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莊：沙漠中的金魚
文 | 張泉
來源 | 《荒野上的大師》
地質調查所、清華國學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中國營造學社，它們是近代中國文化史上的四座高峰，也是學人走出書齋、走向田野的先行者。從北洋政府到國民政府，從“北伐”到“中原大戰”，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國家不斷裂變，時代疾速轉捩。亂局夾縫裡，學人卻默默耕耘，不懈奔走。他們是前所未有的一代人，不僅開創了學術的新紀元，更改變了世界對中國的認知。
01
戰時中國文化中心
江聲浩蕩。
1940年冬天，幾尊神像從李莊東嶽廟裡被擡出去，再也沒有擡回來。
在抗戰的隆隆炮火中，同濟大學第六次遷徙，最終落地李莊。鄉民們請走神像，放進桌椅黑闆，東嶽廟做了同濟大學工學院的校舍。作為回報，工學院架起電線，李莊人用上電燈，比南溪縣城還要早十多年。
同濟大學遷校，最初看中的是南溪縣，卻遭到婉拒。縣城裡的鄉紳們擔心，人口激增會導緻物價上漲，甚至危及民風。舉棋不定之際，一紙十六字電文卻從偏僻的李莊發出：“同濟遷川，李莊歡迎；一切需要，地方供應。”電文起草者，是李莊的鄉紳領袖羅南陔。他和張官周、張訪琴、楊君惠、李清泉、江緒恢等鄉紳、袍哥的抉擇，讓名不見經傳的小鎮李莊成為戰時中國的文化中心之一，也讓飽經摧殘的華夏文化，得以留存一線生機。
與同濟大學一起來到李莊的，還有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社會科學研究所、中央博物院、金陵大學文科研究所，以及中國營造學社。梁思成、劉敦桢、林徽因等人也随着人潮來到李莊。從昆明到李莊，山路蜿蜒崎岖。每家人隻允許攜帶八十公斤行李，從古稀之年的老人到剛出生的嬰兒，三十一個人擠在卡車裡，一路颠簸。随即，他們如同蒲公英一般四散進李莊的土地，同濟大學占據了鎮中心的各種古建築，史語所去了闆栗坳，中國營造學社則搬到上壩。幾個月間，李莊人口就從三千六百人激增到一萬五千人。
從前，絕大多數中國人都不知道李莊的名字，後來，從世界各地寄出的信件，隻需寫上“中國李莊”四個字，就可以順利抵達。
小小的李莊，成了這一代學人的挪亞方舟，載着他們迎向未知的命運。
02
最奢侈的味道
總有一條狗要搶先叫起來，像個蓄謀已久的指揮家。吠聲乍起，四鄰的狗立刻紛紛應和，遠遠近近，高高低低，曲折綿長。穿過農田就是梁思成、林徽因、劉敦桢等人當年寓居的房子，他們在哪裡，中國營造學社就在哪裡。
院子裡有棵大桂圓樹。梁思成一住下來，就往桂圓樹上拴一根竹竿，每天不辭辛苦地帶着年輕人反複爬竹竿。到野外測繪古建築時，攀爬是基本功，一天也不容荒廢。
小小的院落裡，梁家與劉家的住所占據兩側，中間是長長的辦公室，幾張舊桌椅擺放得挺整齊，每走一步，木地闆也會随着吱呀作響，仿佛時光沉悶的回聲。
中國營造學社又壯大了些，招募了幾名年輕的從業人員，盧繩、王世襄和羅哲文等人，多年後都将成為中國建築界與文物界的泰山北鬥。
1940年，羅哲文考入中國營造學社做練習生時，隻有十六歲。劉敦桢對這個好奇的年輕人說，中國營造學社是一個純粹的學術團體，大家都是讀書人，做學問的，不是當官的，不是衙門。最初，羅哲文幫劉敦桢抄寫、整理《西南古建築調查概況》，後來又随梁思成學習繪圖、整理曆史文獻，梁思成手把手地教他使用繪圖闆、丁字尺、三角闆和繪圖儀器。
羅哲文
川南多雨，房間裡永遠潮濕、陰暗，老鼠和蛇時常造訪，臭蟲更是成群結隊從床上爬過。病中的林徽因受到特殊優待，有一個帆布床，其他人都隻能睡光闆和竹席。有時，林徽因連續幾個星期高燒達到四十攝氏度，李莊缺醫少藥，梁思成自己學會了給她打針。
物資緊缺，物價仍在飛漲。每個月收到薪金，就得立刻買米買油，稍有延遲，它們就可能變成一堆廢紙。劉敦桢一家五口，除夕之夜的年夜飯隻有五塊小小的麻餅，唯一與往常不同的是，在這個特殊的夜晚，幾根小蠟燭暫時取代了桐油燈，插在一塊蘿蔔上。
梁思成開始學習蒸饅頭、做飯、做菜、腌菜，林徽因則學會了針線活兒，每天強撐着病體給孩子們縫補那幾件小得幾乎穿不下的衣服，她自嘲“這比寫整整一章關于宋、遼、清的建築發展或者試圖描繪宋朝首都還要費勁得多”。
梁思成
倘若生計還是難以維持，梁思成就得去宜賓，把衣服當掉，換些食物回來。被當掉的還有他鐘愛的派克筆和手表，那時他就會開玩笑說，把這隻表紅燒了，把那件衣服清炖了吧。
住在李莊的孩子不少，父輩們偶爾會信手在小本子上畫幾筆，給孩子們玩。梁思成畫過一幅小畫，是一個精緻的小碗，盛着番茄蛋湯。他在旁邊寫道：等到抗戰勝利了，要喝上這麼一碗。
這就是梁思成最想念的味道，在那個時代，已是奢望。
在林徽因眼中，兒子梁從誡曾是“一樹一樹的花開，是燕在梁間呢喃”，幾年之間，他卻長成了“一個曬得黝黑的鄉村小夥子，腳上穿着草鞋。在和粗俗的本地同學打交道時口操道地的四川話”，不知林徽因有沒有想起《呼嘯山莊》裡的哈裡頓，命運如此陰差陽錯。
林徽因
舊報紙上登的永遠都是舊聞，所幸，想讀書可以去史語所借。這也是中國營造學社從昆明遷往李莊的原因之一。簡陋的家裡竟還有一台留聲機，幾張貝多芬、莫紮特的唱片，慰藉着困窘的時光。從史語所借來幾張莎劇唱片，就能讓林徽因興奮得像個孩子，她會模仿勞倫斯·奧利弗（Laurence Olivier）的語調，喃喃地講着哈姆雷特那經典的念白：“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生存還是死亡，根本不是問題。梁思成與林徽因心中，其實早有答案。
03
何處是李莊？
流亡之中，所幸故人并未失去聯系。
費正清、費慰梅夫婦時常收到李莊的來信，信封上貼滿郵票，裡面的信有厚厚的好幾封，署着不同的日期。因為郵資昂貴，寄信都是一種奢侈的行為。信紙大多極薄極脆，往往大小不一，形态各異，有的可能包過菜或肉，留着細微的印痕。紙張的每個角落都滿滿地填着字。在李莊，紙同樣來之不易。
費正清夫婦和梁思成夫婦
怎樣向别處的朋友們解釋李莊這座偏僻的小鎮，梁思成頗費思量。
李莊地處長江上遊，上承宜賓，下接泸州，流向重慶。清人翁霪霖在《夜宿李莊》中寫道：“入境依然泊夜航，人煙最數李家莊。地沿僰道尋孤驿，江合戎城記一塘。别渚蒿蘆秋淡蕩，隔堤牛馬水蒼茫。雙漁藉手勞相問，深愧扶筇父老行。”當年行客們沿江直下，夜泊李莊時，每每也會在百感交集中望向江岸邊連綿起伏的炊煙。倘若登岸造訪，則會與無數神靈狹路相逢，東嶽大帝、龍王、玄武祖師、關公、佛祖、觀音，以及耶稣，在各自的門扉裡等候前來許願的人們。其實，梁思成他們并不是李莊的第一批流亡者，明清兩代，“湖廣填四川”，李莊就迎來過各地移民，四方雜處，形成“九宮十八廟”的古鎮格局。王爺廟的後山門，石坊上有一副對聯，“江客來從幽徑入，羽流歸向小門敲”，描述的正是典型的李莊風土，大江奔湧，山徑深幽，風波疊現，萬物靜默。
1942年，費正清再度來到中國，擔任美國國務院文化關系司對華關系處文官和美國駐華大使特别助理。雖然他是中國通，費氏夫婦還曾與梁思成、林徽因結伴走過山西的窮鄉僻壤，然而，梁思成還是無法向他們準确地描述李莊，最終，他隻能模糊地寫道，李莊在“長江上遊一條不太吸引人的支流旁”。
聽說費正清準備到李莊一聚，梁思成興奮地把李莊的位置标注得更詳細了些。“從重慶坐一艘破輪船到李莊，上水要走三天，回程下水要走兩天。沒有任何辦法可以縮短船行時間或改善運輸手段。然而我還是要給你一張标出我們營造學社位置的地圖，以備你萬一在李莊登岸而又沒人在碼頭接你時之用。船是不按班期運作的。每一次到達在這裡都是突發事件。但你仍然可以用電報通知我們你搭乘的船名和日期。電報是從宜賓或南溪用信函寄來，兩地離此都是60裡（約20英裡），它可能在你來到之前或之後到達。”
他之是以對重慶與李莊之間的水路了解得如此清楚，是因為他也時常這樣往返奔波。中國營造學社早年依靠“庚款”維系，“二戰”開始，“庚款”難以為繼，梁思成隻能設法四處尋求支援，去陪都重慶，就是為了向行政院和教育部申請經費，最終，由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和中央博物院負責發放營造學社主要成員的薪資，而讨來的研究經費往往也隻是杯水車薪。
這一年的11月，費正清來到李莊，他生了重病，一直卧床，傍晚五點半就要點起菜油燈和蠟燭，天黑得早。李莊的艱苦遠遠超出費正清的想象，他感歎：“如果美國人處在此種境遇，或許早就抛棄書本，另謀門路，改善生活去了。但是這個曾經接受過高度訓練的中國知識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純樸的農民生活，一面繼續緻力于他們的學術研究事業。學者所承擔的社會職責，已根深蒂固地滲透到社會結構和對個人前途的期望中間。”這是中國文化人的宿命，近代以來更被頻仍的國難烘托得愈發悲怆。
幾年後，費慰梅也有機會從空中俯瞰李莊。她和梁思成搭乘一架美軍的C-47運輸機，從重慶起飛，四十分鐘後，在長江的轉彎處，她看到一片城牆。梁思成告訴她，那就是上水行舟第一天最後到達的地方。就是在這片深山中的小鎮，梁思成與林徽因伴着昏暗的菜油燈，度過了各自的四十歲——對學術研究與藝術創造而言，那本該是一生中最寶貴的時光。
04
與命運暗自較量
梁思成的體重降到四十七公斤，他的背比從前更駝了。回望北平的時光，時常有恍若隔世之感，他在信中寫道：“有時候讀着外國雜志和看着現代化設施的彩色缤紛的廣告真像面對奇迹一樣。”
所幸，流亡的日子裡，他見到了另一種奇迹—那些散落在深山之中的古老建築，精美絕倫的石刻造像，逃過了千百年光陰的侵襲，大美無言，遺世獨立。即便在最黑暗的時代，也總會有絲縷微芒，能夠照亮一隅，慰藉人心。
劉敦桢忙于整理《西南古建築調查概況》。從1940年7月到1941年12月，他代表中國營造學社，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合作，走訪了雲南、四川、西康的四十四個縣，調查了一百八十多處古建築及附屬藝術遺物。但他深知，自己所見的不過是九牛一毛，隻有“雲南十分之一，四川五分之一，西康十九分之一”。他和同僚們正在面對的，是極其複雜的建築形态，一個與北方全然不同的世界。盡管西南地區的建築可以籠統地分為“漢式”和“藏式”，但“因地理、氣候、材料、風俗及其他背景之殊别，産生各種大同小異之作風。每種作風又随時代之遞嬗，而形成若幹變化。故吾人欲于短期内完成詳盡而系統之調查，殆為事實所難許可”。
劉敦桢
他也開始興緻勃勃地寫《雲南古建築調查記》，梳理了雲南古建築的曆史演變，并計劃針對自己在昆明及昆明之外各地域調查的古建築情況，分别寫兩篇論文，可惜，這篇文稿最終隻完成了不到一半。
盡管研究經費極其微薄，中國營造學社還是考察了李莊周邊的古迹。莫宗江、盧繩測繪了李莊旋螺殿和宜賓舊州壩白塔，莫宗江、羅哲文和王世襄測繪了李莊宋墓，劉緻平則調查了李莊的民居和成都的清真寺。此外，作為中國營造學社的代表，陳明達參與了中央博物院在彭山的崖墓發掘，莫宗江則參與了對成都王建墓的發掘。抗戰勝利看起來依然遙遙無期，工作可以消解每一天的焦慮與失望。
梁思成則開始寫作《中國建築史》，莫宗江負責繪制插圖，盧繩幫忙收集元、明、清的文獻資料，病中的林徽因除了收集遼、宋的文獻資料并執筆之外，還校閱補充了《中國建築史》的全部文稿。
脊椎組織硬化症一直困擾着梁思成，他不得不套着一件用鋼鐵制作的馬甲才能工作。為了減輕脊椎的壓力，他用一個花瓶抵住下颌，作為支點，支撐頭部的重量。他笑着宣稱，這樣可以把線畫得更直些。
他們每天工作到深夜，在昏暗的菜油燈下，與命運暗自較量。寫作讓他們短暫地忘記了現實的苦厄，一次次重返那些傳說中的黃金時代。許多年後，人們會發現，梁思成、林徽因與劉敦桢開創的時代，同樣曾是中國的黃金時代。
05
黎明之前
1943年初夏，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來到李莊，在梁家受到“煎鴨子的款待”。他在李莊發表演講，探讨為什麼科學在中國的發展速度比不上歐洲。然而，眼前的現實又讓他百感交集。
李約瑟
當時童第周在同濟大學任教，李約瑟對這位蜚聲海外的中國科學家同樣心生好奇，執意要看看他的實驗室。不料，他隻看見一台舊顯微鏡，以及幾尾金魚。那台德國造的顯微鏡是從舊貨店買來的，花了童第周夫婦兩年的工資。童第周沒有額外的實驗設施，像農民一樣靠天吃飯，天晴時到陽光下做實驗，下雪時則借助雪地的反光。李約瑟不禁感歎，童第周解剖金魚做研究，但童第周自己又何嘗不是一條困在沙漠中的金魚。
中國營造學社同樣被困在沙漠中。李約瑟離開幾個月後，劉敦桢也向學社的同仁們辭行。1943年秋，他決定回歸闊别十一年之久的國立中央大學建築系。離開的前夜，他與梁思成促膝長談。兩人因中國營造學社而相遇，合作十一年。抗戰之初，中英庚款董事會曾表示，即便中國營造學社的社員們因戰火流落各地，隻要梁思成和劉敦桢在一起，董事會就願意承認學社的存在。他們熬過了最艱難的歲月，卻終究難逃一别。
劉敦桢的離開，似乎頗有隐情，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營造學社已經失去經濟來源。盡管費正清努力向哈佛燕京學社争取了五千美元贊助，也無濟于事。學社成員們無法領到工資，生活朝不保夕。劉敦桢給營造學社做過會計，更是深知其中的艱難。
離開李莊後，劉敦桢前往重慶沙坪壩，并于次年擔任中央大學建築系系主任。他終于從一個風塵仆仆的考察者，重又變成“身穿長衫，手持茶杯，緩緩步入教室，講話如數家珍”的儒雅學者。可是生計并沒有獲得太大的改善，為了維持生活，他被迫變賣了珍藏多年的《辭源》，縱然如此，依然無從挽救小女兒，她被腦膜炎奪去了生命。
陳明達也在同期離開李莊，前往西南公路局。抗戰帶給他緻命的精神打擊。他留在北平的母親和妹妹相繼去世，未婚妻在地下抗日活動中犧牲，未成年的弟弟妹妹突然又杳無音信。能慰藉他的，隻有杯中酒，以及杜甫的詩句——“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他用無窮無盡的工作麻醉自己，工作之餘就酗酒痛哭。命運無常，災難接踵而至，但《營造法式》仍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他強迫自己每天待在小房間裡，手抄了整本《營造法式》和全部的手繪建築圖。離開中國營造學社後，他也從未放棄對應縣木塔和《營造法式》大木作的探究。在他的餘生裡，他一直在研究并注釋《營造法式》，并且堅信，通過這部北宋的“天書”，可以一條一條地還原出“一個與西方建築學體系迥異其趣的中國建築學體系”。
陳明達
中國營造學社隻剩下四人，林徽因寫信向費慰梅哀歎：“現在劉先生一走，大家很可能作鳥獸散。”
中國營造學社并沒有作鳥獸散。1944年，梁思成甚至恢複了停辦七年多的《營造學社彙刊》。在昏暗的房子裡，他們把論文編排好，在藥紙上謄抄、繪圖，再用石印印在土紙上，自己折頁、裝訂。梁思成在複刊詞中描述了同仁們所做的努力：“在抗戰期間，我們在物質方面日見困苦，僅在捉襟見肘的情形下，于西南後方作了一點實地調查”，而這“一點實地調查”其實包括“雲南昆明至大理間十餘縣，四川嘉陵江流域、岷江流域，及川陝公路沿線約三十餘縣，以及西康之雅安蘆山二縣”，他們尋訪的遺迹包括寺觀、衙署、會館、祠、廟、城堡、橋梁、民居、庭園、碑碣、牌坊、塔、幢、墓阙、崖墓、券墓以及雕塑、摩崖造像、壁畫，等等。兩期彙刊中有多篇文章正是他們在四川的考察成果，有莫宗江的《宜賓舊州白塔宋墓》、劉緻平的《成都清真寺》、盧繩的《旋螺殿》，以及王世襄的《四川南溪李莊宋墓》，而戰前梁思成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的發現，以及費慰梅對山東武梁祠的考察，也都在這兩期彙刊中有所交代。
《營造學社彙刊》
在複刊詞中，梁思成不厭其煩地對各大機構在抗戰中給予中國營造學社的支援表達着謝意，來自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和中英庚款董事會的補助，來自教育部和行政院的特别補助與追加預算，來自史語所、國立中央博物館、國立編譯館、中央大學、江西建設廳的合作或委托，都讓中國營造學社得以勉強運轉。對此，他深懷感激。
然而，《營造學社彙刊》複刊後隻出版了兩期，就被迫永久停刊。在最後一期彙刊上，梁思成寫道：“每一個派别的建築，如同每一種的語言文字一樣，必有它的特殊‘文法’‘辭彙’……此種‘文法’，在一派建築裡，即如在一種語言裡，都是傳統的演變的，有它的曆史的。”他一生執着于破譯這些“文法”，而探索《營造法式》、寫作中國建築史，正是他的嘗試。他為此奔波多年，尋訪，考察，測繪，也是以幸運地與不同時代的古建築狹路相逢。他做了充分的準備，隻是沒有料到，起筆時已然國難當頭。
1945年，他建議清華大學校長梅贻琦創立建築系，為戰後重建培養人才。他躊躇滿志，試圖重新規劃中國的建築教育。對于中國許多大學建築系沿襲的法國Eco le des Beaux-Arts課程體系，他頗為不滿，認為“過于着重派别形式，不近實際”，他自己則對包豪斯興趣盎然，希望以此規劃建築系的課程，培養“富有創造力之實用人才”。帶着中國營造學社剩餘的幾名成員，梁思成啟程前往清華。
中國營造學社存世十五年，自此悄然落幕。這十五年裡，有八年是在戰火、流離與極度困窘中度過的，縱然如此，他們依然努力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他們彼此扶持，熬過了抗戰，卻決定在黎明來臨前做出新的選擇。
梁思成和莫宗江在李莊營造學社工作室内
當年梁思成離開美國後，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pius）、密斯·凡德羅（Mies Vander Rohe）等現代主義建築師開始引導建築界，包豪斯風潮異軍突起，對此，梁思成多少有過一些遺憾，當然，隻有面對知交好友時，他才會偶爾慨歎一番，覺得自己不小心錯過了現代建築學的盛宴。不過，當他在1947年短暫地重返美國，前往耶魯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講學，并參與設計聯合國大廈時，一位年輕的美國建築師感歎，盡管美國建築界“很少有人知道他（梁思成）或他的事業”，但是“他給我們的會議帶來了比任何人都多的曆史感，它遠遠地超越了勒·柯布西埃所堅持的直接曆史感”。
陰差陽錯之間，許多中國古建築随着梁思成、劉敦桢、林徽因等人的腳步，得以重制人間，《營造法式》不再是無人能懂的“天書”，中國建築史得到相對系統的書寫。他們走出書齋，合力拓展出一個新的領域，成了開創者而不是追随者。于是，當初的錯過，也便擁有了仿若命定般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