是以很難給漢匈之戰一個正面的褒獎，隻能留下“唯在擇任将相”與“參彼此”的反思。
與司馬遷和班固不同的是，司馬光時代不僅重文輕武，而且他還極力反對王安石變法，反對王韶拓地千裡，後來還要将王韶打下的地盤“還給”西夏，是以他痛批漢武帝窮兵黩武，更傾向于與匈奴議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