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謙語談書風
編輯|謙語談書風
作為二程的私塾弟子,朱熹基本承繼了二程對王安石的評價,其評價總體上可謂毀譽參半。概而言之,肯定的是王安石的道德節義和變革主張,否定的是王安石的新學思想和新法措置。不過各中情形較為複雜,需要分而述之。
“跨越古今,斡旋宇宙”
推崇人品風骨與得君行道。《朱子語類》中有所記載,學生問“萬世之下,王臨川當作如何評品？”朱熹回答“陸象山嘗記之矣,何待它人問？”這裡所說的“陸象山嘗記之矣”，應為陸九淵所作《荊國王文公祠堂記》。
陸九淵認為王安石以堯舜之君砥砺神宗,而神宗亦以“卿宜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勉勵王安石,可謂君臣際遇,千載一時。陸九淵對王安石的人品情操極為贊賞：“蓋世之英,絕俗之操,山川炳靈,殆不世有。”
如此贊譽,足見欽敬之情。然而涉及天下大事,陸九淵卻一反前說,認為王安石《上皇帝萬言書》雖能“指陳時事,剖析弊端,枝葉扶疏,往往切當”，但對法度卻不能深究其義,最終以此自蔽。
朱熹與陸九淵相同,對荊公的人品德行極為推崇,欽敬其掀動政壇、重整乾坤的氣概。
在《跋王荊公進邺侯遺事奏稿》中,朱熹說：“獨愛其紙尾三行,語氣淩厲,筆勢低昂,尚有以見其跨越古今,斡旋宇宙之意。甚矣！神宗之有志而公之得君也。”
從“跨越古今,斡旋宇宙”八字可見,在朱熹心中,荊公的形象非常崇高。朱熹還欣賞荊公的人格情操：“蓋介甫是個修饬廉隅孝謹之人……
論來介甫初間極好,他本是正人,見天下之弊如此,銳意欲更新之,可惜後來立腳不正,壞了！”另外,朱熹極其稱贊王安石和神宗之間的君臣相得：“神宗聰明絕人,與群臣說話,往往略不去,才與介甫說,便有‘于吾言無所不說’底意思,是以君臣相得甚歡。”
“王荊公遇神宗,可謂千載一時,惜乎渠學術不是,後來直壞到恁地。”其《感懷》詩中有言：“經濟夙所尚,隐淪非素期。幾年霜露感,白發忽已垂。鑿井北山址,耕田南澗湄。乾坤極浩蕩,歲晚将何之。”
開篇兩句恰與荊公好友,亦是與其同列“嘉祐四友”之一的韓維“安石蓋有志經世,非甘老于山林者”之語相吻合。如荊公般“得君行道”的君臣遇合,應是朱熹與陸九淵等人最為绮羨的。
縱觀朱熹一生,其并非沒有“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惜乎“未得其方”，引得李心傳為其作《晦庵先生非素隐》一文,陳說其政治履迹,對其平生遭際大為惋惜。
“遺形骸、離世俗”
剖析氣息性格與江西士風。對于荊公高自标置、執拗堅毅的性格,朱熹亦深有了解：“荊公氣習自是一個要遺形骸、離世俗底模樣。”
并引《邵氏見聞錄》記載:包孝肅公請司馬光與安石賞牡丹,席間勸酒，“光不喜酒,亦強飲,介甫終席不飲,包公不能強也。光以此知其不屈”。
在《朱子全書》中,朱熹多次引述他人話語描述荊公形象。諸如引《涑水紀聞》記載,熙甯六年十一月,有官吏不附新法,安石要加罪懲罰,神宗不許,安石再三争辯,神宗終不許，“介甫不悅,退而屬疾家居。
數日,上遣使慰勞之,乃出”。引《上蔡語錄》記載：“(安石）嘗上殿進一劄子拟除人,神宗不允,對曰：‘阿除不得？’又進一劄子,拟除人,神宗亦不允,又曰：‘阿也除不得？’下殿出來,便乞去,更留不住。”
錢锺書先生在《談藝錄》中,援引了宋人俞文豹《吹劍錄》的解釋：“韓文公、王荊公皆好孟子,皆好辯……三人均之好勝。
孟子好以辭勝、文公好以氣勝、荊公好以私意勝。”綜觀荊公《臨川文集》,翻案文章比比皆是,諸如《讀孟嘗君傳》《明妃曲》《商鞅》等篇,蔚為大觀。
難怪蘇轼說王安石是“希世之異人”。可以說,王安石剛強好勝而又執拗獨立的個性對其思辨與文風有着不小的影響。
不過,除了自身性格使然,據李德身《王安石詩文系年》考證,王安石大部分翻案詩文皆作于熙甯變法前後。朱熹所說的“每立異以求勝”，就不單單是私人偏好。
詳加考證,即能發現荊公往往通過對曆史人物和事件的重新審視,推翻既有的成見,借以申明自己的政治主張,回應諸方的質疑和攻讦。
比如《商鞅》篇言：“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這與荊公一貫“變風俗,立法度”的宗旨嚴絲合縫,不能不說是時勢所趨。
但後來二程的弟子楊時卻就此認為王安石是“挾管、商之術,饬六藝以文奸言”(《宋史·楊時傳》)的奸人,此等推斷難以服衆。
“其心固欲救人,其術足以殺人”
認同變法主張與批評新法内容。言及新法,正如《周易·革卦》所說：“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朱熹同于程颢,認為變法是大勢所趨,民意所歸,時運所至。所謂“黃帝堯舜氏作,到這時候,合當如此變,垂衣裳而天下治是大變他以前的事了”。
“熙甯更法,亦是勢當如此。凡荊公所變更者,初時東坡亦欲為之。及見荊公做得紛擾狼狽,遂不複言,卻去攻他。”
“子由初上書,煞有變法意。隻當是時非獨荊公要如此,諸賢都有變更意。”“且如仁宗朝是甚次第時節,國勢卻如此緩弱,事多不理,英宗即位已自有性氣要改作,但以聖躬多病,不久晏駕,是以當時谥之曰‘英’。神宗繼之,性氣越緊,尤欲更新之。”
反對泥古守常：“居今之世,若欲盡除今法,行古之政,則未見其利,而徒有煩擾之弊。”
繼而在《讀兩陳谏議遺墨》中提出：“祖宗之是以為法,蓋亦因事制宜,以趨一時之便,而其仰循前代,俯徇流俗者,尚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聖智,以遺子孫,而欲其萬世守之者也。
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無弊,則變而通之,是乃後人之責。故慶曆之初,杜範韓富諸公變之不遂而論者至今為恨,況其後此又數年,十其弊固當益甚于前,而當時議者亦多以為當變。……則是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而其設心亦未為失其正也。”
朱熹不僅認同變法的主張,還對變法的内容進行了具體分析。如保甲法,朱熹在《婺州金華縣社倉記》一文中說：“京歲保甲之法,荊公做十年方成,至元時,溫公廢了,深可惜！蓋此得已成之事,初時人固有怨者,後來做得成,想人亦安之矣,卻将來廢了,可惜！”
特别是青苗法，“抑凡世俗之是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為說耳。以予觀之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也。
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谷;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于一邑而不能以行于天下。
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于悔其已甚而有激也”。朱熹對保甲法的廢除深感惋惜,并認為青苗法雖在具體施行過程中有錯當之處,但本身立法無誤。
不止如此,受青苗法的啟發,朱熹于乾道七年(1171)在五夫裡首創“社倉”，又在福建和浙江等地推廣。朱熹在《建甯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中說道：
“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票積于無用之地,後将紅腐不複可食。顧自今以來,歲一斂散,既以殍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
俾願貸者出息什二,……歲或不幸小饑,則弛半息,大則侵則盡蠲之,于以惠活鳏寡,塞禍亂原。甚大惠也,請著為例。”
但支援變法不等于認同全部的新法内容。在朱熹看來,荊公雖然聲稱“天下之财未嘗不足,特不知生财之道,無善理财之人,故常患其不足”，“便專錯置理财,編置回易庫,以籠天下之利。
謂《周禮》泉府之職正是如此,即不知周公之制,隻為天下之貨有不售,則商旅留滞而不能行,故以官錢買之,使後來有欲買者,官中卻給與之,初未嘗以此求利息也”。
但在踐履中,市易法卻大有唯利是圖之嫌,與《周禮》泉府之職大相徑庭。朱熹對熙甯變法的指導思想亦頗多抵牾,可以說是對荊公之學頗有不以為然之意,認為他對道的體悟不夠透徹：“洞視千古,無有見道理不透徹,而所說所行不差者。
但無力量做得來,半上落下底,則其害淺。如庸醫不識病,隻胡亂下那沒緊要底藥,便不至于殺人。若荊公輩,他硬見從那一邊去,則如不識病症,而便下大黃附子底藥,便至于殺人。”
人言“其心本欲救民,後來弄壞者,乃過誤緻然”，朱熹卻認為：“不然。正如醫者治病,其心豈不欲活人？卻将砒霜與人吃。及病者死,卻雲我信本欲救其病,死非我之罪,可乎？
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術足以殺人,豈可謂非其罪？”此處“其術足以殺人”正是儒家正統對法家權術的成見。荊公援法入儒,以刑名之術佐儒家王道,必然被以醇儒自居的朱熹所诟病。
結語
總體而言,朱熹品評人物一向以“義理”為準：“論古今人物,以别其是非邪正,則理存于古今人物。”
在《讀兩陳谏議遺墨》中,朱熹說:“（荊公）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熟講精思為在百全弊可久之計,是以天下之民不以為便,而一時元臣故考賢士大夫群起而力争之者。
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實,至其是以為說,又多出于安石規模之下,由是安石之信愈益自信,以為天下之人,真莫己若,而陰幸其之不足為己病。
因遂肆其狠愎,倒行逆施,固不複可望其能勝己私以求得病之實,而充其平日是以任之本心矣。此新法之禍是以率至于橫流而不可救。”在朱熹看來,以“義理”衡量新法,後者多有乖戾之處,遂至禍不可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