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覺得自己寫議案是“普法”，講詩詞是“普美”。對于兩者，都有一個“辯”字。寫議案是與既有的法律條款和現實觀念“辯論”。講詩詞是與持不同觀點的學者和讀者“辯論”。
本文首發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衛毅 發自北京
2月25日，潘向黎打開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在4個半小時裡，連續不斷地看到一條人民日報用戶端上海頻道的新聞——《全國人大代表潘向黎：建議買賣同罪同罰 終止拐賣婦孺悲劇》。刷屏了。這條新聞的浏覽量，在短時間内超過了一百萬。
很多人跟她說，幹得好。她說，慚愧。“一個作家，一個人大代表，提了這麼一條議案，就得到這樣的推崇，我覺得也有一層傷心的底色。”潘向黎拿出手機，把議案的全文發給我。這是全國“兩會”結束後幾天，潘向黎坐在北京東邊一家酒店的大堂吧，講起過去一個多月的經曆。這裡一片歐式風格，更像是普魯斯特筆下吃“瑪德萊娜小點心”的地方，但話題并不輕松。她将在酒店旁邊的一家書店參加關于新書《古典的春水》的活動，這是她在北京好幾場活動中的一場。她在吃潤喉片，因為連續講話太多。
“我第一次感到人大代表、作家、女性，這三重身份的不能承受之重。”潘向黎說。整個下午，我們的訪談圍繞這三個身份展開。
在這部剛剛出版的關于古詩詞的書裡，潘向黎寫到詩詞鑒賞家顧随講的一個關于玄奘的故事。玄奘去西天取經時，見一東土扇子而生病。有僧人聞之，道，好一個多情的和尚。顧随評，假如不能為此一扇而病，亦不能為一藏經發願上西天。潘向黎引述這個故事是為了講“未有情深而語不佳者”。潘向黎是情深者。在講寫議案的事情時，她不止一次流下眼淚。她說自己并不是情感豐富，其實是情感脆弱。她覺得自己寫議案是“發乎情”——看被拐婦孺的新聞和資料受不了；“止乎禮”——用正規莊重的議案表達自己的意見和建議。
這是“求仁得仁”，還是“君子不器”？潘向黎說，對自己來說，這是減輕心理負擔。“我認為自己是一個知識分子，但我是一個慫人，其實不适合做人大代表。”
她覺得自己寫議案是“普法”，講詩詞是“普美”。對于兩者，都有一個“辯”字。寫議案是與既有的法律條款和現實觀念“辯論”。講詩詞是與持不同觀點的學者和讀者“辯論”。她從小就有這樣的習慣。她的父親——學者、評論家潘旭瀾——在書房寫作，會被她拉到客廳，在幾杯茶的時間裡，和她辯一辯對諸葛亮、杜甫、李後主的看法。
講古詩詞時，她會有一個潛在的辯方。比如蘇東坡寫朋友王定國和柔奴流放嶺南歸來的詞。主仆都有超越困境的氣宇。關于這首詞，前人有過這樣的評論：“仆尚如此，何況主人？”她就很生氣。她覺得蘇東坡是在贊美女性，一個獨立的不畏艱辛的女性，而不是作為男性依附者的女性。她不怕得罪誰，她要辯，她相信道理越辯越明。關于被拐婦孺的法律條款，更是如此。她相信暗黑的東西不會消失，但“我們要用共識豎起一道牆，将醜惡的東西壓在角落”。
▲2021年4月20日，廣東梅州警方解救一名被拐的9個月大的嬰兒。第二天，嬰兒回到了家人的懷抱 圖/廣東省公安廳
她原本想，這樣的議案或建議，肯定會有很多，自己要不要寫？這些不斷糾纏的想法讓她覺得疲憊。潘向黎在《文彙報》工作22年，做到首席編輯。2020年5月調入上海作協，是其中一位副主席。她是上海兩位有作家身份的全國人大代表之一，另一位是王安憶。
春節期間，她準備在家裡寫一篇已經構想好的小說，但看着新聞，怎麼也寫不下去，小說始終沒寫出來。原本計劃由十個短篇小說構成的集子，隻有九篇。“還寫什麼呢？”她決定寫議案。她擅長寫小說、散文、論文，但寫議案讓她頭疼。議案有“案由”、“案據”、“方案”三段格式，不能引用，不能注釋。議案部分發表後，她在朋友圈說，請認識的人一定向提供這些觀點的學者表示謝意。
雖然她一直說自己是慫人懶人，但她在凝聚意志的時候，有某種堅硬。她不反對說她雌雄同體。新書最後一章寫的是辛棄疾。“若欲解厭世冷淡，讀辛棄疾。欲破精緻利己，讀辛棄疾。欲振萎靡無聊，讀辛棄疾。欲治氣血兩虧、虛弱頹喪，更須讀辛棄疾。”她以此作結。“如今滿天下都是精緻利己的人，讀讀蘇東坡、辛棄疾，内宇宙稍微撐大一點好不好？”整本書，十二講，沒有李清照，全是男性。她從不認為自己是女性主義者，她覺得意識不到自己的性别才是正确的。“沒有什麼是女性一定要做的。”
在她眼裡，“蘇、辛”是宋詞最高峰。“蘇東坡肯定不會像我剛才那樣，說着說着就流下眼淚。他肯定是一個不輕易流下眼淚的人。文藝作品是心結的産物，但蘇東坡一邊結一邊解。蘇東坡是自我寬解的高手。他太有智慧了。”她說自己真哭真笑，很傻。
有朋友跟她讨論宋詞，說不喜歡蘇、辛。潘向黎對他說，那我待會回去就寫一篇《與某某某絕交書》。連蘇、辛都不喜歡，還能說喜歡宋詞麼？潘向黎說這讓她氣憤，覺得自己達到了憤慨的極緻。現在，她覺得還不至于，“比那種說不讓光棍買媳婦村莊會毀滅的人要好一點。”
她寫東西不喜歡太直接，書裡隻有一處提到疫情。寫這本書的時候，正好是疫情的兩年。“歐陽修寫，‘曾是洛陽花下客，野花雖晚不須嗟。’有過心底的美妙就夠了，這是一輩子力量的源泉。”潘向黎說這是“落落大方的宋”。
“真有一個五星級酒店在那裡，不用上班，讓你待一輩子，你也待不住。生命的本質就是時間，時光流個不停，我們不應該太拘泥于眼前，也不可以太沉湎于自己的情緒。失落也好，想不開也好，時間嘩嘩地就過去了，有點可惜，這是我中年才想明白的。”潘向黎說，“你根本不知道明天會怎樣，想做的事情，現在就去做。”
人大代表：一個莊重的發聲管道
南方人物周刊：這次全國“兩會”，作為人大代表，你都提了哪些議案和建議？
潘向黎：我有一個《關于修改刑法中拐賣婦女兒童罪的議案》。還有兩個建議：一個是《關于設定高校“間隔年”的建議》。聯考之後，很多人根本沒有時間停下來好好想一想，我到底什麼地方有天分，我真正喜歡什麼，出了大學慌不擇路找工作。給他們一個“間隔年”，稍微停下來，清醒一下，面對真實的社會，看看自己适合幹什麼；另外一個是《建議加強“劇本殺”版權保護 促進市場健康良性發展》。我們應該把“劇本殺”的作者當成作家的一部分，“劇本殺”作者的權益應該受到保護。
▲2022年3月9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舉行代表小組會議，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作家協會副主席潘向黎參加小組讨論 圖/中新社
南方人物周刊：大家最關心的是《關于修改刑法中拐賣婦女兒童罪的議案》。
潘向黎：前段時間，我日夜在看那些被拐婦女兒童的材料，難以承受，不能寫東西了。不隻我一個，很多作家都不能寫東西了。我不太會技巧性地寫作。我真的是調動起所有的感情來寫東西，否則就是趵突泉枯水了。我沒辦法用自來水冒充泉水。
我是作家，我是女性，就已經受不了了，況且我是人大代表。我覺得我不适合做人大代表，不适合的理由很多。我這個人，狀态好的時候詩情畫意，狀态不好的時候很頹廢，躲在家裡，誰都不見，窗簾都要拉起來。這樣的一個人，怎麼适合做這樣一種很堅硬的、需要超強理性的工作？我覺得人大代表是一個莊重的工作。對于拐賣婦女兒童罪的問題，我考慮走一個正式的管道，沒有比人大代表這個平台更強的地方。
南方人物周刊：會有一個說服自己的過程嗎？
潘向黎：雖然現在大家對作家不抱很高的評價和期許，但是，我自己還是以讀書人和知識分子自居的。這些事情會帶給你很多無聲無形的壓力。你既然說自己是知識分子，能免除自己良心的負擔麼？這種重負，我們一定會背很多很多年。不一定這些姐妹被解救，我們就能卸下來，很可能還是卸不下的，但是我覺得我可以減輕一點，這樣才可以恢複其他的工作。
我就想，我得寫。寫的時候，我要先看案例，我看了三天，哭了好幾次。這些案例，你讓我看一年，會受不了的。我覺得，不能再看了，選了幾個最典型的案例，就開始寫。寫的時候完全刹不住，眼淚嘩嘩流。過去兩天半了，我連寫議案的門都沒摸着。我知道這不行，就重寫。第一步是看法律人士的文章，如法學家王錫鋅的。這樣的文章看多了，我就好一些了。法律界人士非常專業，對我很有幫助。
南方人物周刊：都看到哪些法律方面的意見？
潘向黎：概括起來說，三種意見。一種最保守的意見是不要改刑法，現在的法條沒有什麼問題，隻是執行上的問題。現在，買受方最多判三年，大多數是判一年左右。但是有很多條款可以追加，強奸罪、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罪、傷害罪、侮辱罪等等，都是可以往上加的，可以加到二十年以上。
第二種意見是改成買賣同罪。五年起判，最高一直到死刑。因為這樣的共向犯罪，雙方的刑罰都很嚴重，就像買賣槍支和毒品一樣。隻有兒童和婦女的販賣，兩方相差很多。
第三種是買賣同罪，提高起判點。起判就二十年。這就是嚴刑峻法。罪不可赦，對人權的侵犯、毀滅家庭等等。理由我很贊成，但是二十年到死刑，這個我沒有采用。雖然看上去更解氣，但我們不得不考慮曆史遺留問題以及解救受困婦女兒童的空間。我寫議案的時候就很謹慎。
南方人物周刊：整個議案的理念是什麼？
潘向黎：第一，不能向陋俗、不能向生育繁衍的利益妥協，必須同罪，應該五年起判。第二，這不隻是保護婦女和兒童，不是保護弱勢群體，這是憲法保障基本人權。人身安全、人身自由、人格尊嚴，這是一個社會共同體的核心利益所在。我讨厭一種說法，寫了很多條款，後面拖一句——婦女兒童要保護。不是這樣的。這就是人權。難道一個婦女、一個兒童被拐賣，遭受慘烈損失的，隻是那個婦女那個兒童自己嗎？難道沒有那個父親那個丈夫那個男朋友那個兄弟嗎？難道沒有受驚吓的親戚和鄰居嗎？有人會說，那些光棍怎麼辦？如果不同情他們的話，他們就慘了。一輩子娶不上媳婦，或者這個村莊消失？我的回答是，不可以存在優先性别。不能在任何地方，為了任何人的利益、風俗和他們的偏見，去讓女性付出代價，不存在這樣的潛在邏輯。
南方人物周刊：你是怎樣修改議案的？
潘向黎：我寫第二稿的時候，就冷靜很多。前面第一稿都是案例。第二稿，我加了很多法律界的意見。我按照作家尊重版權的習慣，會寫，“正如王錫鋅教授所說”，雙引号開，雙引号關，清清楚楚。我把議案交上去，上海市人大從業人員說這樣不行，議案不能引用别人的話。我請市人大專業人士幫忙，做了調整，整整寫了十天。
南方人物周刊：送出議案之後呢？
潘向黎：議案需要征集同團30個代表的附議。我們上海團比較小，直轄市，一共幾十個全國人大代表，附議的難度就比較大。而且，不可以跨團拉票。
我征集到了30個人的附議，其中包括王安憶老師。因為有人在說作家不發聲，我這兩天還到處幫人家解釋。我說，不不不，不要這樣說，我說我們上海團，王安憶老師就附議了。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方式。如果你那些天看我的朋友圈，也會覺得我這個人像死了一樣的：潘向黎在幹什麼？她難道不氣嗎？不要這樣講。也許有人用作品來反映。文學一向是殿後的。這不奇怪，你不能要求一個作家像新聞記者似的，沖在第一線。我對我的同行是這樣了解的，作家大多數是内心豐富、性靈優美的，他們對人世間的一切做出什麼樣的反應、何時做出反應，都不能簡單預料。
南方人物周刊：争取附議又是一個什麼樣的過程？
潘向黎：我們在上海有個行前會。以前是到北京開會，征集聯名議案，需要上去演講。我演講過的，很緊張。一個個上去講，每個人講幾分鐘。别人說，拼語速的時候，潘向黎很占優，因為我語速很快。
現在有疫情，這個環節取消了。為了防疫，我們就改成在行前會上征集聯署。在一個大會議室裡開會。大家會翻看議案。一張正式的表格，上面是議案的名字，附議的人會寫下自己的名字和号碼，還有聯系方式和位址。相關部委也會給附議的代表回複。那天我順利征集到了30個以上的代表聯合署名。
南方人物周刊：你的議案在媒體上部分登載後，收到過怎樣的回報？
潘向黎：我的心情好很多。壓力來自兩部分：一部分是說，你沒有必要這樣做。有關部門一定會管的，你們不用在那兒嚷嚷；第二種壓力來自比我更理想主義的朋友們。他們說我講的這些一點都不過瘾。他們覺得應該“20年起判，盡量死刑”。隻要賣了買了，就是數罪并罰，一律從重從快。還有一種說法，說你到底是法律外行。你講了那麼多憲法、人權、性别的優先順序，你講這些幹嘛呢，你作為作家的弱點全暴露了，一點都沒有力量。
說我添亂的人，我就說，見仁見智吧，我覺得我是在幫忙。說我寫得不過瘾的人，我說，不用你做太難的事，你在朋友圈發一個給我看看，讓我參考參考。說我是外行的人，我說，我這是普法教育。我從憲法講起，不是動感情來講的，不是發洩情緒。我的議案寫得非常理性，我覺得這比幹罵要好。
作家：真心的東西是打動人的
南方人物周刊：這本講古詩詞的《古典的春水》，和你之前的書相比，有什麼特點？
潘向黎：我寫這本書，有一個好處，我背後做了很多功課，有很多潛台詞，但我沒必要都寫出來，我一定要把冰山上最尖的、最閃光的東西突出來，要把我最真心的東西寫出來。我覺得真心的東西是打動人的。
南方人物周刊：寫了這麼多年，在寫作方面，如何自我評價？
潘向黎：我覺得自己在悟性方面是很不錯的一個人，我的領悟力很好，這跟專業無關。我比較敢講，沒什麼扭扭捏捏。比如我在這本書裡對劉禹錫的肯定，很多人不敢說的。我說他的懷古詩的見識超過杜甫。很多人覺得杜甫的地位是不能撼動的。我就說了啊，我不是這個專業的學者，我就是作家的任性。作為學者，會考慮他的老師，會考慮他老師的老師，會考慮師兄的立場，會考慮師妹會不會沒飯吃。可能因為他的觀點，一個課題就泡湯了，一篇博士論文就通不過。我不用考慮，我是作家，我不用管這些。
▲魯迅文學獎得主潘向黎
南方人物周刊：寫小說會有什麼不同？
潘向黎：我寫小說倒很含蓄，點到為止，點破了就不好玩了。但在小說裡我也會推主人公一把。我寫過一篇小說叫《舊情》，一位男子面對前女友的困難處境，焦慮又同情，不知道該怎麼做。作為一個小說家，我推了他一把，把他沒有表達的半步推了一把。
南方人物周刊：在現實當中，這“一把”是否存在？
潘向黎：如果我知道，我也會推的。不要那麼怯懦，不要想那麼多，人都是要死的，有什麼好怕的。人生充滿波折，充滿未知，不要想那麼多。喜歡一個人就表達，想結婚的時候，心動就行動。你想得多，前面就一馬平川了？就走在鮮花叢中、就走在絲絨地毯上了？這是很荒謬的。我恰恰是對人生沒那麼樂觀。我是一個悲觀主義者，是以我在很多時候表現得非常熱情奔放，非常地支援所有人。朋友要結婚，我就說結吧，祝福你。想離婚，離吧。我就是這種人。他/她想離婚，為什麼不支援呢。支援啊，希望他/她有第二春啊，不行就第三春啊。勇敢地去了結，去承認。該打你的耳光去接受，去挨那一下子，請忠于你的内心。
南方人物周刊：有評論者說，你的作品力度似乎還不夠。
潘向黎：有的人說我寫的題材狹窄了一點，總是寫都市和白領，都是一些生計不成問題的人，說我很少寫生存啊，掙紮啊。我覺得這是興趣的問題，不是我不知道，不是不能寫。這是審美趣味，這是另一部分的工作，這是藝術性的工作。一個作家不敢堅持自己的趣味，還當什麼作家。
如果說我缺乏點力度，我很難反駁，但這裡面多少也包含了長期以來對城市文學的一種刻闆印象。我想，有力量的文學作品撼動人，有美感的作品沁潤人，都有價值的吧。不能用舉重的标準來評判藝術體操，對吧？
▲潘向黎（右）在新書釋出會上
女性：我不是女性主義者
南方人物周刊：在這本新書裡，你寫到了蘇東坡對柔奴的贊美。
潘向黎：在古詩詞的鑒賞裡，有時候，女性也沒有得到公正的評價和欣賞。我當然是打抱不平了。無數女性都是這樣的。最後她們被贊美，也隻是一個随時準備為男性做出犧牲的溫良恭儉讓的形象。但是我覺得蘇東坡寫的美，真的是大美，是不分男女的。他就覺得柔奴非常的美，他欣賞這個女性，把她寫得很進階。我書裡面說，他用在柔奴身上的詞，通常用來贊美高潔的士人。蘇東坡本來是一個士大夫，他能把贊美士大夫的詞用在一個女性身上，這是一個多麼大的贊美。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的同道。我覺得蘇東坡見到王定國和柔奴，是見到了兩個朋友，見到了兩個知己。蘇東坡把柔奴當作獨立的人，不是王定國的附屬。不是說你很不錯，你忠肝義膽，跟他去受了苦。不是這個意思。你很了不起，我為你點贊，當面點。我真高興，我是你的同道，我也是這樣挺過來的。我覺得這是潛台詞，難道不是嗎？蘇東坡在詞前面還寫個序，就怕你們不明白。
蘇東坡一向對女性很平等。他很多朋友弟子的妻子都很仰慕他，是他的粉絲。蘇東坡流放的時候，甚至會得到他弟子的妻子為他做的衣服。他跟人講話，這些人的妻子會躲在屏風後面一直聽，然後對丈夫說，一定要追随他。這些人不是一般的“追星”，一定感受到他是那種真正的仁者，很寬容很優雅，有樸素的兩性平等觀。
南方人物周刊：蘇東坡身上似乎有某種現代意識。
潘向黎：有。他就是這種人。他是一個很“識人”的人。他沒有混賬邏輯，他沒有先分出男人，再在男人裡分雅俗，分高下，分有趣無趣，他不是這樣的，他覺得人就是人。比如說他到海南儋州，語言不通，他也會跟黎族的樵夫聊天。蘇東坡是跟所有人都共通的人。
南方人物周刊：從小到大，你的女性意識有變化麼？
潘向黎：沒有。薔薇色的部分還是薔薇色的，但限定在小範圍内。現實的東西、風刀霜劍、柴米油鹽都經曆過，都懂了。有很多痛苦，有很多考驗，但并不是說，我以前沒有女性意識，現在突然有了。
南方人物周刊：你是女性主義者麼？
潘向黎：從來不是。我覺得做人就應當如此。我覺得自己挺幸運，這種正常的東西沒有被壓癟過。我沒有一個被摧毀被壓癟的過程，一直是自我比較飽滿的狀态。有的人生活對她很不公正，把她壓得癟癟的，然後她慢慢修複。我沒有特别意識到性别這件事。我既沒有因為自己是女性而占什麼便宜，也沒有因為自己是女性而吃什麼虧。有的女權主義者是逢男必反——男人沒有一個好東西。我從來沒有這樣認為過。我的這本書裡面，你發現沒有，全是男的。沒有李清照。關于她，我應該說不出什麼自己的有意思的話，是以就不寫了。我覺得她可以做到的，柔奴都做到了。其實她比柔奴更幸運，她生在那樣的家庭，嫁了那麼個人，她可以再大一點。雖然她也有“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這樣的句子，别人說這個人很陽剛，我覺得就這一首而已，能再大一點嗎？她還是狹小了。她是在狹小裡做到了極緻。但就這個極緻而言，有周邦彥啊。
南方人物周刊：你喜歡的男性作者是偏知識分子型的？
潘向黎：都是士大夫吧，我喜歡士大夫，我喜歡氣宇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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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的春水》1本
截止時間：2022年4月5日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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