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辰生逝世，百歲人生隻在“文物救亡”

2010年，《謝辰生先生往來書劄》出版。書中既有對文物保護宏觀政策的建言，也有對文化名城、曆史街區、文物古迹保護的獻策；有對時弊逆行的針砭批評，也有對科學決策的褒揚鼓勵。圖為謝辰生（左）與單霁翔（右）。周高亮/攝

1921年，仰韶村遺址的一鏟，發掘出了圖案絢麗的彩陶片；1922年，祖籍江蘇武進的謝辰生，出生于北京。這是兩件基本沒有什麼關聯的小事，畢竟那兩年發生的大事實在是太多了。

2022年5月2日，新中國第一代文博人、著名文物學家謝辰生去世，享年百歲。中國現代考古學由仰韶文化的發現發轫，謝辰生是迄今最完整的見證者。甚至連“文物”的定義，也是上世紀80年代，謝辰生擔任《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卷”編委會主任時，第一次系統、明确闡述的。

當他的前輩們已經載入史冊，他的故事也寫到了結語處。

1922年，謝辰生出生于一個繁茂的書香門第：父親畢業于京師大學堂，也就是最早的北大畢業生；曆史學家謝國桢是他的堂哥，家族中還有金石學家、新聞學教授、著名記者……小時候，謝辰生住過一陣北京白塔寺錦什坊街的小水車胡同1号，那是謝國桢家的房子。

謝國桢比他大20多歲，家中往來無白丁，唐蘭、容庚、梁啟超的弟子劉盼遂、甲骨文專家孫海波……漸漸地，耳濡目染，謝辰生也喜歡上了文史和文物。順帶提一句，這個房子原來的主人是“樣式雷”家——清代200多年間主持皇家建築的雷姓世家。

“院裡有丁香、藤蘿架，住着真舒服……”在謝辰生的回憶中，那是一個盛滿了童年記憶的美好的院子，“但是，我還是向往革命”。

謝辰生的兩個親哥哥，1932年就參加了地下黨組織，在北平大學附中參加了青年團。從中學起，謝辰生就看艾思奇的《大衆哲學》等書籍，慢慢地，他想去延安、去參加革命。瞞着家人，謝辰生和幾個同學偷偷上路，但一路奔赴，幾經周折，此行還是停滞在了西安。

1945年抗戰勝利後，一個偶然的機會，謝辰生跟着謝國桢到了上海。當時的國民政府正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負責人是鄭振铎，謝辰生就開始幫助鄭振铎編《中國甲午以後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目錄編了9個月才編成，隻是最終文物也沒索讨成。

1949年，新中國要成立文物局，鄭振铎北上赴任，謝辰生跟随一同。從此，一直到去世，除了抗美援朝期間的從軍經曆，謝辰生一輩子沒有換過機關，沒有離開過文物工作。他家的牆上挂着一面錦旗，寫着“平生隻做一件事，熱血丹心護古城”。這是他88歲時全國文保志願者贈他的，他對這個評價很認可。

年過八旬後，謝辰生寫過一首七絕：“革命何妨與世争，平生從未競峥嵘。慣迎風暴難偕俗，垂老猶能做壯兵。”如今，也許文物很火，博物館很熱，文博成為年輕人聚焦的潮流文化。但謝辰生和文物之間發生的故事，幾十年來總有着“救亡”的色彩。

1968年，北京修地鐵一号線，正好要穿過位于建國門的觀象台底下，施工機關打算拆除古觀象台，把台上的古代天文儀器移到他處儲存。這樣一個大工程，也考慮到了文物安置問題，但謝辰生還是急，和幾位同道一起給周恩來寫報告，說這不僅是天文儀器的儲存問題，更重要的是同一個點上有連續數百年的天文記錄，全世界僅有此一處。周總理收到後，馬上做了批示，不僅讓地鐵繞道，還批了繞道所需的200萬元經費，這在當時是一筆巨款。

1992年，在全國政協七屆五次會議上，謝辰生發起并聯合76位委員，送出了《應當高度重視三峽工程淹沒區的文物保護工作》的提案，建議三峽庫區的文物保護工作應超前進行。在1993年的三峽考察中，謝辰生還提出，白鶴梁絕對不能離開原址，不能搬遷，建議搞一個水下博物館。10年後，重慶涪陵的長江邊，白鶴梁水下博物館終于開工，并在2009年的5·18國際博物館日，正式對外開放。

“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文博界耳熟能詳的十六字工作方針，是2002年修訂文物保護法時，謝辰生積極推動寫入總則的。當時，謝辰生參與起草的大陸第一部文化領域法律文物保護法已經頒布了20年，社會環境已經出現了新情況、新問題。

謝辰生曾直言不諱地說道：“前30年的破壞，可以說主要是由于認識問題，但是在今天，主要是利益問題。”他認為，文物價值經濟化、文物工作産業化、文物管理市場化、文物産權國際化是當時文物工作的四種錯誤傾向。

保護文化遺産，增強人民的保護意識也很重要。2005年7月，謝辰生等11位專家學者聯名緻信國家上司人，呼籲設立“文化遺産日”。從2006年開始，每年6月的第二個星期六成為大陸的“文化遺産日”。

2002年3月，謝辰生曾到營造學社的舊址李莊，說了這樣一番話：“我們國家的‘文化遺産日’是從紀念梁思成開始的，而現在危機最大的就是曆史文化名城的保護，梁先生的任務我們還沒有完成。我和梁先生沒有什麼交往，但他的思想影響了我半個世紀。當年的‘梁陳方案’沒有實作，但是在50年後，國務院批複北京城市總體規劃時，明确提出‘舊城整體保護’的原則，這算是告慰梁思成和陳占祥先生了。”

其實，謝辰生1994年就離休了，很多事情都是在他離休後幹的。2010年，他還給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單霁翔寫信，針對社會上文物收藏的亂象，建議編纂出版《新中國捐獻文物精品集》，以正本清源。這一倡議當即得到準許并組織實施，5年後，他看到了首批書籍出版。

當年跟着鄭振铎整理文物的“小謝”，就這樣慢慢成了“謝老”，直呼他名字的人越來越少。謝辰生的故事，不僅是他一個人的文物保護史，還有許許多多的名字在他之前——鄭振铎、梁思成、夏鼐、謝稚柳、鄭孝燮、宿白、羅哲文、張忠培……

謝辰生說過一句話，“我一直堅信保護文物就是守護國家”。将來，還會有更多的人在文物保護的這條路上，循着前人的嘗試與堅持，前行。

參考資料：

《謝辰生口述：新中國文物事業重大決策紀事》， 謝辰生、姚遠，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

《目前文物工作的四種錯誤傾向——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紀念頒布30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謝辰生，《中國文物科學研究》，2013-03

《文物》詞條，載《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博物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