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節，你被七大姑八大姨催婚、生孩了嗎？
在年輕人逢年過節的社交煩惱背後，低生育率已經俨然成為了世界範圍内很多國家的普遍現象。目前全球203個國家和地區中，超過80個國家和地區總和生育率低于2.1的更替水準，歐美發達國家普遍處于低生育水準或超低生育水準，德國、意大利、俄羅斯等國早已出現了人口負增長。在東亞文化圈内，南韓在2021年人口出現負增長，日本2020年的出生人口創下百年來新低。
本期讀刊把目光聚焦在歐美發達國家的低生育現實，同時回顧這些國家在應對出生率困境時的解決方案。作者認為，歐美國家的低生育困境與現代社會中女性角色的轉變有密切關系。進入職場的女性承擔了過多的育兒職責，而政府的适當幹預有助于緩解女性的負擔，也對生育率有正面作用。
撰文 | 王嘉吟
“無價”的孩子：低生育現實
現代社會，人們為什麼還要生孩子？
在我們生活的公共與私人空間，處處都存在着兒童的身影，路上被家長牽在手裡的、抱在懷裡的，遊樂場裡特别設定的小朋友專屬設施與項目，公共交通工具上穿着校服的、叽叽喳喳湊成一堆的。“一切為了孩子，為了孩子的一切”這樣的智語仍然可以在教育設施裡見到。現代人已經很難将孩子當作經濟發展的一部分，雇傭童工被法律禁止、道德譴責。但是兒童及其監護人，經常也引發人們對應該怎麼養育孩子、孩子應該以怎樣面目出現在公共空間、使用社會資源等等的讨論。追溯曆史上兒童的社會意義，社會學家也發現，工業革命後，進入現代社會，——幾乎是當兒童的經濟效益消弭的同時，兒童的情感效益，兒童的境況作為道德倫理标杆的作用越發凸顯。如果說曾經孩子仍有補充家庭勞動力、帶來經濟效益的可能性；随着現代化的程序，兒童越來越成為“無價之寶”。
《給無價的孩子定價》，維維安娜·澤利澤著，薄荷實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1月。
當孩子越來越金貴，人們生孩子節奏似乎也變緩了：如今大部分的發達國家以及一些開發中國家都進入了低、或極低生育率。這一點也常常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盡管說，這種變化是符合社會學、人口學經驗的：
伴随着工業化和現代化程序，人口學觀察到，一個地區的出生率、生育率會逐漸下降。人口學界提出了第一次人口轉型理論，即經過高死亡率高出生率、低出生率高死亡率這兩個階段後，最終社會将轉入低死亡率低出生率的雙低模式。
傳統經驗一般認為總和生育率（TFR: total fertility rate）=2.1，即假設育齡婦女群體平均生育2.1個孩，則能夠保障人口疊代。千禧年後，低出生率、低生育率不再是發達國家獨有的議題，諸多開發中國家也實作了低或極低生育率（TFR低于2.1甚至1.3）。
在這裡有必要簡單區分出生率與生育率：出生率指的是某年内平均每一千人中新生兒人數的比率，是一個實指。總和生育率（TFR）則是一種假設：具體測算中需要依照年齡進行分組，在此可以簡單了解為在某一時間點，預估（15-45歲）育齡婦女一生平均育兒數量。總和生育率的好處在于它更具時效性，不需要等到女性結束育齡期再去統計，更能及時觀測到生育趨勢的變化。
生育率低是不是說明人們更不願意生孩子了？未必如此。不是人們不願意生，隻是面對社會和個人家庭的種種複雜的現實情況，人們實際上能完成的生育計劃，往往和個人所希望的不一樣。
過去幾十年的研究中，學者們發現，大多數人仍表示有生育意願（fertility intention），隻是往往人們的生育意願要高于實際生育情況。兩者對比，也可以展現出社會現實對于個人人生軌迹的影響。哪怕現代避孕手段出現之前，人們仍然會對于生育進行一定的計劃和控制。在社會經濟不景氣的年代，即便是溫飽無虞的家庭，也會謹慎控制新生兒人數。而以家庭為機關，以異性婚戀關系為例，進行更細緻的觀察，情況還可能更複雜：比如妻子與丈夫在總體生育意願及新生兒性别傾向上的差異等等。
這種意願與實際的差異也展現了生育決策背後的複雜動機。誠然，兒童被認為是純潔、天真、無辜的，連帶着人們認為跨過生門這一舉動應該是“無私”的、值得歌頌的。實際上，當人們進入生育軌道的時候，其原因可能更為複雜。“自私”與否，或許本就不該在考量範圍内。
實證研究表明，準父母們不僅僅期待着新生兒，同時也會期待新生兒能夠彰顯和鞏固婚戀關系、代際關系、與朋友和社群間的聯結，完成社會期待等等。生育這一經曆本身可以成為建立社會身份、調動社會資源的過程。
也有學者反問，現代社會，人們為什麼還要生孩子？如果僅從經濟和個人發展角度來說，生育大抵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美國2013年的統計中，僅養育一個孩子到18歲，平均開銷在24.5萬美金。但是，如今放眼世界，新生代真正脫離原生家庭支援，安身立命的時間越來越晚：曾經一個16歲的少年或可以出門闖蕩，并有可能養家糊口；如今這樣做的人，往往被認為是出于形勢所迫、令人同情的。教育、大學文憑對于個人職業發展、家庭建構的重要性如今也不言自明。如今，即便18歲法律上成年，多數年輕人仍然要倚仗父母完成高等教育、成家、撫育兒童。人們或許還抱着生個孩子能幫忙養老的想法，抛卻這一期待的不可靠與不可預測性，對孩子發展的直接經濟投入外，生育實際上很可能降低或減緩個人财富積累、養老預期。
但生育的成本與難處也不局限于金錢損耗，無論是胚胎還是牙牙學語、蹒跚學步的幼兒，他們均缺乏自主生存能力。在新生兒旁邊放百萬英鎊毫無意義，新生兒不能自己沖奶粉、換尿布、看醫生。兒童作為依附者，須要另外有成年人提供看護服務，年紀越小的兒童，越依賴外界成年人提供的撫育。與此同時，這對于兒童的撫育者、特别是母親的要求越來越嚴苛。如果兒童被認為應該享有高密度的看護服務，接受良好的道德文化教育，維持健康的身體與生活方式等；那麼母親則往往被認定為兒童的首要與主要負責人。
撫育者的工作本已不輕松，而當女性進入職場的時候，工作與母親這一角色職責的關系更加膠着。
《坡道上的家》劇照。
母職神話陷阱：事業家庭“平衡”的幻想
母職神話的陷阱在現實與虛構作品中俯拾皆是。這種叙事中，“媽媽是超人”：在迎接新生命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家庭中的女人們都在成為超級母親的賽道上奔跑。從備孕到生産再到養育，她是自學成才的醫生、護士、老師與指揮官：她要注意自己的吃穿行，還要全方面地、時時刻刻關注、安排孩子在做什麼、要做什麼、該做什麼。從母乳喂養的優劣，公辦或私立幼稚園的選擇，到存多少錢給孩子的未來教育，孩子磕了碰了不開心了，成績有波動了等等，媽媽都被召喚到第一線。
哪怕在未進入正式勞動力市場前，女性一直在提供勞動力——隻是它往往是無償而是以被忽略的。延續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我們可以看到女性在家庭及社群中承擔着各式各樣的勞動，不僅局限于養育兒童即未來的勞動力，還在于維持家庭和社群運作——她們在幕後的工作，是社會再生産的基礎——當男性勞動力回到家中時，他們的工作就可以中止了，而女性則在無休止地勞動。
現代化和城市化的程序給了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機會，婦女勞動參與率的提升，對于更好保障婦女兒童權益、推進經濟發展等帶來了諸多益處。特别是在資本主義市場中，勞動力不分性别，女性對于正式經濟、勞動力市場的貢獻是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于此同時，在資本主義經濟系統與父權社會的兩條鉸鍊中，職業女性無被抛進了“如何平衡工作與家庭”這一陷阱題：這一問題本身即預設了女性在社會勞動之外還應提供家庭勞動——女性承擔着雙重負擔(double burden)。一方面，她必須參與社會正式勞動力市場，有一個工作，拿到工資票、賺錢養家，否則，在資本主義體系中，沒有變現的勞動力是難以被認可的；另一方面，她必須要一天打兩份工(double day)，父權社會要她回到家去輪第二班(double shift)，扮演好一個為丈夫付出的妻子、為孩子犧牲的母親、為家庭無所不能的照顧者角色。
《職場媽媽不下班》，阿莉·拉塞爾·霍克希爾德著，肖索未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9月。
平衡的假想，既然在現實中很難成立，也無可避免展現在生育率上。直到20世紀70年代，在歐美等發達國家，生育率與婦女勞動參與率呈現明顯的負相關：随着越來越多婦女投入職業生涯，她們會生更少孩子或推遲生育。一直到20世紀末，在少數地區（北歐、美國）才出現了兩者正相關的趨勢。近些年來，開發中國家也有呈現這一趨勢：譬如在印度，找到工作的年輕女性更傾向于推遲結婚與生育。
當婦女進入勞動力市場時，她們有更多的事情需要考慮，并決定各項事務的優先級。生育率的下降可能是婦女對育兒時機進行政策性安排的結果。這并不意味着婦女不生孩子，而隻是選擇晚點生：一方面這可能是源于生育帶來的機會成本損失，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是一種累積效應——在職場上的投入潛在降低了女性可以承擔的育兒時間和精力成本。在育齡時間一定的情況下，推遲生育的一個效果即更少的孩子，生育率也随之降低。
前文提到撫育工作需要投入大量、密集的精力和時間，20世紀80年代前後，人口學家提出了“習得假說（learning hypothesis）”：母親作為一種困難的職業并非先天擁有，而是後天的習得，成為母親後，女性越來越會體會到母職的艱辛，特别是兼顧職業與家庭撫育工作的困難——兩者的難以調和在一胎出生後最為明顯。女性漸漸也意識到，維持一個小家庭對于她們的就業與職業發展更有利。美國和瑞典的實證研究中确也觀察到，一胎出生後，女性特别是職業女性的生育二胎的可能性下滑。
女性從事的工作類型也會對生育結果有影響，具體來說工作壓力的強度以及女性對于工作安排的自主權都會影響她們的生育意願。在“工作抑制（job strain）”這個模型下，如果女性認為工作要求高而自主權小，她們就會不願意擴大家庭規模。工作壓力也可能會導緻工作與家庭的沖突：比如各項事務時間安排的複雜性和困難性加劇，家庭生活中溝通成本、感情摩擦的增加。如果女性所在的婚姻家庭較為強調刻闆性别分工與性别角色，女性所遭遇的沖突與困境也就可能更糟糕。在這裡，我們還需要意識到，基于長期存在的性别刻闆印象與職場中的性别陳規，女性在職場中更難獲得有高福利的職位，也更難自由安排工作、協調工作時間。也就是說，職場媽媽們很容易受到兩面夾擊。
如果隻關注生育率，僅擔心生育率下滑，對于職場女性或是一種不公正的審視。一是正如前文所說，全球範圍來看，生育率逐漸降低是人口發展大趨勢，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視婦女參與勞動帶來的生育率走低或是一種積極正面的發展。就業、參與到勞動力市場中，對女性是一種賦權：它允許婦女更多地參與社會活動，減少對家庭的依賴。在讨論第一次人口轉型時，人口學家指出，擁有一份工作有助于婦女的獨立。職業女性更有可能免受家庭的不公正對待甚至是虐待。她們對被家庭遺棄、切斷生存來源的恐懼更小。同時工作也給她們撫育兒童提供了一定保障，讓她們在這方面有更少的擔心。這樣一來，她們在生育這件事上，相對能争取到更多的自由裁決權，更能應對家庭與外界施加的生育期待和壓力。在具體的生育實踐中，她們也或更能有效掌握和溝通避孕措施。
備受關注的女性身體：母職預期下女性的集體困境
生多少孩子、什麼時候生、在什麼樣的婚戀狀況下生育，取決于并同時也反映了人們對于自己身體的掌控程度。女性作為有能力孕育新生兒、承擔生育的主體，卻可能會發現自己輕易陷入泥潭：她們既有可能被看作是具備生育價值的客體看待，被推進婚育的軌道上；同時她們又被認為是生育、提供撫育、維護育兒道德的主體，被寄予極高的母職期望。異性戀父權主導的社會體系中，母親這個職業的困境，無可避免的成為了所有女性的困境：無論女性個體是否有意願成為母親，她們都被看作是潛在的母親，并可能被當作潛在的母親培養與對待。由此一來，在升學、就業、晉升等等角逐中，無論一個女性是單身還是已婚，生育狀況如何，都可能被逼迫到不利地位。
另一方面，男性似乎從開始就不用面對“平衡家庭與事業”這樣的問題。男性在異性戀婚育範式的象征作用或更顯著：父親職位的存在或給異性戀婚戀關系本身，以及其中的妻子角色、新生兒提供了合法性。父親的角色并沒有給男性帶來實際上的撫育責任；具體到日常生活中，男性更輕松并不受指摘地不參與繁複瑣碎的撫育、看護、安排事項與時間、出席各種場合等等家庭工作。
《看不見的女人：家庭事務社會學》，[英] 安·奧克利 著，汪麗 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
政府的宏觀幹預，對于生育率與個人生育實踐也會有不同程度影響。歐洲的經驗來看，政府的幹預政策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政策導向是專注于維護傳統家庭機關與性别角色分工，強調家庭作為育兒的主要場所；另一種政策則是将育兒責任由家庭疏導到社會機構。法國人口學家Chesnais分别把這兩種模式歸納為“家庭型(nation of families)”與“個人型(nation of individuals)”。
具體來說，前者推崇“回歸傳統”的父權上司的家庭倫理，支援男性作為主要的家庭經濟來源，而女性群體回歸到刻闆母性角色中去，去做妻子、母親，家庭中的養育者與看護者；這個模式也着眼在惠及多代共處的大家庭。德國和意大利推行的政策大體上遵循這一模型。
後者則關注承擔生育的個人在撫育中的需求，鼓勵女性在公共領域中的權益，關注兒童的切實生活體驗；在對于家庭的考量上，它更傾向于弱化家庭作為撫育機關的作用，不強調或鼓勵傳統家庭模式。北歐、法國與英國政策基本符合這一模型。就歐洲既往實施效果來看，個人型對于生育或更有鼓勵效果。政府出面，通過制度和經濟手段，保護育齡女性在就業、職場的權益，保護或支援育兒女性留在公共領域中打拼；同時，直接經濟補貼之外，政府或支援社會撫育機構和系統輔助嬰幼兒養育工作，等等。它對于生育率有正面作用，同時對于維持女性勞動參與率也有積極影響。
這一類政策的有效性或許還在于它符合第二次人口轉型的大方向。千禧年前後，面對人口變化新發展，人口學界再次嘗試歸納總結。第二次人口轉型特征包括：低出生率基礎上，婚姻和生育進一步解綁，多樣化的婚育安排與家庭形式并存：比如結婚率走低，離婚、再婚、同居、重組家庭等多種婚戀生活、育兒形式不斷發展。
Christen Reighter，TED演講《我不想要孩子——别再說我會改變主意了》視訊截圖。
對于第二次人口轉型的讨論或許也是反思“家庭”定義和單一婚育軌道的契機。誠然，既往異性戀父權主導的婚育範式仍将存在；但是不可忽視社會中的個體對于自我發展的需求從來不同，對于生育的探讨，也應該最終回歸到對個人的關懷上。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個人的人生體驗與選擇不該隻是完成某一種婚育軌道的手段。育兒的機關可以是傳統範式的大家庭、核心家庭，也就可以是個人，個人選擇的社交網絡、個人選擇的家庭。同時無論育兒在不在個人的人生規劃之中，人也都可以體面的生存，不必承受關于生育道德的職責或者是連帶的生活、工作困境。女性不必成為母親，而母親不必是唯一指定撫育者。一個支援生育的社會環境，必然也是一個準許、支援人們選擇不生育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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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王嘉吟
編輯 | 李永博、羅東
校對 | 陳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