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历史新编
摘要：
饥荒中，祖辈恪守的伦理秩序都不复存在。长时间的饥饿，饿掉了几千年教化对人的影响，饿掉了人的人性，只剩下动物性，只剩下动物性的一半——食欲，想的只是吃，吃是为了活。吃是自己吃，活是自己活。吃是一切，活是惟一目的。动物性的另一半——色欲，已被饿得衰竭。夫妻不再共枕，更绝无伤风败俗的丑事发生。那年头，没一个女人怀孕，更没人嫁闺女，娶媳妇。饥饿使人人都变得极端自私。饿死事大，别的都顾不得了。
本文转自周同宾著《古典的原野》
1
饥饿的滋味，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四十年前，高中毕业，我考入一所专科学校。学校在南阳卧龙岗，环境清幽，宜于读书。第一学期，尚能专心上课，听老师讲《离骚》讲得动情。越明年，饭菜开始定量，量很小，肚里成天饥着，任是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也不能把注意力从腹中引到书上。时时想着吃。吃罢上顿盼下顿。肚里老是发烧，那可真是饥火如焚，老是咕咕叫，那可真是饥肠辘辘，不管饭菜好坏都想吃，那可真是饥不择食。白天长，夜更长，分分秒秒都难过，在书本里看到个“馍”字，也馋涎欲滴。读《红楼梦》读到“史太君两宴大观园”一节，真想代替刘姥姥，把那么多珍馐美味统统啖掉。梦中老是弄到饭，老是还没吃进嘴，就醒了。在地方小报上发表一首小诗，得到二元稿费，立即去黑市上买一斤热红薯，一大一小两个。本想慢慢享用，可很快就吃完了。红薯下肚，如两粒小石子掉进深潭，顷刻无影无踪，不仅不饱，反倒更饿，好似再有几十斤红薯也填不满空洞的肚子……
长期挨饿，造成一种顽固的饥饿意识。吃，不只是生理需要，也是心理需要，即便肚子撑得鼓涨，仍有饥饿感，仍然想吃。饥饿销蚀人的理想，当时的最高志向是，毕业后有了工资，去黑市上饱饱地吃一次热红薯。饥饿销蚀人的尊严，当时曾和一个要好的同学密谋，日暮时溜进一个果园偷桃子，被守园人发现，骂我们是贼，没能得逞，空流了许多口水。饥饿把人变成小人，饥饿使人斯文扫地。
那时，我的父老乡亲也正挨饿。比起他们，我的饿其实算不了什么。我毕竟每顿可得到一个不大的馍，一碗不稠的糊糊。他们啊，正苦苦地挣扎在死亡线上。
2
家，是农村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家家做饭，古来如此。有锅有灶，才是家，一口锅里搅稀稠，才是一家人。农家院落的缕缕炊烟，把乡村生活的宁静平和熏染成千古不变的风景，很古典，很诗意。不管饭好饭赖，饭稀饭稠，每人端一碗，慢悠悠吃着，边吃边说些平平淡淡的话，便吃出了温馨，吃出了安适，吃出了长长的滋味，吃出了融融乐乐的亲情。
突然有一天，各家各户不再做饭，也无法做饭。屋里没了米面，连盛粮食的筐篓盆罐都已收走。也没了铁锅；铁锅都被集中，打碎，扔进了炼钢炉，同时扔进炼钢炉的，还有铁饭勺、铁锅铲儿、灶膛里的铁炉齿，以及铁秤砣、门钌铞儿、纺棉线的铁锭子、钉在地上拴羊的铁橛子。土坯黄泥砌成的炼钢炉，烧光了村里的大树小树，家中的箱柜桌椅、板凳木墩。家中只剩四堵墙。全村房屋也都成了公共财产，村干部说谁住哪里，就住哪里。常常换住处，处处是家，处处不是家。除了衣服和饭碗，别无私物。村里办起大食堂。食堂占用村里惟一一座瓦屋。那原是村中惟一一户财主的房产，土改时分给了两户贫农。此时，两户贫农已另住别处。瓦屋里盘了锅灶。大锅直径五尺，锅沿向上又用青砖白灰砌了五尺高。搅锅的工具，原是一根横绑在两棵树间拴牛的枣木棍。炒菜的工具，原是一把用来铲土铲粪的长柄铁锨。烟囱磨盘粗，从房半坡拱出，高高地伸过屋顶，冒烟黑而浓，直蹿而上，熏脏好大一片天空，常带着火星子，像能把白云烧着。食堂门口，吊半个铁轱辘，当钟敲；一敲，全村人都集中来，乱哄哄挤一大片。木瓢舀饭，铁铲分菜，窝头、红薯堆在柳条笸箩里，随便取食。那么多人或站或蹲，或就地坐下，形成一个亘古未有的大饭场，喝稀饭一片吸溜声，喝稠饭一片呼噜声，只能吃出热闹，吃不出温馨，只能把肚子楦饱，绝对品不出滋味。只在雨天，才准许把饭端回家里，家只是大人领着孩子睡觉的地方，即便家人坐一块儿吃，从大锅饭里也难吃出舒舒服服的家庭味。
那些天，说是已经进入共产主义，标志就是吃饭不要钱。不要钱的饭，吃起来却是那么别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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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村人可着肚子吃，吃了不很久，每人每顿只能分到一个窝头，而且越来越小，一直小到驴粪蛋儿那么大。后来，那么小的窝头也没了。稀饭倒可随意喝，但越来越稀，一直稀到一锅清水煮一筐榆树叶。清汤不限量，连老太婆也能喝五碗六碗。大肚汉留成，最多时一连喝十二碗，喝得肚子突出，像扣了一口锅，尿几次，就瘪了。再后来，清汤寡水也限量，因为挑水需要力气，挑水的人已经没有那么大力气了。
一场饥荒，正在乡村蔓延。
那年春节，每人分得二十个饺子，一个馍。饺子以黄豆面、玉米面混合作皮，从野地扫回的红薯叶作馅；馍是红薯面、麸皮混合蒸成（因为要过年，才蒸成馍状，若是平日，就捏成窝头了）。紧接着，就断粮了；其实还有，只是太少，不够村干部吃。于是，乡亲们便吃秕糠，吃榆皮，吃田里遗留的已经变坏的红薯。到三月，草木发芽，就吃野菜、树叶。历史上荒年吃过的东西，全都吃了。过去吃，是小锅煮。如今是大锅熬汤，大锅太大，再多的糠菜扔进去也不稠。历史上没吃过的东西也吃了。比如干红薯秧、玉米秆、麦秸，都碾碎，筛下面粉状的东西，取名“淀粉”，可以下锅，可以蒸成刺猬模样的团子。那团子，是当时的最好食品，嚼着有甜味，很好吃，但难消化，人的肠胃毕竟不是牛驴的肠胃。
家家都自己煮野菜。没锅，就用脸盆、铁盒、陶罐代替。麻二爷找不到别的物件儿，就用便壶煮。留二奶信佛，藏一尊铜铸的半尺高佛像，佛像中空，饿急了，竟把它倒吊起当锅，边煮边说“罪过，罪过”。干部眼尖，白天，看见谁家冒烟，夜晚，看见谁家有火光，就去把煮菜的器皿砸碎，还要拉到群众会上批斗。干部也是乡亲。乡亲不顾乡亲，全不念阖族一个祖宗，全不念同村聚居几十年，一拃没有四指近。看见乡亲挨饿，一点儿也不同情。
饥荒中，人心比铁还硬，人情比纸还薄。
人人都学会了偷。当然是偷集体，私人已无东西可偷。一是偷豌豆秧。豌豆秧比刺角芽、毛妮菜、麦楝子好吃。从出苗不久就偷，一直偷到开花、结荚。再是偷红薯。有一窖红薯，本打算做种，开春后育苗的。大家都去偷。干部派人看守，看守人也偷。干部亲自看守，干部也偷。四狗去偷，刚扒出三个手指那么粗的，干部发现，边打他，边拉他去大队部。打他也不丢下手中的吃物，边走，边把粘满泥土的红薯往嘴里填。走到大队部，已经喀喀嚓嚓全部吃光。干部说，全村男女老少都不要脸。其实，他也不要脸，不只不要脸，还不要良心。
饥荒中，道德和颜面已无足轻重。
五爷是个老直杠，从不沾集体的光。一直当饲养组长。他养的五头牛，个个好膘，在全公社的牲口评比会上，五头牛头上都缠了红彩绸。他每天给别的饲养员发牛料，直接倒进料水缸，防止拿回家人吃。后来，他自己就把牛料装进口袋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