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2月，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路过山西太原时，看到城门口那堆积如山尸体，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摞在一起，随处可见的豺狗正在饕餮般的啃食残肢。与此同时，不断有马车驶入城内，将被吃剩的尸体运往城外天坑，来不及掩埋的就会当场焚烧。城内尸体堆积如山，城外焚尸火光冲天，这就是丁戊奇荒的真实写照
然而，就是这么一场救援迟缓的特大灾荒，却被清廷美化成一次高尚的救助行动。
丁戊奇荒
丁戊奇荒中的芸芸众生
其一：草根被卖到3两，妇女被当作商品出售
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正当洋务派“自强求富”活动紧密进行之际，一场前所未有的特大干旱悄然洗劫了中华大地的北部，并整整持续了四年之久，山西、河南、山东作为当时的产粮大省，受到的灾情最为严重，多地河流干枯，土地龟裂，无法再耕种任何作物。
然而，干旱不过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随之而来的蝗灾更加令人触目惊心。从陕西延申到河北，蝗虫遮天蔽日，所到之处不仅把残存的庄稼啃噬殆尽，就连菜叶都被嚼食过半。在粮菜大规模欠收的情形下，米麦价格一路飙升，当时仅需耗费一斗大米，便可换取一所精美院落。
在米价暴涨的情况下，地主尚可凭借雄厚的资产购买粮食，可普通百姓身无分文，为求生存只得将目光转向其余的粮食替代物。 这就促使树皮、草根价格也随之攀升。为了获取草根树皮，民众拉帮结派，不分昼夜的在山中抢占地盘，挖掘草木。据当时的资料记载，一担草根的价格甚至被炒到了3两银子，而且还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洲滩里俱刨的根尽断绝，又把那榆树上老皮刮干。初起手刮榆皮怕人看见，到后来拼性命谁人敢拦！根面直卖到八十以上，麻糁面也卖到七十大钱。《洪洞梁培才丁丑大荒米粮文》
当草根树皮被挖掘殆尽后，灾区民众失去了唯一的粮食来源，社会秩序彻底崩坏，单就一个家庭而言，想要活下去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减少人口。在传统农业社会，男性作为重要的劳动资源，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被当作商品出售，因此首先考虑的是妇女儿童。
山东作为丁戊奇荒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关于妇女买卖的记载极为繁多。
民苦乏食，艰辛备尝，始则出售产业，继鬻卖妻子。 民国《永和县志》
在将自己的妻子出售给地主后，丈夫便可获取一大担粮食，以此换来全家人的生存希望。
除此之外，在“三纲五常”伦理的影响下，有些妇女不忍心丈夫与公公被饿死，便会主动找到人贩子商议，为自己谋求一个好价钱，通过这种自我牺牲来换取全家人的短暂温饱。
虽然这些妇女对将来的处境有了一定预见，但实际上的境况比她们预见的更为悲惨，被贩卖的妇女多是为婢为娼。可以说，也正是因为灾荒中有太多妇女被卖往他地，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均衡，致使华北地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的现象。
其二：陕山两地的狼群大聚集
在丁戊奇荒发生后的三年内，陕西与山西北部的草原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由干旱带来的水草干枯，影响了食物链的正常运行，随着兔、羊等食草动物的锐减，狼群出现了食物短缺，善于适应环境变化的草原狼开始向人类区域转移。
与此同时，在长年累月的饥荒之下，陕山两省的民众早已无力支撑，饿死、冻死、病死者不计其数。而且，当时的人们无力埋葬尸体，导致死尸遍布城镇村落，进而引发了全局范围内的特大瘟疫。
饥荒与瘟疫的来回交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灾害链条:旱灾-粮食歉收-饥荒爆发-人口死亡-瘟疫。据资料统计，丁戊奇荒的四年间，陕山两地共有400万人丧生。
随着城内人口的日渐稀少，守备力量自然薄弱，在人类防御力量不断削弱之际，狼群得以趁虚而入，展开一场大规模的狩猎。在山西中部的曲沃县，10支狼群在三年内吞噬了上千名手无寸铁的民众。
野狼成群，相率噬人，杀人无算，经悬赏击杀毙狼二百余只后狼患方息。《曲沃县志》
其实，狼对人的恐惧性很高，平常它们不会轻易踏入人类领域。但在特大干旱期间，狼群为了生存而四处觅食，当出现食物供应不足的情况时，它们被迫寻找新的求生之路，将人类当作觅食对象。
据科学研究表明，野狼在捕猎时，往往是三五成群，发起有把握的围歼战，但在灾荒期间，民众因长期饥饿而导致身体素质不断下降，个个形同枯槁、面黄肌瘦，哪能承受狼群的反复围攻？所以由旱灾引发的狼灾，致使西北地区的人口进一步减少。
清政府自认为功德无量
丁戊奇荒期间，山西面临着一连串的人事调动，朝廷虽选用曾国奎（曾国藩弟弟）为新任巡抚，但曾国奎深知赈灾与政绩紧密关联，害怕受到慈禧处分，所以称病拒往。
然而，自同治年间开始，山西作为重要的产粮大省，早已被清廷纳为农业税缴纳的重要省份。曾国奎越是借故拖延，清政府就越是催的急迫。
在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再三催促下，曾国奎不得己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赶往山西赴任巡抚。但他心里十分清楚，此行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赈灾，而在于帮助朝廷收缴粮饷。
旱灾
这里有个相当诡异的现象：一个平常的财政争议，却要在旱灾这种特殊场合当中爆发。对于曾国奎而言，他是山西百姓的父母官，处理旱灾应是最为紧要之事，然而他却必须同时办理朝廷传达下的收税任务；上行下效，地方官员在赈灾的同时，也要思考处理筹饷之事，必须限期内征集足够饷银。而能够做最后决策的中央，也同时陷入了赈灾与征税的苦思，百姓的生命与中央的财政相比，到底哪个更为重要？
最终，在灾荒进入最严重的阶段以后，清政府仍未下定决心救灾，而是派出钦差阎敬铭到山西考察灾情，倘若民众能够承受灾荒的压力，便可照常征收赋税。可当阎敬铭经过大同地界时，看到了尸横遍野、卖儿鬻女的残酷景象后，才立即上报清廷，请求全力赈灾。可一切为时已晚，已经有数百万百姓因政府的延迟救援而命丧灾荒。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四年以后，随着气候恢复正常，灾荒也随之消失。清政府眼看一切恢复正常，便大张旗鼓的宣传自身的救灾功绩，营造出一片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据山西沁州的官方志所载：
乃蒙列宪惠 政无微不至，国家恩泽有加无已，沁民实庆再生，尤当载之简编，以垂后世。《光绪沁州志》
由此可见，丁戊奇荒最终消歇，被归功于皇帝、朝廷的天恩浩荡，是可以被记录到史书中的无上功德，甚至刚经历了数年奇灾的百姓们都欢庆鼓舞。试问，那一千万难民的在天之灵，将如何看待？
结语：
丁戊奇荒作为近代华北所遭受的特大灾荒，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破坏性强都是前所未见的。然而，清政府在得知灾荒爆发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前往赈济，而是因为内部的财政问题争执不休，最终导致越来越多的百姓被活活饿死，死于饥荒、瘟疫、狼患中的人口更是不计其数。更令人发指的是，灾荒过后，清政府为了抹去污点，不断在史书中将自己包装成救世救难的大圣人，如此荒唐的政权怎能不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