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生活經驗和大多數研究結果都表明，體罰能讓孩子“即刻服從”。
然而，魔鬼正潛藏在這神奇的效用之中：揍一下就聽話，多揍幾次，體罰就滑向了虐待。
撰文 | 霜晨月
我倒在椅上，有氣無力地抽噎着。我記得這是我童年時代僅有的一次給打得真的掉眼淚，而奇怪的是，我是以哭甚至不是因為痛。第二次鞭打也不是十分痛。害怕和羞愧似乎為我施了麻醉。我是以哭，一部分是因為我感到這是他們期望我做的事，一部分是因為出于真誠的悔恨，但是一部分也是因為一種隻有童年才有而不容易說清楚的更深的悲痛：一種凄涼的孤獨無助的感覺，一種不僅給鎖在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中而且給鎖在一個非常邪惡的世界中，而這個世界裡的規則實際上是我所無法照辦的感覺。
——喬治·奧威爾《如此歡樂童年》
體罰，或者說“懲戒性打屁股” (Corporal Punishment，相關的表達還包括: Spank, Slap, Punching, Kicking) ，通常被定義為“使用體力或者實體力量來懲罰孩子，目的是讓孩子經曆痛苦而不是傷害，來達到糾正或控制孩子的行為的目的”[1]。随着現代文明的發展，全世界越來越重視兒童權益的保護, 1989年，世界各國上司人通過了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簡稱CRC），其中明确規定：“締約國應確定任何兒童不受酷刑或其它形式的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最近幾十年，許多國家都陸續頒布法律，禁止對未成年人進行體罰。
盡管如此，世界各國目前對于體罰仍然抱有不同态度，主要分為三大類：完全禁止，部分允許和明文允許。
完全禁止體罰的國家包括丹麥、德國、瑞典和挪威等58個國家。1989年之前，隻有瑞典（1979年禁止，全球最早）、芬蘭（1983）和挪威（1987）頒發了禁止令。2020年，日本成為第58個完全禁止對孩子體罰的國家。
第二類态度是禁止教師體罰學生，但是對家長沒有要求。中國香港地區于1990年起禁止教師體罰學生，大陸地區于1991年起禁止，而台灣省自2006年起禁止學校有任何形式的體罰。
目前世界上明文允許體罰的國家有美國、新加坡和澳洲等，但是對于體罰的程式、年齡和部位等可能有具體的限制，以防止演化為虐待。例如美國的23個州對體罰學生的限制是最多用小闆凳打屁股5下；新加坡允許學校對犯下嚴重過錯的6-19歲男生進行鞭刑，但是最多隻能鞭打6下；澳洲有專門的懲戒室，根據具體的違紀情況進行不同的體罰。
我們可以看到，最早完全禁止體罰的是瑞典、芬蘭和挪威等經濟發達且“小國寡民”的北歐國家，而也正是這些國家近年來的國民幸福指數在全球名列前茅。北歐的發達與北歐人的幸福是否與其禁止體罰有關，我們還不知道明确的答案。不過，體罰這件事是否真的罪大惡極呢？孩子太過分了，難道就不能管教管教嗎？
1
揍一下就聽話，但還有别的代價
雖然網上不乏兒童或青少年因遭受體罰而輕生的報道，但大多數家長都認為這些不過是特例，自家孩子不會這麼極端，該管教還是得管教。畢竟，孩子總有聽不進道理的時候。不是也有很多人長大後感謝父母的嚴格管教嗎？
那麼，經曆過體罰的未成年人，除了改變行為、服從于體罰者，在情緒、智力與社會化方面的發展會受到什麼影響呢？
2002年發表的一項經典元分析荟萃了88個與體罰相關的研究資料[2]，發現體罰的經曆會影響11種重要的兒童行為與經驗塑造，其中包括潛在的兒童發展的理想構念和不良構念。所謂構念（construct），是指兒童的發展傾向，理想的發展傾向包括即刻服從、道德感的内化、良好的親子關系以及健康的心理狀态；不良的發展傾向一般有較強的攻擊性、犯罪和反社會行為、将來虐待自己的孩子或配偶，以及被自己父母虐待的受害者心理。
這項元分析研究得出的最主要結論是，體罰與一系列負面的兒童行為和經驗顯著相關。換言之，體罰對兒童的行為和經驗會産生明顯的負面影響，這些負面影響不僅是短期的，也有長期的；不僅作用于兒童本身，也作用于兒童與外界的關系。
盡管體罰的确能夠讓兒童“即刻服從”（其實并非所有研究都完全支援這一結果），但它也與10個不良構念存在關聯。例如，體罰會損害親子關系的品質，破壞兒童的心理健康，并且增強兒童的攻擊性與反社會行為。其中最鮮明的反差是：即刻服從是體罰最為積極的影響——也是施加體罰的成年人想要的結果，但身體虐待卻是非常負面的經曆。這兩個完全不同的構念卻呈現出最強的相關。也就是說，受過體罰的兒童會将“聽話”與痛苦的挨打記憶牢牢聯系在一起，對他們而言，聽話是痛苦的。這大概不會是大人們想要的結果吧。
研究者特别警告，雖然體罰确實能帶來“短時間内讓孩子即刻服從”的好處，但它非常容易轉化為身體虐待。另外，當孩子面臨危險時，可能用體罰令其即刻服從是有必要的，但體罰通過給孩子帶來恐懼感來規訓他們，實際上并不能幫助他們内化道德規範與社會規則，也就無法幫助他們達到真正成功的社會化。
近十年來，許多這方面的研究則從心理健康與行為、認知與社會發展的角度進一步細化了體罰對兒童成長的傷害。
2015年發表的一篇研究[3]選取了來自歐洲多個國家的樣本，通過收集孩子、父母和教師多方面的資料，對被試（兒童）的心理健康進行綜合評估，結果發現，頻繁的體罰不僅明顯增大兒童出現外在行為問題的機率（例如行為障礙和注意缺陷多動障礙），而且更容易影響個體的心理健康，讓孩子産生恐懼、焦慮和抑郁等不良心理問題。且這些負面影響并不因為任何文化背景的差異有所減輕。
其他研究還發現[4-6]，體罰經曆會增加青少年自殺的可能性[4]，影響孩子的學習成績[5]。甚至有一項2021年的神經科學研究[6]發現，這種負面經曆在兒童的大腦發育中也留下了印迹：與未被打屁股的兒童相比，被打屁股的兒童在面對恐懼表情的面孔時，内外側前額葉的多個區域（前額葉是認知、情緒等心理功能的調控中心）表現出更強烈的激活。這些結果說明，體罰可能類似于更嚴重的虐待形式，會改變個體的神經活動對環境威脅的反應。
另外，從人際交往方面來看，心理學家還發現，在家裡遭遇過體罰的孩子在學校時更可能遭遇來自教師的體罰或者被其他同學的霸淩[5]。這似乎像是一種破窗效應，或者應了中國俗話所說的“禍不單行”。不僅如此，體罰這件事還很容易産生代際傳遞，即，小時候經曆過體罰的人做了父母以後，對自己的孩子也更傾向于使用體罰的方式。
2
為什麼忍不住打孩子？
雖然體罰的負面影響深遠，且已有許多國家陸續頒發了禁止體罰的法律，但根據流行病學研究的結果，全球至少有80%的父母依然在教育子女時使用體罰的規訓方式[7]。為什麼“明知不好而為之”？哪些因素影響着家長體罰孩子的決定和體罰的強度呢？
首先，正如前面所說，父母本身小時候接受體罰式教育，容易導緻其成年後用相同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孩子；孩子本身的情況和、家長對體罰的觀念和态度也很重要。每一個家庭中，家長對教育的态度和規範可能與許多因素有關，比如社會環境、國家政策、文化背景以及親子關系的品質。
2022年的最新研究發現[7]，那些在發育、心理-情感、學業方面有任何功能障礙的孩子，或者被家長認為有功能障礙的孩子，他們的父母往往更相信體罰對孩子是作用是積極的。也就是說，這些父母相信體罰孩子是對孩子好，能糾正孩子的行為模式，能讓他們好好學習，能讓家庭關系更和諧（因為孩子更聽話）。
有研究者提出了一個“過程-情境模型” [2]，用來分析體罰的發生情境，以及體罰對兒童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這個模型将體罰發生的背景分為三個層面：
1）最廣泛的社會-文化背景；
2）家庭内部成員相對穩定的個體和關系背景；
3）體罰發生時的互動背景。
從這三個層面我們就不難發現，影響體罰的因素是非常複雜的。從社會-文化背景的層面來說，當地的公共政策、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等都會影響家長對體罰的态度，比如我們常常聽說，較窮的人家，大人往往更喜歡打孩子；村裡家家戶戶都打孩子，那麼體罰天然就是正常的。個體和關系背景則包括家長與孩子的個性特征，例如，雙方的攻擊性高低與歸因模式也會影響教育過程中通常互動的方式。而在具體事件的互動過程中，雙方的情緒喚醒程度與資訊覺察等因素都會影響體罰的發生及其效果（後果）。
以上分析還特别提到了孩子性别的影響。有不少研究都發現，父母在教育男孩的過程中會更加頻繁地使用體罰，且體罰程度也更嚴重。但這到底是因為男孩子先天攻擊性就更強，還是因為這樣的教養模式令男孩遭遇了更多粗暴的體罰，進而發展得更具攻擊性？這就成了一個類似于“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
體罰的過程-情境模型[2]
此外，也有研究強調，撫養者本身的年齡、教育程度、職業類型和心理狀态等也會影響體罰的發生[3]。通常來說，相對年輕且受教育程度不高、不從事專業型或者管理型的父母更傾向于在教育中使用體罰。2015年有一項研究調查了76名特殊背景的母親以及家庭，對比了①社會支援、②社會經濟地位、③抑郁、④自我效能、⑤兒童發展知識和⑥産後抑郁史等六個變量對母親體罰孩子的影響[8]。與複雜的“過程-情境模型”不同，這項研究發現，産後抑郁是唯一能夠顯著增加體罰的變量，“更有可能打孩子”在産後抑郁症的高危婦女中非常普遍，這說明母親的情緒狀态是決定是否體罰的一個關鍵因素。這項結果同時暗示着，很可能“社會經濟地位”不是直接影響體罰的，而是通過作用于父母的心理與情緒狀态來影響體罰的發生和體罰的強度。
3
體罰之外的教養方式
綜上，我們可以看到，體罰是一種得不償失的教養方式。它不僅損害孩子的身心發展，也損害親子關系。那麼，在體罰之外，還有哪些養育方式呢？
目前的發展心理學根據“親密”和“規則”兩個要素将全世界家庭撫養孩子的方式分成了四種不同的養育風格 (parenting style)[9, 10]：專制型 (Authoritarian Parenting)、權威型 (Authoritative Parenting)、寬容型 (Permissive Parenting) 和忽視型 (Rejecting-Neglecting Parenting)。
具體說來，這幾類養育風格的不同在于：
A. 專制型的父母強調規則，忽視親密。他們強調規則和父母的權威，對孩子有着極高的要求并建立了非常嚴厲的規則，要求孩子絕對地順從聽話，對于各種規矩沒有讨論的餘地，并且往往通過懲罰和威脅來強制執行。
B. 權威型的父母強調規則也重視親密。他們對孩子有高标準、高期望和嚴要求，這一點與專制型父母類似，但是權威型父母同時也給予孩子高度的支援與包容，讓他們感覺到尊重和溫暖。此類父母強調推理和解釋，能夠幫助孩子學會預期行為的後果，學會理性決策。
C. 寬容型的父母忽視規則，重視親密。寬容型父母很少制定規矩，讓孩子自己做決定。他們與權威型的父母一樣，關心孩子并喜歡跟孩子交流，但不同之處在于，他們不認為家長應該對孩子進行過多幹預和指導，而是主張讓孩子自己承擔大多數的決策任務，相信孩子能從自己的行為後果中學會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
D. 忽視型的父母忽視規則也忽視親密。他們對孩子很冷淡，或者把孩子丢在一邊不管，對于孩子的需求幾乎不關注也不在意，有時甚至到了完全忽視和虐待的程度。此類父母往往生活壓力巨大，因而沒有時間和精力來照顧孩子。
在不同教養風格下長大的孩子性格也通常有所不同[10]。比如專制型父母養大的孩子，往往比較焦慮，沒有安全感，反社會行為機率更高（這一點似乎與體罰的影響重疊）。被權威型父母養大的孩子通常會更加自信、獨立和富有熱情，總體而言更容易獲得快樂和成功的人生。而寬容型和放任型父母養大的孩子，往往個性不太成熟，更容易沖動或者依賴他人。當然，具體到每個家庭，往往由于父母個性差異與教育觀念的不同，特定家庭的養育風格類型應該是其中兩種甚至更多類型的混合。
在家庭中，規則與親情應該是同等重要的。無規矩不成方圓，但如果家裡隻剩下規則，沒有了親密與信賴，家也無法成為溫暖的港灣。是以對于有足夠時間和精力陪伴孩子的家庭，心理學家認為“權威型”教養方式比較适合大部分孩子，因為這種類型最能夠代表那一類開明而又慈愛的父母，能在最大程度上幫助孩子建立起内心的安全感和人格的完整性，讓孩子充分地發揮自身潛能。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雖然教育是一件非常複雜的事情，每一個孩子也往往都有其獨特的天賦與秉性，是以很多時候體罰的影響會因人而異，是否能夠體罰也有可能因事而異。但随着時代的進步，或許今後的家長們能夠更加全面地看待體罰的影響，更多地選擇溫和與靈活的教養方式。
參考文獻
[1] Grujicic Roberto., Toskovic Oliver., Lazarević Ljiljana B., Mandic-Maravic Vanja., Mitkovic-Voncina Marija., Radanović Ana., Radosavljev-Kircanski Jelena., Videnović Marina., Pekmezovic Tatjana., Pejovic Milovancevic Milica.(2022). How are parental practices and attitudes towards corporal punishment related to child academic, developmental, or psychological-emotional dysfunctioning? Eur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 undefined(undefined), undefined. doi:10.1007/s00787-022-02061-z
[2] Gershoff Elizabeth Thompson.(2002). Corporal punishment by parents and associated child behaviors and experiences: a meta-analytic and theoretical review. Psychol Bull, 128(4), 539-79. doi:10.1037/0033-2909.128.4.539
[3] duRivage Nathalie., Keyes Katherine., Leray Emmanuelle., Pez Ondine., Bitfoi Adina., Koç Ceren., Goelitz Dietmar., Kuijpers Rowella., Lesinskiene Sigita., Mihova Zlatka., Otten Roy., Fermanian Christophe., Kovess-Masfety Viviane.(2015). Parental use of corporal punishment in Europe: intersection between public health and policy. PLoS One, 10(2), e0118059. doi:10.1371/journal.pone.0118059
[4] Cramm Laura., Elgar Frank J., Pickett William.(2023). Corporal punishment bans and adolescent suicide rates: An international ecological study. Child Abuse Negl, 137(undefined), 106022. doi:10.1016/j.chiabu.2023.10602
[5] Ferguson Christopher J.(2013). Spanking, corporal punishment and negative long-term outcomes: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longitudinal studies. Clin Psychol Rev, 33(1), 196-208. doi:10.1016/j.cpr.2012.11.002
[6] Cuartas Jorge., Weissman David G., Sheridan Margaret A., Lengua Liliana., McLaughlin Katie A.(2021). Corporal Punishment and Elevated Neural Response to Threat in Children. Child Dev, 92(3), 821-832. doi:10.1111/cdev.13565
[7] Heekes Sasha-Lee., Kruger Chloe B., Lester Soraya N., Ward Catherine L.(2022). A Systematic Review of Corporal Punishment in Schools: Global Prevalence and Correlates. Trauma Violence Abuse, 23(1), 52-72. doi:10.1177/1524838020925787
[8] Knox Michele., Rosenberger Ryan., Sarwar Sajjad., Mangewala Vikas., Klag Natalie.(2015). History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 and the odds of maternal corporal punishment. Fam Syst Health, 33(4), 395-9. doi:10.1037/fsh0000157
[9] Maccoby, E.E, Martin, J.A. Soci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family: parent-child interaction[J].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 formerly Carmichael's Manual of child psychology / Paul H. Mussen, editor, 1983.
[10] Baumrind, D. The Influence of Parenting Style on Adolescent Competence and Substance Use[J]. 11(1):56-95.
出品：科普中國
特 别 提 示
1. 進入『返樸』微信公衆号底部菜單“精品專欄“，可查閱不同主題系列科普文章。
2. 『返樸』提供按月檢索文章功能。關注公衆号，回複四位數組成的年份+月份，如“1903”，可擷取2019年3月的文章索引，以此類推。
版權說明：歡迎個人轉發，任何形式的媒體或機構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和摘編。轉載授權請在「返樸」微信公衆号内聯系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