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2月，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在路過山西太原時，看到城門口那堆積如山屍體，像屠宰場的豬一樣被摞在一起，随處可見的豺狗正在饕餮般的啃食殘肢。與此同時，不斷有馬車駛入城内，将被吃剩的屍體運往城外天坑，來不及掩埋的就會當場焚燒。城内屍體堆積如山，城外焚屍火光沖天，這就是丁戊奇荒的真實寫照
然而，就是這麼一場救援遲緩的特大災荒，卻被清廷美化成一次高尚的救助行動。
丁戊奇荒
丁戊奇荒中的芸芸衆生
其一：草根被賣到3兩，婦女被當作商品出售
19世紀70年代中後期，正當洋務派“自強求富”活動緊密進行之際，一場前所未有的特大幹旱悄然洗劫了中華大地的北部，并整整持續了四年之久，山西、河南、山東作為當時的産糧大省，受到的災情最為嚴重，多地河流幹枯，土地龜裂，無法再耕種任何作物。
然而，幹旱不過是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張，随之而來的蝗災更加令人觸目驚心。從陝西延申到河北，蝗蟲遮天蔽日，所到之處不僅把殘存的莊稼啃噬殆盡，就連菜葉都被嚼食過半。在糧菜大規模欠收的情形下，米麥價格一路飙升，當時僅需耗費一鬥大米，便可換取一所精美院落。
在米價暴漲的情況下，地主尚可憑借雄厚的資産購買糧食，可普通百姓身無分文，為求生存隻得将目光轉向其餘的糧食替代物。 這就促使樹皮、草根價格也随之攀升。為了擷取草根樹皮，群眾拉幫結派，不分晝夜的在山中搶占地盤，挖掘草木。據當時的資料記載，一擔草根的價格甚至被炒到了3兩銀子，而且還處于供不應求的狀态。
洲灘裡俱刨的根盡斷絕，又把那榆樹上老皮刮幹。初起手刮榆皮怕人看見，到後來拼性命誰人敢攔！根面直賣到八十以上，麻糁面也賣到七十大錢。《洪洞梁培才丁醜大荒米糧文》
當草根樹皮被挖掘殆盡後，災區群眾失去了唯一的糧食來源，社會秩序徹底崩壞，單就一個家庭而言，想要活下去最有效、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減少人口。在傳統農業社會，男性作為重要的勞動資源，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被當作商品出售，是以首先考慮的是婦女兒童。
山東作為丁戊奇荒受災最嚴重的地區，關于婦女買賣的記載極為繁多。
民苦乏食，艱辛備嘗，始則出售産業，繼鬻賣妻子。 民國《永和縣志》
在将自己的妻子出售給地主後，丈夫便可擷取一大擔糧食，以此換來全家人的生存希望。
除此之外，在“三綱五常”倫理的影響下，有些婦女不忍心丈夫與公公被餓死，便會主動找到人販子商議，為自己謀求一個好價錢，通過這種自我犧牲來換取全家人的短暫溫飽。
雖然這些婦女對将來的處境有了一定預見，但實際上的境況比她們預見的更為悲慘，被販賣的婦女多是為婢為娼。可以說，也正是因為災荒中有太多婦女被賣往他地，男女性别比例嚴重均衡，緻使華北地區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内出現了人口負增長的現象。
其二：陝山兩地的狼群大聚集
在丁戊奇荒發生後的三年内，陝西與山西北部的草原環境發生重大變化，由幹旱帶來的水草幹枯，影響了食物鍊的正常運作，随着兔、羊等食草動物的銳減，狼群出現了食物短缺，善于适應環境變化的草原狼開始向人類區域轉移。
與此同時，在長年累月的饑荒之下，陝山兩省的群眾早已無力支撐，餓死、凍死、病死者不計其數。而且，當時的人們無力埋葬屍體，導緻死屍遍布城鎮村落，進而引發了全局範圍内的特大瘟疫。
饑荒與瘟疫的來回交替，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災害鍊條:旱災-糧食歉收-饑荒爆發-人口死亡-瘟疫。據資料統計，丁戊奇荒的四年間，陝山兩地共有400萬人喪生。
随着城内人口的日漸稀少，守備力量自然薄弱，在人類防禦力量不斷削弱之際，狼群得以趁虛而入，展開一場大規模的狩獵。在山西中部的曲沃縣，10支狼群在三年内吞噬了上千名手無寸鐵的群眾。
野狼成群，相率噬人，殺人無算，經懸賞擊殺斃狼二百餘隻後狼患方息。《曲沃縣志》
其實，狼對人的恐懼性很高，平常它們不會輕易踏入人類領域。但在特大幹旱期間，狼群為了生存而四處覓食，當出現食物供應不足的情況時，它們被迫尋找新的求生之路，将人類當作覓食對象。
據科學研究表明，野狼在捕獵時，往往是三五成群，發起有把握的圍殲戰，但在災荒期間，群眾因長期饑餓而導緻身體素質不斷下降，個個形同枯槁、面黃肌瘦，哪能承受狼群的反複圍攻？是以由旱災引發的狼災，緻使西北地區的人口進一步減少。
清政府自認為功德無量
丁戊奇荒期間，山西面臨着一連串的人事調動，朝廷雖選用曾國奎（曾國藩弟弟）為新任巡撫，但曾國奎深知赈災與政績緊密關聯，害怕受到慈禧處分，是以稱病拒往。
然而，自同治年間開始，山西作為重要的産糧大省，早已被清廷納為農業稅繳納的重要省份。曾國奎越是借故拖延，清政府就越是催的急迫。
在左宗棠、李鴻章等人的再三催促下，曾國奎不得己接下了這個燙手山芋，趕往山西赴任巡撫。但他心裡十厘清楚，此行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赈災，而在于幫助朝廷收繳糧饷。
旱災
這裡有個相當詭異的現象：一個平常的财政争議，卻要在旱災這種特殊場合當中爆發。對于曾國奎而言，他是山西百姓的父母官，處理旱災應是最為緊要之事，然而他卻必須同時辦理朝廷傳達下的收稅任務；上行下效，地方官員在赈災的同時，也要思考處理籌饷之事，必須限期内征集足夠饷銀。而能夠做最後決策的中央，也同時陷入了赈災與征稅的苦思，百姓的生命與中央的财政相比，到底哪個更為重要？
最終，在災荒進入最嚴重的階段以後，清政府仍未下定決心救災，而是派出欽差閻敬銘到山西考察災情，倘若群眾能夠承受災荒的壓力，便可照常征收賦稅。可當閻敬銘經過大同地界時，看到了屍橫遍野、賣兒鬻女的殘酷景象後，才立即上報清廷，請求全力赈災。可一切為時已晚，已經有數百萬百姓因政府的延遲救援而命喪災荒。
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四年以後，随着氣候恢複正常，災荒也随之消失。清政府眼看一切恢複正常，便大張旗鼓的宣傳自身的救災功績，營造出一片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據山西沁州的官方志所載：
乃蒙列憲惠 政無微不至，國家恩澤有加無已，沁民實慶再生，尤當載之簡編，以垂後世。《光緒沁州志》
由此可見，丁戊奇荒最終消歇，被歸功于皇帝、朝廷的天恩浩蕩，是可以被記錄到史書中的無上功德，甚至剛經曆了數年奇災的百姓們都歡慶鼓舞。試問，那一千萬難民的在天之靈，将如何看待？
結語：
丁戊奇荒作為近代華北所遭受的特大災荒，持續時間長、波及範圍廣、破壞性強都是前所未見的。然而，清政府在得知災荒爆發後，并沒有第一時間前往赈濟，而是因為内部的财政問題争執不休，最終導緻越來越多的百姓被活活餓死，死于饑荒、瘟疫、狼患中的人口更是不計其數。更令人發指的是，災荒過後，清政府為了抹去污點，不斷在史書中将自己包裝成救世救難的大聖人，如此荒唐的政權怎能不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