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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寂三年半,Uber 自動駕駛緻死案“安全員”發聲:希望得到公正的審判

沉寂三年半,Uber 自動駕駛緻死案“安全員”發聲:希望得到公正的審判

編者按:

Uber 的自動駕駛緻死案,至此已過去了四年。在正常的認知中,事故原因似乎也已定性——由于車内的安全員分神進而釀成大禍。如今,當事人 Rafaela Vasquez 公開接受采訪,首次提到了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或許,除了她自身,Uber 以及亞利桑那州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責任。

Rafaela Vasquez,她是全球首起自動駕駛緻死案的安全員。

沉默了三年半時間,Vasquez 選擇現身談及她在那起事故中所經曆的一切。

在近七個小時的交談中,她積壓已久的情緒也終于得到釋放。隻是,Vasquez 仍無法平靜地面對因車禍所造成的傷害。

她曾處輿論漩渦中心。

人類與技術的「博弈」以生命作為代價,她是自動駕駛時代第一個承擔這種痛苦的人。

一方面,這起事故給整個行業都敲響了警鐘;另一方面,這起事故也正不斷淡出人們的視野。

通過這篇文章,新智駕試圖去還原這場波及甚廣的悲劇背後的鮮為人知的故事。

以下是外媒報道的原文,新智駕作了節選以及不改變原意的編譯:

飛來橫禍

“我不知道該怎麼解釋,但我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司機。”

當警察找到Rafaela Vasquez,并詢問她是否是事故的肇事人時,她說:“我是一位安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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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 Rafaela Vasquez

2018 年3 月 20 日晚,身為Uber 安全員的Vasquez,駕駛着一輛沃爾沃SUV自動駕駛車。穿過公司車庫時,牆上的一幅海報映入Vasquez 的眼簾,畫中的司機邊開車邊低頭看手機,旁邊印着一行字提醒着:It Can Wait(甯等三分,不搶一秒)。

21: 15 時,機械般的重複駕駛工作,已讓 Vasquez 略感疲憊 。

這條位于亞利桑那州區的路段,之前她跟着測試車已經反複跑了72遍。“不過是尋常的一天。”随後,Vasquez 便開啟了自動駕駛模式。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了,車輛行駛到了城市中心區和沙漠區之間的荒涼路段。

此時,Uber 系統識别到前方 5.6 秒外有一個不明物體,但報警系統并沒有向Vasquez 發出任何提示。計算機不知道如何定義前方的物體,在「車輛」和「其他」之間反複猶豫。

在距離檢測對象2.6 秒時,系統終于給出了識别答案:自行車!而1.1 秒後,又切換到「其他」選項。但刹那間,再次落回到「自行車」。

最終,系統在反複計算後作出了一個決策:嘗試讓車輛繞過它。

但一切都已經來不及了,車禍已經發生了。

在撞擊前的0.02秒,車輛仍以 62 km/h 的速度往前沖,Vasquez 此時絕望地抓住方向盤。

0.2秒後,系統終于有了反應,它提醒Vasquez:該減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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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壞的自行車在人行道上刮出一道 7 米長的劃痕。一位穿着深色衣服的女性痛苦地蜷縮在地上。

Vasquez 立刻撥打了 911。

漫長的兩個小時裡,Vasquez 大腦一片空白,她不斷地詢問傷者的最新情況,最終得到了讓她愧疚一生的消息:因傷勢過重,受害者去世了。

圖注:美國國家安全運輸委員會公布了事故前 10 秒圖像,暴露了 Uber 軟體上的漏洞。來源:Wired

這次事故中Uber 的測試車處于完全自動駕駛模式,是世界上第一起自動駕駛汽車緻死事故。

這場車禍,也被業内視為:本可以避免的悲劇。

自動駕駛汽車被研發的初衷,便是通過技術去解決各種不安全地駕駛行為。相關資料顯示,一個多世紀以來,自動駕駛技術已基本可以應對人類開車時會出現的正常失誤。

“這将是整個行業的滑鐵盧。”Vasquez提到。她也因為這起事故瞬間深陷全球範圍内的輿論漩渦之中。

她很焦慮。她無法界定責任歸屬、也不清楚安全員具體的職責所在。

“我對所發生的一切感到無力,” Vasquez 告訴警察,“ 這不是我所期望的。”

來自亞利桑那州的「溺愛」

“亞利桑那州歡迎Uber。”

該州州長 Doug Ducey 一直希望引進一些高科技公司到他的轄區之内。

同時,他也及時下發了幾項利好政策,包含讓Uber 和Lyfts 得以進入鳳凰城最大的機場開展業務、允許相關公司在亞利桑那的公共道路上測試自動駕駛汽車等。

于Uber自動駕駛而言,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機遇。

當時,Uber 首席執行官 Travis Kalanick 将自動駕駛計程車業務視為一場生存之戰,尤其是與谷歌的決鬥。

2015 年年初,Uber 業務增長已現疲态。為此,Uber 從卡内基梅隆大學的機器人部門挖走了40 名專家,建立了Uber Advanced Technologies Group 公司,希望它能為Uber 注入自動駕駛的生機。

2016 年12 月,在Uber 拒絕測試許可後,加州撤銷了它的測試車注冊。幾個小時後,Ducey 在推特上呐喊:“Uber,加利福尼亞可能不想要你,但亞利桑那永遠歡迎你!”

第二天,Uber 的沃爾沃自動駕駛SUV便開向了亞利桑那州。

在行業認知裡,自動駕駛車輛行駛的裡程,是算法活力的關鍵之匙。

是以,在整個2017 年,随着亞利桑那州逐漸成為Uber 最大的測試站點,公司要求 KPI 一再加碼—— 先是數十萬英裡測試裡程,然後是數百萬英裡測試裡程。

很快,Uber 的40 輛汽車便在亞利桑那數千英裡的郊區投入運作。安全員每天輪班運作多達 8 個班次,他們需要在自動駕駛系統有偏差時即作出糾正。

“完成這個KPI十分困難。”教育訓練安全員的前雇員Jonathan Barentine 表示,“但我們隻能加速跑。”

到 2017 年底,Uber 對外宣稱,每周自動駕駛車輛可測試84000 英裡。

此外,監管機構當時幾乎是完全放任的态度。

自動駕駛政策的主要制定者 Bryant Walker Smith 告訴媒體,亞利桑那州或将因為自動駕駛而備受關注:要麼是非常成功的營運經驗;要麼就是非常慘痛的車禍事故。

他一直發出提醒,“這種程度的放任是十分危險的。”

安全員減少至一個

一方面,亞利桑那州對 Uber 放權太多;一方面,Uber 也在不斷給安全員放權。

在路測的頭幾個月裡,Uber 會安排兩個安全員一起工作。兩者分工明确,主駕駛位的人提示前方道路情況,而副駕駛位的人則在電腦上逐一确認系統對相關物體的檢測情況。

一旦預測到即将有碰撞發生,駕駛座上的員工也可以立刻接管車輛,後期再将行車記錄上交公司。

2017 年秋天,Uber宣布将改變測試計劃:每輛車隻配備一個安全員。

有人提到是因為技術越來越好了。但業内人士認為,随着自動駕駛部門每年的花銷遞增,Uber 當然希望将勞動力成本延伸到更多裡程,盡管Uber 一直否認成本是其中的決定因素。

為此,業務部門隻得跟着公司要求,急忙重新教育訓練安全員單獨管控汽車的能力。

負責人Jonathan Barentine表示,單個安全員的工作模式隻适配于更成熟的系統版本,這樣可以盡量減少人類接管車輛的次數。

安全員卻對獨自看管汽車感到不适應。他們需要通過安裝在中控台的平闆電腦輸入車輛的性能回報,而整個工作期間,沒有同伴的提醒和交談來對抗機械性工作帶來的疲憊感。

并且,自動駕駛模式下,車上長時間沒有“第二雙眼睛”的監督,安全員們很難抵擋手機的誘惑。

但Uber一位主管卻表示,99% 的管理層希望這個“減員”計劃能繼續下去。

Uber的相關從業人員偶爾會追溯抽查,随機挑出一些車輛的行車記錄儀檢視。但由于日程安排繁忙和裡程數急劇增加,抽查并不頻繁。

Vasquez 的主管後來告訴調查人員,他從未檢視過Vasquez 在工作時的視訊。公司也沒有實時盯着安全員,“我們不希望他們認為自己是被監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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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ine Marie Herzberg的墓地

但是,無論是監管人員還是安全員,都面臨一場與自動化的西西弗斯式戰鬥:系統越智能,人就越不需要參與;但越少的人參與,就越難集中注意力。

包括之前因未能專注工作被解雇的Beltran 也認為,失誤部分原因是公司決策造成的。“如果車裡有第二個人,我們絕對不會在開車時開小差。”

2018 年3 月13 日,也是事故發生前五天,Uber 自動駕駛卡車部門的營運經理Robbie Miller 向公司高管和律師發送一封郵件。Miler 抱怨道,汽車部門的一些司機并非訓練有素,之前幾乎每隔一天就會有車輛損傷報告。

他敦促該公司,務必在每輛車上安排第二名安全員。同時他還認為,“大幅削減車隊規模,将顯著降低Uber 自動駕駛部門卷入事故的可能。”

五天後,Vasquez 從車庫出來,開始第73 次環遊斯科茨代爾環線。

那天晚上她在路上的 39 分鐘裡,系統隻要求她接管了車輛一次,持續幾秒鐘。“還是發生了,我們......殺人了。”如前文提到,之後車禍還是發生了。

“我不能給出法律評判。”警察告訴Vasquez,“但我知道這不僅僅是一次簡單的交通事故。”

他說,警察的記錄儀正在運作,一切都将“公開進行”。他同時警告,任何改變資料的企圖都是犯罪行為。

淩晨時分,Vasquez先是回到了Uber總部,而後開車回家。肇事車輛被拖到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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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和Uber 代表人的電子郵件

真相到底是什麼?

當晚的事故發生後,Uber 員工幫助警方拿到了事故車輛的行車記錄儀以及存儲卡 ,這在之後的調查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根據錄像顯示,自動駕駛車輛行駛過程中,Vasquez 坐在駕駛座上但偶爾低頭凝視自己的右膝,視線離開路面的平均時間為 2.56 秒。在事故發生前的一段路,她的視線離開路面最長時間超過 26 秒。

在一次 5 秒鐘的低頭分神後,由 Vasquez 負責的這輛沃爾沃最終撞向了受害人 Herzberg。

Vasquez 起初對警方的公開立場感到安慰—— 時任坦佩警察局長的 Sylvia Moir 曾向《舊金山紀事報》透露,“任何方式(無論是自動駕駛還是人為駕駛)都很難避免這起事故。Uber 可能不會受到指控。”

随後,Sylvia Moir 便收到了大量“極度憤怒”的郵件,指責警察局與“殺人犯”同謀。迫于群眾壓力,警方還公開了事故前的行車記錄儀錄像,這也為 Vasquez 後來的日常生活帶來了巨大的困擾。

為了進一步調查事發當時的情況,警方要求 Vasquez 上繳手機,包括一台黑色外殼的工作手機以及一台金屬外殼的個人手機。

調查結果顯示,事故發生前幾分鐘,Vasquez 并沒有接打電話或是發送短信,但不排除用 Netflix、Hulu 和 YouTube 看視訊的可能性。

Vasquez 強調,當晚工作時,她的個人手機放在身後的錢包裡,工作手機置于副駕駛座位附近;工作期間,她時常低頭關注安裝在中控台的 Uber 平闆,擡頭發現受害人時已來不及刹車。

不過,警方調取了當晚 Vasquez 手機中流媒體應用程式的資訊,進一步發現:YouTube 和 Netflix 在事故發生前後的幾個小時内均未檢測到動态。

但在兩個月後,Hulu 的法律團隊報告稱,事發當晚 9 點 16 分之後,Vasquez 的個人手機開始播放選秀節目 The Voice。該節目于 9 點 59 分關閉,而事故發生在 9 點 58 分。

案件的調查持續了很久。去年夏天,Vasquez 的兩位新律師為其辯護道:Vasquez 當晚确實在用 Hulu 播放 The Voice——但她沒有看,她在聽。這是被允許的事情。

這讓警方感到迷惑,“如果她一直在看路,這次碰撞完全可以避免。”

此外,Hulu 僅安裝在 Vasquez 的個人手機上,即帶有金屬外殼的手機,但行車記錄儀顯示,Vasquez 曾将具有黑色外殼的工作手機放置在靠近自己右膝的位置(也就是她時常低頭凝視的範圍),這部手機裡沒有 Hulu。

盡管調查結果與當初 Vasquez 的供詞有出入,但律師堅稱,Vasquez 低頭是工作所需,她是無罪的。

至今,也沒人知道當晚到底發生了什麼。

Uber 的「補救」

這場悲劇發生的第二天,媒體紛紛進行了報道,專家們則抨擊亞利桑那州寬松的監管環境,呼籲全國暫停自動駕駛測試,并表示“自動駕駛的發展一定會造成死傷”。

為推動自動駕駛發展付出良多的 Doug Ducey 州長震怒,親自寫信給 Uber 首席執行官 Dara Khosrowshahi:“我的首要任務是保障公共安全。”

由于公開的行車記錄儀錄像引起了大衆的恐慌,Uber 配合了 Doug Ducey 的要求,暫停了自動駕駛汽車測試。

此外,Uber 還進行了技術檢討,對車禍和 Uber 的安全做法進行自我評估,并建立了一個安全顧問小組,其中包括一位 NHTSA 的前任管理者。

那幾天,Uber 的上司層、坦佩警方和 NHTSA(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和 NTSB(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的聯邦調查人員聚集在一起讨論事故調查進展。

期間,Uber 代表團聲稱,自動駕駛系統識别到了受害人,但事故的最終發生是因為 Vasquez 工作出現了失誤。Vasquez 當時并不在場,但她很快察覺到,公司主管對自己的态度已經發生了轉變,甚至不允許她出席公司的重要活動。

事故發生十天後,Uber 同意為受害人 Elaine Herz berg 的丈夫和女兒 Christine Wood 支付賠償金,大概是幾百萬美元。

Christine Wood 沒有自己的房子,她與母親 Elaine Herz berg 常常在事故地點附近露營,她們在經常在那裡亂穿馬路,事故發生後,相關部門在該地區增加了更多禁止穿越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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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ne Wood 還透露,其母親曾因毒品罪在縣監獄服過刑。Elaine Herz berg 去世時,她的血液中檢測出含有甲基苯丙胺,這是冰毒的有效成分,被列為第一類精神藥品。

帶着 Uber 給的和解金,Elaine Herz berg 的丈夫和女兒在梅薩的牧場裡買了一套房子,遠離那個危險的地段。

幾個月後,Elaine Herz berg 的媽媽和兒子也收到了來自 Uber 的和解金。

随着和解的達成,Uber 避免了承擔民事責任。至于刑事責任,事故發生一年後,亞利桑那州的一名檢察官宣布,該州不會對 Uber 提出刑事指控。

事故發生兩年後,即 2020 年 8 月,馬裡科帕縣檢察官将針對 Vasquez 的證據送出給大陪審團。這就是有且隻有 Vasquez 被指控因自動駕駛汽車導緻行人死亡而被起訴的原因。

Vasquez 的辯護團隊表示,通過協助警方進行調查,Uber 有可能對調查進行了引導,将責任推卸給 Vasquez 。

這樣的結果也讓一些 Uber 員工感到震驚和慚愧——大家欠 Vasquez 一個更好的監督環境,“Uber 工程師應該要為軟體 bug 負責,不能簡單把責任歸咎于方向盤後面的那個人。Uber 必須知道這樣的悲劇是有可能發生的。”

不幸的 Vasquez

現在,隻有 Vasquez 處在法律的煉獄中。

Vasquez 曾與 Uber 商量,要求公司支付刑事辯護律師費用,主管同意了,但這件事最後也不了了之。她也一直在等待律師做點什麼,畢竟,如果「使用危險工具殺人」的罪名成立,她将面臨四到八年的監禁。

Vasquez 不想再體驗那種噩夢一般的生活——她曾重罪入獄近 4 年。

Vasquez 出生在馬裡蘭州郊區,她的母親在她 3 歲時死于心髒病,是以她由父親撫養長大。

不過,她的父親是一位嚴格的天主教徒,同時是曾在越南服役的海軍陸戰隊中士,他對自己兒子 Vasquez 所展現出來的女性氣質感到憤怒,并嘗試了各種幹預措施,比如“祈禱同志者和軍人遠離同志者”。

從天主教國小、到足球隊、到軍校,Vasquez 一路被欺負,甚至曾遭到兩名牧師、一名教練和一名治療師的性虐待。Vasquez 說,她曾在三年級時第一次嘗試自殺。

二十多歲的時候,Vasquez 遇到了自己的第一個男朋友,并參與了該男友策劃的一場搶劫案,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

後來的十年裡,她的心理健康狀況日漸衰弱并投入到治療中。

2015 年,Vasquez 決定她需要強迫自己走向人群,是以報名為 Lyft 和 Uber 開車。兩年後,她看到了 Uber 自動駕駛部門的廣告。

2017 年夏天,Vasquez 飛往匹茲堡參加為期一周的新兵訓練營,學員們需要學會将手和腳懸停相應的位置,同時也要學會迅速接管車輛,犯錯的人将在一周内被淘汰。

Vasquez 晉級了,并飛回坦佩市接受更多教育訓練,努力在公共道路上測試自動駕駛汽車。這讓她難得地高興起來,“感覺就像生活重新開始一樣。”

但如今,她卻因為這個選擇陷入了另一個泥潭。

事故的發生給 Uber 帶來了不小的打擊,2018 年底投入使用自動駕駛計程車的計劃跳票,大量員工被解雇。Uber 表示,Vasquez 在 2018 年也收到了遣散費,但沒有透露具體金額。

除了對法律最終審判結果感到焦慮,Vasquez 的生活也受到了嚴重影響。為了不讓人們認出她,Vasquez 已将頭發拉直,也改掉了用彩繩織辮子的習慣;當不得不去便利店時,她會提前做好心理建設再直沖進去。

甚至,新冠病毒的來襲,讓她送了一口氣—— 可以名正言順地戴上口罩。

過去這沉寂的幾年裡,Vasquez 不是沒有試過去申請其他的工作,但結果不盡人意。

目前,她正在照顧正在接受癌症治療的父親,由于經濟壓力太大,她放棄了自己的寵物狗,堅持多年的心理健康治療也中斷了。

在鳳凰城郊區,Waymo 已經能夠提供完全無人化的自動駕駛營運活動,而 Vasquez 正駕駛着一輛已經老化的轎車進入辦公園區——經過三年半的公開沉默後,Vasquez 與記者談論了她的經曆。中途她很擔心路人會認出她,她的腳踝處還佩戴着笨重的螢幕。

就在采訪後的一個月,Vasquez 的父親去世了。她悲痛欲絕,也對案件審判感到更加絕望。

回顧一路走來, Vasquez 覺得自己在某種程度上被背叛了,因為起初每個人都站在她這邊,甚至警察局長。現在情況卻恰恰相反。

但當閱讀完網絡上針對自己的尖酸刻薄的評論後,她自問自答道,“我能得到公正的審判嗎?可能并不會。”

今年二月,最新的裁決下來了:案件即将進入審判階段,且沒有新的大陪審團(此前,Vasquez 的律師曾提議要該召集一個新的大陪審團)。

有專家表,Vasquez 的律師可以在審判中提出他們對證據的看法——除非 Vasquez 選擇完全避免這樣做,“Vasquez 也有可能會尋求認罪協定,如果她被判有罪,可能會減刑。”

不過,專家也認為,審判的結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亞利桑那州對過失殺人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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