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對“無為”的解釋停留在“有所為，有所不為”的認知上，加之他對老子之道的了解簡單化，完全以儒解老，并且，他對儒家經典的解讀也不為後學所接受，是以遭到二程、朱熹的批評，認為他缺乏思辨，認識浮淺。
以解釋《道德經》為例，凡是他認為能用來豐富儒家思想，或駁斥王安石的，就以儒家思想對老子之道進行針對性解讀，因為王安石變法團隊就是通過诠釋老子思想，為變法提供理論指導的。
是以，與王安石變法關系不大的，司馬光就不做解釋。這就決定了他對老子思想的了解隻能是片面的，膚淺的，是以他的注文隻是引用儒家典經中似是而非的三言兩語，作為他對老子思想的注解，注文比老子原文還簡約。
他承認“老取其無為自然”，認可老子的無為自然之說，是以他認為“萬物之生，無不出乎自然” ，他對“能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的解釋是“任物自然” ，他對“大制不割”和“為者敗之”的解釋分别是“因其自然”和“為之則傷自然”。
從注文中，似乎能感覺到他對老子的“自然”之說極為推崇。可是他對最為重要的“道法自然”卻置之不顧，不作一字解釋。是以，他注解《老子》隻能是選擇性的注釋，能用來充實儒家思想或用來反擊王安石的，就以儒家思想套解，用不着的一概不予過問，這就注定了他的老子注是片面的，前後膚淺的，沒法像王夫之說得那樣“入其壘，襲其辎，暴其恃，而見其瑕”。
正因為此，程颢說司馬光的“阙卻”之處甚多，隻能在自以為是的對手的軟肋處，不痛不癢地放幾個空炮。是以，他對“無為”的了解隻能停留在“不做事情”的認識上。
既然不做事情，那當然是不對的，于是他說，不可一切都“任物自為”, 還應“因物之為”，必要時是要有所作為的，是以老子的“無為”應該是“有所為有所不為”。
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他引用儒家經典《尚書·臯陶谟》“兢兢業業, 一日二日萬幾，故能無為而治”，來解讀“圖難于其易, 為大于其細。天下難事必作于易, 天下大事必作于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 故能成其大”。
《大禹谟》這句話本來是表達王者治理國家勤勤懇懇，兢兢業業，日理萬機，跟老子的“無為”思想根本扯不到一起去，司馬光卻把它與“無為之治”聯系起來，說：“無為取其因任, 治則一日萬幾。”
而老子這段話要表達的是，聖人做事，注重細節，防微杜漸，在“無有”處為之，在“未兆”時圖之，“為之于其未有，治之于其未亂”，不等事态擴大才作處理，這是無為思想的必然要求，跟日理萬機之意相去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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