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節，你被七大姑八大姨催婚、生孩了嗎？
在年輕人逢年過節的社交煩惱背後，低生育率已經俨然成為了世界範圍内很多國家的普遍現象。目前全球203個國家和地區中，超過80個國家和地區總和生育率低于2.1的更替水準，歐美發達國家普遍處于低生育水準或超低生育水準，德國、意大利、俄羅斯等國早已出現了人口負增長。在東亞文化圈内，南韓在2021年人口出現負增長，日本2020年的出生人口創下百年來新低。
生育率不斷走低，是不是意味着，越來越多的現代人更不願意生孩子了？本期讀刊把目光聚焦在歐美發達國家的低生育現實，同時回顧這些國家在應對出生率困境時的解決方案。作者認為，歐美國家的低生育困境與現代社會中女性角色的轉變有密切關系。進入職場的女性承擔了過多的育兒職責，而政府的适當幹預有助于緩解女性的負擔，也對生育率有正面作用。
撰文 | 王嘉吟
01
“無價”的孩子：
低生育現實
現代社會，人們為什麼還要生孩子？
在我們生活的公共與私人空間，處處都存在着兒童的身影，路上被家長牽在手裡的、抱在懷裡的，遊樂場裡特别設定的小朋友專屬設施與項目，公共交通工具上穿着校服的、叽叽喳喳湊成一堆的。“一切為了孩子，為了孩子的一切”這樣的智語仍然可以在教育設施裡見到。現代人已經很難将孩子當作經濟發展的一部分，雇傭童工被法律禁止、道德譴責。但是兒童及其監護人，經常也引發人們對應該怎麼養育孩子、孩子應該以怎樣面目出現在公共空間、使用社會資源等等的讨論。追溯曆史上兒童的社會意義，社會學家也發現，工業革命後，進入現代社會，——幾乎是當兒童的經濟效益消弭的同時，兒童的情感效益，兒童的境況作為道德倫理标杆的作用越發凸顯。如果說曾經孩子仍有補充家庭勞動力、帶來經濟效益的可能性；随着現代化的程序，兒童越來越成為“無價之寶”。
《給無價的孩子定價》，維維安娜·澤利澤著，薄荷實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1月。
當孩子越來越金貴，人們生孩子節奏似乎也變緩了：如今大部分的發達國家以及一些開發中國家都進入了低、或極低生育率。這一點也常常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盡管說，這種變化是符合社會學、人口學經驗的：
伴随着工業化和現代化程序，人口學觀察到，一個地區的出生率、生育率會逐漸下降。人口學界提出了第一次人口轉型理論，即經過高死亡率高出生率、低出生率高死亡率這兩個階段後，最終社會将轉入低死亡率低出生率的雙低模式。
傳統經驗一般認為總和生育率（TFR: total fertility rate）=2.1，即假設育齡婦女群體平均生育2.1個孩，則能夠保障人口疊代。千禧年後，低出生率、低生育率不再是發達國家獨有的議題，諸多開發中國家也實作了低或極低生育率（TFR低于2.1甚至1.3）。
在這裡有必要簡單區分出生率與生育率：出生率指的是某年内平均每一千人中新生兒人數的比率，是一個實指。總和生育率（TFR）則是一種假設：具體測算中需要依照年齡進行分組，在此可以簡單了解為在某一時間點，預估（15-45歲）育齡婦女一生平均育兒數量。總和生育率的好處在于它更具時效性，不需要等到女性結束育齡期再去統計，更能及時觀測到生育趨勢的變化。
——生育率低是不是說明人們更不願意生孩子了？未必如此。不是人們不願意生，隻是面對社會和個人家庭的種種複雜的現實情況，人們實際上能完成的生育計劃，往往和個人所希望的不一樣。
過去幾十年的研究中，學者們發現，大多數人仍表示有生育意願（fertility intention），隻是往往人們的生育意願要高于實際生育情況。兩者對比，也可以展現出社會現實對于個人人生軌迹的影響。哪怕現代避孕手段出現之前，人們仍然會對于生育進行一定的計劃和控制。在社會經濟不景氣的年代，即便是溫飽無虞的家庭，也會謹慎控制新生兒人數。而以家庭為機關，以異性婚戀關系為例，進行更細緻的觀察，情況還可能更複雜：比如妻子與丈夫在總體生育意願及新生兒性别傾向上的差異等等。
這種意願與實際的差異也展現了生育決策背後的複雜動機。誠然，兒童被認為是純潔、天真、無辜的，連帶着人們認為跨過生門這一舉動應該是“無私”的、值得歌頌的。實際上，當人們進入生育軌道的時候，其原因可能更為複雜。“自私”與否，或許本就不該在考量範圍内。
實證研究表明，準父母們不僅僅期待着新生兒，同時也會期待新生兒能夠彰顯和鞏固婚戀關系、代際關系、與朋友和社群間的聯結，完成社會期待等等。生育這一經曆本身可以成為建立社會身份、調動社會資源的過程。
也有學者反問，現代社會，人們為什麼還要生孩子？如果僅從經濟和個人發展角度來說，生育大抵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美國2013年的統計中，僅養育一個孩子到18歲，平均開銷在24.5萬美金。但是，如今放眼世界，新生代真正脫離原生家庭支援，安身立命的時間越來越晚：曾經一個16歲的少年或可以出門闖蕩，并有可能養家糊口；如今這樣做的人，往往被認為是出于形勢所迫、令人同情的。教育、大學文憑對于個人職業發展、家庭建構的重要性如今也不言自明。如今，即便18歲法律上成年，多數年輕人仍然要倚仗父母完成高等教育、成家、撫育兒童。人們或許還抱着生個孩子能幫忙養老的想法，抛卻這一期待的不可靠與不可預測性，對孩子發展的直接經濟投入外，生育實際上很可能降低或減緩個人财富積累、養老預期。
但生育的成本與難處也不局限于金錢損耗，無論是胚胎還是牙牙學語、蹒跚學步的幼兒，他們均缺乏自主生存能力。在新生兒旁邊放百萬英鎊毫無意義，新生兒不能自己沖奶粉、換尿布、看醫生。兒童作為依附者，須要另外有成年人提供看護服務，年紀越小的兒童，越依賴外界成年人提供的撫育。與此同時，這對于兒童的撫育者、特别是母親的要求越來越嚴苛。如果兒童被認為應該享有高密度的看護服務，接受良好的道德文化教育，維持健康的身體與生活方式等；那麼母親則往往被認定為兒童的首要與主要負責人。
撫育者的工作本已不輕松，而當女性進入職場的時候，工作與母親這一角色職責的關系更加膠着。
《坡道上的家》劇照。
02
母職神話陷阱：
事業家庭“平衡”的幻想
母職神話的陷阱在現實與虛構作品中俯拾皆是。這種叙事中，“媽媽是超人”：在迎接新生命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家庭中的女人們都在成為超級母親的賽道上奔跑。從備孕到生産再到養育，她是自學成才的醫生、護士、老師與指揮官：她要注意自己的吃穿行，還要全方面地、時時刻刻關注、安排孩子在做什麼、要做什麼、該做什麼。從母乳喂養的優劣，公辦或私立幼稚園的選擇，到存多少錢給孩子的未來教育，孩子磕了碰了不開心了，成績有波動了等等，媽媽都被召喚到第一線。
哪怕在未進入正式勞動力市場前，女性一直在提供勞動力——隻是它往往是無償而是以被忽略的。延續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我們可以看到女性在家庭及社群中承擔着各式各樣的勞動，不僅局限于養育兒童即未來的勞動力，還在于維持家庭和社群運作——她們在幕後的工作，是社會再生産的基礎——當男性勞動力回到家中時，他們的工作就可以中止了，而女性則在無休止地勞動。
現代化和城市化的程序給了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機會，婦女勞動參與率的提升，對于更好保障婦女兒童權益、推進經濟發展等帶來了諸多益處。特别是在資本主義市場中，勞動力不分性别，女性對于正式經濟、勞動力市場的貢獻是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于此同時，在資本主義經濟系統與父權社會的兩條鉸鍊中，職業女性無被抛進了“如何平衡工作與家庭”這一陷阱題：這一問題本身即預設了女性在社會勞動之外還應提供家庭勞動——女性承擔着雙重負擔(double burden)。一方面，她必須參與社會正式勞動力市場，有一個工作，拿到工資票、賺錢養家，否則，在資本主義體系中，沒有變現的勞動力是難以被認可的；另一方面，她必須要一天打兩份工(double day)，父權社會要她回到家去輪第二班(double shift)，扮演好一個為丈夫付出的妻子、為孩子犧牲的母親、為家庭無所不能的照顧者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