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生活经验和大多数研究结果都表明，体罚能让孩子“即刻服从”。
然而，魔鬼正潜藏在这神奇的效用之中：揍一下就听话，多揍几次，体罚就滑向了虐待。
撰文 | 霜晨月
我倒在椅上，有气无力地抽噎着。我记得这是我童年时代仅有的一次给打得真的掉眼泪，而奇怪的是，我所以哭甚至不是因为痛。第二次鞭打也不是十分痛。害怕和羞愧似乎为我施了麻醉。我所以哭，一部分是因为我感到这是他们期望我做的事，一部分是因为出于真诚的悔恨，但是一部分也是因为一种只有童年才有而不容易说清楚的更深的悲痛：一种凄凉的孤独无助的感觉，一种不仅给锁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而且给锁在一个非常邪恶的世界中，而这个世界里的规则实际上是我所无法照办的感觉。
——乔治·奥威尔《如此欢乐童年》
体罚，或者说“惩戒性打屁股” (Corporal Punishment，相关的表达还包括: Spank, Slap, Punching, Kicking) ，通常被定义为“使用体力或者物理力量来惩罚孩子，目的是让孩子经历痛苦而不是伤害，来达到纠正或控制孩子的行为的目的”[1]。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全世界越来越重视儿童权益的保护, 1989年，世界各国领导人通过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简称CRC），其中明确规定：“缔约国应确保任何儿童不受酷刑或其它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最近几十年，许多国家都陆续颁布法律，禁止对未成年人进行体罚。
尽管如此，世界各国当前对于体罚仍然抱有不同态度，主要分为三大类：完全禁止，部分允许和明文允许。
完全禁止体罚的国家包括丹麦、德国、瑞典和挪威等58个国家。1989年之前，只有瑞典（1979年禁止，全球最早）、芬兰（1983）和挪威（1987）颁发了禁止令。2020年，日本成为第58个完全禁止对孩子体罚的国家。
第二类态度是禁止教师体罚学生，但是对家长没有要求。中国香港地区于1990年起禁止教师体罚学生，大陆地区于1991年起禁止，而台湾省自2006年起禁止学校有任何形式的体罚。
目前世界上明文允许体罚的国家有美国、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等，但是对于体罚的程序、年龄和部位等可能有具体的限制，以防止演化为虐待。例如美国的23个州对体罚学生的限制是最多用小板凳打屁股5下；新加坡允许学校对犯下严重过错的6-19岁男生进行鞭刑，但是最多只能鞭打6下；澳大利亚有专门的惩戒室，根据具体的违纪情况进行不同的体罚。
我们可以看到，最早完全禁止体罚的是瑞典、芬兰和挪威等经济发达且“小国寡民”的北欧国家，而也正是这些国家近年来的国民幸福指数在全球名列前茅。北欧的发达与北欧人的幸福是否与其禁止体罚有关，我们还不知道明确的答案。不过，体罚这件事是否真的罪大恶极呢？孩子太过分了，难道就不能管教管教吗？
1
揍一下就听话，但还有别的代价
虽然网上不乏儿童或青少年因遭受体罚而轻生的报道，但大多数家长都认为这些不过是特例，自家孩子不会这么极端，该管教还是得管教。毕竟，孩子总有听不进道理的时候。不是也有很多人长大后感谢父母的严格管教吗？
那么，经历过体罚的未成年人，除了改变行为、服从于体罚者，在情绪、智力与社会化方面的发展会受到什么影响呢？
2002年发表的一项经典元分析荟萃了88个与体罚相关的研究数据[2]，发现体罚的经历会影响11种重要的儿童行为与经验塑造，其中包括潜在的儿童发展的理想构念和不良构念。所谓构念（construct），是指儿童的发展倾向，理想的发展倾向包括即刻服从、道德感的内化、良好的亲子关系以及健康的心理状态；不良的发展倾向一般有较强的攻击性、犯罪和反社会行为、将来虐待自己的孩子或配偶，以及被自己父母虐待的受害者心理。
这项元分析研究得出的最主要结论是，体罚与一系列负面的儿童行为和经验显著相关。换言之，体罚对儿童的行为和经验会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不仅是短期的，也有长期的；不仅作用于儿童本身，也作用于儿童与外界的关系。
尽管体罚的确能够让儿童“即刻服从”（其实并非所有研究都完全支持这一结果），但它也与10个不良构念存在关联。例如，体罚会损害亲子关系的质量，破坏儿童的心理健康，并且增强儿童的攻击性与反社会行为。其中最鲜明的反差是：即刻服从是体罚最为积极的影响——也是施加体罚的成年人想要的结果，但身体虐待却是非常负面的经历。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构念却呈现出最强的相关。也就是说，受过体罚的儿童会将“听话”与痛苦的挨打记忆牢牢联系在一起，对他们而言，听话是痛苦的。这大概不会是大人们想要的结果吧。
研究者特别警告，虽然体罚确实能带来“短时间内让孩子即刻服从”的好处，但它非常容易转化为身体虐待。另外，当孩子面临危险时，可能用体罚令其即刻服从是有必要的，但体罚通过给孩子带来恐惧感来规训他们，实际上并不能帮助他们内化道德规范与社会规则，也就无法帮助他们达到真正成功的社会化。
近十年来，许多这方面的研究则从心理健康与行为、认知与社会发展的角度进一步细化了体罚对儿童成长的伤害。
2015年发表的一篇研究[3]选取了来自欧洲多个国家的样本，通过收集孩子、父母和教师多方面的数据，对被试（儿童）的心理健康进行综合评估，结果发现，频繁的体罚不仅明显增大儿童出现外在行为问题的概率（例如行为障碍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而且更容易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让孩子产生恐惧、焦虑和抑郁等不良心理问题。且这些负面影响并不因为任何文化背景的差异有所减轻。
其他研究还发现[4-6]，体罚经历会增加青少年自杀的可能性[4]，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5]。甚至有一项2021年的神经科学研究[6]发现，这种负面经历在儿童的大脑发育中也留下了印迹：与未被打屁股的儿童相比，被打屁股的儿童在面对恐惧表情的面孔时，内外侧前额叶的多个区域（前额叶是认知、情绪等心理功能的调控中心）表现出更强烈的激活。这些结果说明，体罚可能类似于更严重的虐待形式，会改变个体的神经活动对环境威胁的反应。
另外，从人际交往方面来看，心理学家还发现，在家里遭遇过体罚的孩子在学校时更可能遭遇来自教师的体罚或者被其他同学的霸凌[5]。这似乎像是一种破窗效应，或者应了中国俗话所说的“祸不单行”。不仅如此，体罚这件事还很容易产生代际传递，即，小时候经历过体罚的人做了父母以后，对自己的孩子也更倾向于使用体罚的方式。
2
为什么忍不住打孩子？
虽然体罚的负面影响深远，且已有许多国家陆续颁发了禁止体罚的法律，但根据流行病学研究的结果，全球至少有80%的父母依然在教育子女时使用体罚的规训方式[7]。为什么“明知不好而为之”？哪些因素影响着家长体罚孩子的决定和体罚的强度呢？
首先，正如前面所说，父母本身小时候接受体罚式教育，容易导致其成年后用相同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孩子；孩子本身的情况和、家长对体罚的观念和态度也很重要。每一个家庭中，家长对教育的态度和规范可能与许多因素有关，比如社会环境、国家政策、文化背景以及亲子关系的质量。
2022年的最新研究发现[7]，那些在发育、心理-情感、学业方面有任何功能障碍的孩子，或者被家长认为有功能障碍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往往更相信体罚对孩子是作用是积极的。也就是说，这些父母相信体罚孩子是对孩子好，能纠正孩子的行为模式，能让他们好好学习，能让家庭关系更和谐（因为孩子更听话）。
有研究者提出了一个“过程-情境模型” [2]，用来分析体罚的发生情境，以及体罚对儿童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这个模型将体罚发生的背景分为三个层面：
1）最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
2）家庭内部成员相对稳定的个体和关系背景；
3）体罚发生时的互动背景。
从这三个层面我们就不难发现，影响体罚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从社会-文化背景的层面来说，当地的公共政策、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等都会影响家长对体罚的态度，比如我们常常听说，较穷的人家，大人往往更喜欢打孩子；村里家家户户都打孩子，那么体罚天然就是正常的。个体和关系背景则包括家长与孩子的个性特征，例如，双方的攻击性高低与归因模式也会影响教育过程中通常互动的方式。而在具体事件的互动过程中，双方的情绪唤醒程度与信息觉察等因素都会影响体罚的发生及其效果（后果）。
以上分析还特别提到了孩子性别的影响。有不少研究都发现，父母在教育男孩的过程中会更加频繁地使用体罚，且体罚程度也更严重。但这到底是因为男孩子先天攻击性就更强，还是因为这样的教养模式令男孩遭遇了更多粗暴的体罚，从而发展得更具攻击性？这就成了一个类似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
体罚的过程-情境模型[2]
此外，也有研究强调，抚养者本身的年龄、教育程度、职业类型和心理状态等也会影响体罚的发生[3]。通常来说，相对年轻且受教育程度不高、不从事专业型或者管理型的父母更倾向于在教育中使用体罚。2015年有一项研究调查了76名特殊背景的母亲以及家庭，对比了①社会支持、②社会经济地位、③抑郁、④自我效能、⑤儿童发展知识和⑥产后抑郁史等六个变量对母亲体罚孩子的影响[8]。与复杂的“过程-情境模型”不同，这项研究发现，产后抑郁是唯一能够显著增加体罚的变量，“更有可能打孩子”在产后抑郁症的高危妇女中非常普遍，这说明母亲的情绪状态是决定是否体罚的一个关键因素。这项结果同时暗示着，很可能“社会经济地位”不是直接影响体罚的，而是通过作用于父母的心理与情绪状态来影响体罚的发生和体罚的强度。
3
体罚之外的教养方式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体罚是一种得不偿失的教养方式。它不仅损害孩子的身心发展，也损害亲子关系。那么，在体罚之外，还有哪些养育方式呢？
当前的发展心理学根据“亲密”和“规则”两个要素将全世界家庭抚养孩子的方式分成了四种不同的养育风格 (parenting style)[9, 10]：专制型 (Authoritarian Parenting)、权威型 (Authoritative Parenting)、宽容型 (Permissive Parenting) 和忽视型 (Rejecting-Neglecting Parenting)。
具体说来，这几类养育风格的不同在于：
A. 专制型的父母强调规则，忽视亲密。他们强调规则和父母的权威，对孩子有着极高的要求并建立了非常严厉的规则，要求孩子绝对地顺从听话，对于各种规矩没有讨论的余地，并且往往通过惩罚和威胁来强制执行。
B. 权威型的父母强调规则也重视亲密。他们对孩子有高标准、高期望和严要求，这一点与专制型父母类似，但是权威型父母同时也给予孩子高度的支持与包容，让他们感觉到尊重和温暖。此类父母强调推理和解释，能够帮助孩子学会预期行为的后果，学会理性决策。
C. 宽容型的父母忽视规则，重视亲密。宽容型父母很少制定规矩，让孩子自己做决定。他们与权威型的父母一样，关心孩子并喜欢跟孩子交流，但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认为家长应该对孩子进行过多干预和指导，而是主张让孩子自己承担大多数的决策任务，相信孩子能从自己的行为后果中学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D. 忽视型的父母忽视规则也忽视亲密。他们对孩子很冷淡，或者把孩子丢在一边不管，对于孩子的需求几乎不关注也不在意，有时甚至到了完全忽视和虐待的程度。此类父母往往生活压力巨大，因而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孩子。
在不同教养风格下长大的孩子性格也通常有所不同[10]。比如专制型父母养大的孩子，往往比较焦虑，没有安全感，反社会行为概率更高（这一点似乎与体罚的影响重叠）。被权威型父母养大的孩子通常会更加自信、独立和富有热情，总体而言更容易获得快乐和成功的人生。而宽容型和放任型父母养大的孩子，往往个性不太成熟，更容易冲动或者依赖他人。当然，具体到每个家庭，往往由于父母个性差异与教育观念的不同，特定家庭的养育风格类型应该是其中两种甚至更多类型的混合。
在家庭中，规则与亲情应该是同等重要的。无规矩不成方圆，但如果家里只剩下规则，没有了亲密与信赖，家也无法成为温暖的港湾。因此对于有足够时间和精力陪伴孩子的家庭，心理学家认为“权威型”教养方式比较适合大部分孩子，因为这种类型最能够代表那一类开明而又慈爱的父母，能在最大程度上帮助孩子建立起内心的安全感和人格的完整性，让孩子充分地发挥自身潜能。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虽然教育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每一个孩子也往往都有其独特的天赋与秉性，因此很多时候体罚的影响会因人而异，是否能够体罚也有可能因事而异。但随着时代的进步，或许今后的家长们能够更加全面地看待体罚的影响，更多地选择温和与灵活的教养方式。
参考文献
[1] Grujicic Roberto., Toskovic Oliver., Lazarević Ljiljana B., Mandic-Maravic Vanja., Mitkovic-Voncina Marija., Radanović Ana., Radosavljev-Kircanski Jelena., Videnović Marina., Pekmezovic Tatjana., Pejovic Milovancevic Milica.(2022). How are parental practices and attitudes towards corporal punishment related to child academic, developmental, or psychological-emotional dysfunctioning? Eur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 undefined(undefined), undefined. doi:10.1007/s00787-022-02061-z
[2] Gershoff Elizabeth Thompson.(2002). Corporal punishment by parents and associated child behaviors and experiences: a meta-analytic and theoretical review. Psychol Bull, 128(4), 539-79. doi:10.1037/0033-2909.128.4.539
[3] duRivage Nathalie., Keyes Katherine., Leray Emmanuelle., Pez Ondine., Bitfoi Adina., Koç Ceren., Goelitz Dietmar., Kuijpers Rowella., Lesinskiene Sigita., Mihova Zlatka., Otten Roy., Fermanian Christophe., Kovess-Masfety Viviane.(2015). Parental use of corporal punishment in Europe: intersection between public health and policy. PLoS One, 10(2), e0118059. doi:10.1371/journal.pone.0118059
[4] Cramm Laura., Elgar Frank J., Pickett William.(2023). Corporal punishment bans and adolescent suicide rates: An international ecological study. Child Abuse Negl, 137(undefined), 106022. doi:10.1016/j.chiabu.2023.10602
[5] Ferguson Christopher J.(2013). Spanking, corporal punishment and negative long-term outcomes: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longitudinal studies. Clin Psychol Rev, 33(1), 196-208. doi:10.1016/j.cpr.2012.11.002
[6] Cuartas Jorge., Weissman David G., Sheridan Margaret A., Lengua Liliana., McLaughlin Katie A.(2021). Corporal Punishment and Elevated Neural Response to Threat in Children. Child Dev, 92(3), 821-832. doi:10.1111/cdev.13565
[7] Heekes Sasha-Lee., Kruger Chloe B., Lester Soraya N., Ward Catherine L.(2022). A Systematic Review of Corporal Punishment in Schools: Global Prevalence and Correlates. Trauma Violence Abuse, 23(1), 52-72. doi:10.1177/1524838020925787
[8] Knox Michele., Rosenberger Ryan., Sarwar Sajjad., Mangewala Vikas., Klag Natalie.(2015). History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 and the odds of maternal corporal punishment. Fam Syst Health, 33(4), 395-9. doi:10.1037/fsh0000157
[9] Maccoby, E.E, Martin, J.A. Soci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family: parent-child interaction[J].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 formerly Carmichael's Manual of child psychology / Paul H. Mussen, editor, 1983.
[10] Baumrind, D. The Influence of Parenting Style on Adolescent Competence and Substance Use[J]. 11(1):56-95.
出品：科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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