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說宋朝十八帝 之 宋神宗：心比天高卻抱憾而終的改革者
宋神宗
2.與王安石的愛和合離
（5）信任動搖
其一，曾經高度信任（中）
熙甯四年正月二十五，王安石的妹夫、著作佐郎朱明之升任“崇文院校書”。
三月二十九，宋神宗研究“農兵事”，想以免稅為條件，召人充做“弓箭手”。宰相文彥博“以為決不可行”。
王安石說：“恐可行，但亦不須如此，誠以利害驅民訓習”，則何必用此策？”
宋神宗想選任官員，像司農寺接管“制置三司條例司”的職責一樣，由兵部設官主管招弓箭手一事。王安石說：“京諸司固足以提天下之綱要，非特兵部也。”在京各部門本來足以提領天下大事，不止兵部可統。
宋神宗說：“兵部最所急故也。”
王安石說：“誠如此。”
三月三十，宋神宗下诏，派著作佐郎章惇走驿道快速去往夔州路，同夔州路“轉運司”一同處置少數族“夷戶”騷亂問題。此前，因“建免役議，王安石見而稱之”，熙甯元年受任“條例司檢詳文字”的李承之曾向王安石舉薦章惇，王安石說：“聞惇極無行。”聽說章惇品行不好。李承之說：“某所薦者，才也。顧惇才可用否，素行何累焉？公試與語，自當愛之。”王安石接見了章惇，章惇一向善辯，又善迎合，王安石見之“大喜，恨得之晚”。
四月十四，宋神宗對王安石說：“人不能無過失，卿見朕有過失，但極口相救正，勿存形迹。”不要有所顧忌。
王安石感激地說：“當盡死力，不敢存形迹。”
宋神宗“慮難濟”，擔心改革難以成功，王安石說：“此在陛下，不可以它求。”又說：“陛下聖德日跻，風俗會丕變，何憂難濟？”
四月二十，見習“将監主簿”常秩以“右正言”、“直集賢院”官職實任“管勾國子監”，即國家最高學府“國子監”長官。起初，常秩不肯仕宦，“世以為必退者也”，但當“王安石更定法令，士大夫沸騰以為不便，秩在闾閻，見所下诏書，獨以為是”，士大夫議論沸騰，本是平民的常秩卻獨獨認為正确，得到宋神宗的召用诏書，“遂起”，起身出仕任官。
五月十四，發生了一件影響很大、對新法極為不利的事件。開封府東明縣的百姓認為縣府征收“助役錢”不當，相率來到宰相王安石的府第，圍堵上班的王安石，“自言凡數百家”。王安石親自勸說百姓“令退”後，卻沒有提出對事件進行調查，尋求解決辦法，而是把事情歸咎于人，禀告宋神宗：“知東明縣賈藩者，範仲淹女婿。好附流俗，非上所建立，殆不可用。”宋神宗“以為然，因令究東明事”。
十六，司農寺及“開封府界提舉常平司”回奏：“有畿内百姓未知新法之意，見逐鄉大戶言等第出助役錢，多願依舊充役。”
宋神宗下诏，訓示司農寺傳令諸縣，曉谕百姓，“如有不願納錢之人，除從來不當役年月，令依條認本年役，候年月至，則赴官充役，更不令納役錢”。
司農寺及“開封府界提舉常平司”又奏：“乞差府界提點司官分詣縣同造五等簿，升降民戶。如敢将四等以下戶升于三等，緻人披訴，其當職官吏并從違制論，不以赦降原免。”宋神宗“從之”。
但宋神宗“疑初官戶取助役錢少”，懷疑對家中有做官的人的人家負擔助役錢少。王安石“至是白上曰”，到這時才禀告宋神宗說：“官戶坊郭役錢誠不多，然度時之宜，止可如此，故紛紛者少，不然則在官者須作意壞法，造為議論。坊郭等第戶須糾合衆人，打鼓截駕，遮執政，恐陛下未能不為之動心。”
宋神宗“又言”：“曹司都不與祿，反責其受赇廢事，甚無謂。”有關部門的吏員都沒有俸祿，反過來又責怪他們收受賄賂、耽誤事，很沒有道理。
王安石說：“本取助役錢有剩者，将以祿此輩。”本來收取助役錢，如果有剩餘，就給他們當做俸祿。
宋神宗說：“以見役錢，便可早定法制，使知凡今緻紛紛，亦多此輩扇惑。”
王安石說：“早定誠然畏此輩扇惑非也，當令此輩不敢扇惑而已。人主若不能益天下，則不能勝天下，反為天下役。為天下役，則亂矣。”
禦史中丞楊繪向宋神宗上言：“比者畿邑之民來訴助役之不便，陛下霈發指揮，令取問民之便，願與不願而兩行之。中書門下已作劄子，坐聖旨頒下，而司農寺繳還，遂從其請。臣竊謂助役之法果非便乎？則一二年中，自将改之也。假使十分而不願者一分焉，則一分之少，固不能害九分之多；而一分不願者，亦自有役以差之，亦必無放者，但形勢官戶女子單丁素無役者，令出役錢，則已行之矣。司農寺繳還聖旨劄子，豈得無罪乎？”但宋神宗收到奏書後，“不報”，将奏書扣留，不予答複。
楊繪又上言：“東明等縣百姓千百人詣開封府，訴超升等第出助役錢事，本府不受。百姓既無所訴，遂突入王安石私第。安石谕雲：‘此事相府不知，當與指揮，不令升等。’仍問：‘汝等來，知縣知否？’皆言不知。又詣禦史台。臣以本台無例收接訴狀，谕令散退，而通路，乃司農寺不依諸縣元定戶等，卻以見管戶口等第均定出役錢數付諸縣，各令管認升降戶等，别造簿籍，前農務而畢。臣竊謂凡等第升降，蓋視人家産高下，須憑本縣，本縣須憑戶長、裡正，戶長、裡正須憑鄰裡。蓋自下而上，乃得其實。今乃自司農寺先畫數，令本縣依數定簿，豈得民無争訴哉？措置民事，必自州及縣，豈有文移州府不知之理？此乃司農寺自知所行于理未安，故不報府，直下縣，欲其畏威，不畏異議。若關京尹，或緻争執，是以不顧事體如此。今判司農寺乃鄧绾、曾布，一為知雜，一為都檢正，非臣言之，誰敢言者？”
王安石“指陳繪言為不然”，向宋神宗陳說、指明楊繪所言不對，宋神宗“諾之”。
王安石
五月二十六，宋神宗“論人有才不可置之閑處，因言漢武亦能用人才”。
王安石說：“武帝所見下，故所用将帥即止衛、霍輩，至天下戶口減半，然亦不能滅匈奴。”
宋神宗說：“武帝自為多欲耳。”
王安石說：“欲亦不能害政，如齊桓公，亦多欲矣，而注厝方略，不失為霸于天下，能用人故也。”
宋神宗說：“漢武至不仁，以一馬之欲，勞師萬裡，侯者七十餘人，視人命若草芥，是以戶口減半也。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豈可如此？”
這天，王安石“留身乞東南一郡”，在别的大臣離去後獨自留下，向宋神宗請求到東南地區做州府官。
宋神宗“甚怪安石如此”，“固留之”，說：“卿是以為朕用者，非為爵祿，但以懷道術可以澤民，不當自埋沒，使人不被其澤而已。朕是以用卿，亦豈有它？天生聰明，是以義民，相與盡其道以義民而已，非以為功名也。朕頑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卿，師臣也，斷不許卿出外！”
以上宋神宗對王安石所說的話裡，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即宋神宗稱王安石為“師臣”。“師臣”一詞，前所未有，2000年來，國君對大臣稱“師”、稱“父”，隻有2人，一是周武王姬昌，稱前朝老臣、輔佐自己消滅商纣建立周朝的“姜太公”呂尚為“師尚父”，二是三國時期蜀漢後主劉禅，稱丞相諸葛亮為“相父”。對本朝的大臣稱“師臣”，宋神宗是第一個，150年後，宋理宗也以“師臣”稱權相賈似道，是曆史上僅有的兩例。
宋神宗又說：“風俗久壞，不可猝正。事方有緒，卿如何卻要去？且體念朕意，不須恤流俗紛紛。”
王安石說：“臣材薄，恐誤陛下屬意。試觀前代興王，亦有為政數年而風俗不改、紀綱不立如今者乎？”
宋神宗說：“前代或因衰亂，方人情急迫，為之解患釋難，是以易；今頹壞之俗已久，方收斂使就法度，則不得不難。其紛紛亦固宜，但力行不變，自當改。如富弼事，向時宜有按劾，今乃按治。如此等事行之已多，人情恐漸變。”
王安石曰：“以臣所見，似小人未肯革面。臣愚以為陛下誠能洞見群臣情僞，操利害以禦之，則人孰敢為難？但朝廷之人莫敢為邪，即風俗立變，何憂紀綱不立？”
對于離職，王安石未再堅持。
但到了六月十三，因為閤門司官員李評的去留，王安石與宋神宗産生了分歧。王安石“惡李評，必欲去之”。但宋神宗說：“弟恐評有說。”這樣恐怕李評會有說辭。王安石說：“陛下若偏聽，則評必有說。若推鞫，即明見欺罔之狀。”不久宋神宗批示：“可令評更不管勾閤門事。”
十五，王安石“谒告”，請假不再上班。宋神宗“令馮宗道撫問安石”，王安石卻“因附表劄請解機務”。
宋神宗“怪安石求去”，王安石說：“疲疾不任勞劇，兼任事久，積中外怨惡多，又人情容有塵壅。”
宋神宗說：“卿從來豈畏人怨惡者？人情有何壅塞？得非為李評事？”
王安石說：“臣所懷具如奏狀，所陳非有它也。”
宋神宗說：“卿無乃謂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诰知卿，屬以天下事。如呂誨比卿少正卯、盧杞，朕固知卿，不為呂誨所惑。”
王安石說：“臣平生操行本不為人所疑，仁宗朝知制诰，隻一次上殿，與大臣又無黨。及蒙陛下拔擢，曾未及一兩月，初未嘗有所施為，呂誨乃便以方盧杞，此不待陛下聰明，然後可知其妄。若任事久，疑似之迹多，而讒誣之人或過于呂誨，即臣未敢保陛下無疑也。”
宋神宗說：“呂公著與卿交遊至相善，然言韓琦，必以兵讨君側惡人，朕亦不為公著所惑。”
王安石說：“公著此言，亦非特陛下聰明然後可辯。明明在上，豈有如此之禮？”
宋神宗說：“卿之所存，雖朋友未必知，至于衆人，見朕與卿相知如此，亦皆不知其是以。朕與卿相知，近世以來所未有，是以為君臣者，形而已。形固不足累卿，然君臣之義固重于朋友。若朋友與卿要約勤勤如此，卿亦宜為之少屈。朕既與卿為君臣，安得不為朕少屈？”
王安石說：“大臣久擅事，未有無釁者。及其有釁然後求去，則害陛下知人之明，又傷臣私義。”
宋神宗“固留之”，“比三四退，上又固留，約令入中書”。王安石“複具奏”，但“閤門等處皆有旨不許收接安石文字”。
二十，王安石進見宋神宗，說：“陛下不許臣去，臣不敢固違聖旨。然臣寔病，若更黾勉半歲不可強，即須至再煩聖聽。”
宋神宗說：“卿許朕就職甚善，如何卻半年後又乞出？且勿如此。”
八月，王安石之子、前旌德縣尉王雱任“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王雱小時候，王安石與弟弟王安國“白首窮經，夙夜講誦琢磨”，王雱“從旁剽聞習熟，而下筆貫穿，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宋英宗治平四年，王雱考中進士，授官旌德縣尉，赴任之前“作策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皆安石輔政所施行”，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解》，“亦數萬言”。有人把王雱寫的書報告宋神宗，此時王安石要求離職，宋神宗急忙召見王雱，任命了王雱新的職務，而“安石亦喜雱得親近能助己，因不複辭”。
九月，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以“司空兼侍中”出任“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曾公亮起初曾向宋神宗舉薦王安石“可大用”，等到與王安石“同執政”，“知上方向安石，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置條例司更張衆事，一切聽之”，且“每遣其子孝寬與安石謀議，至上前無所異，于是上益專信任”。蘇轼曾找機會責備曾公亮“不能救正朝廷”，曾公亮說：“上與安石如一人，乃天也！”
十月，王安石的弟弟、前武昌節度推官王安國入朝任“崇文院校書”。此前，王安國自“西京國子監教授官”任滿到京城，宋神宗“以安石故召對”，但當宋神宗問王安國：“安石秉政，外論謂何？”王安國回答說：“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宋神宗“默然不悅”。“安國初召對，人以為必得經筵，由是别無恩命。久之，乃得館職”。
王安石變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