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对“无为”的解释停留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认知上，加之他对老子之道的理解简单化，完全以儒解老，并且，他对儒家经典的解读也不为后学所接受，因此遭到二程、朱熹的批评，认为他缺乏思辨，认识浮浅。
以解释《道德经》为例，凡是他认为能用来丰富儒家思想，或驳斥王安石的，就以儒家思想对老子之道进行针对性解读，因为王安石变法团队就是通过诠释老子思想，为变法提供理论指导的。
因此，与王安石变法关系不大的，司马光就不做解释。这就决定了他对老子思想的理解只能是片面的，肤浅的，所以他的注文只是引用儒家典经中似是而非的三言两语，作为他对老子思想的注解，注文比老子原文还简约。
他承认“老取其无为自然”，认可老子的无为自然之说，所以他认为“万物之生，无不出乎自然” ，他对“能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的解释是“任物自然” ，他对“大制不割”和“为者败之”的解释分别是“因其自然”和“为之则伤自然”。
从注文中，似乎能感觉到他对老子的“自然”之说极为推崇。可是他对最为重要的“道法自然”却置之不顾，不作一字解释。所以，他注解《老子》只能是选择性的注释，能用来充实儒家思想或用来反击王安石的，就以儒家思想套解，用不着的一概不予过问，这就注定了他的老子注是片面的，前后肤浅的，没法像王夫之说得那样“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
正因为此，程颢说司马光的“阙却”之处甚多，只能在自以为是的对手的软肋处，不痛不痒地放几个空炮。所以，他对“无为”的理解只能停留在“不做事情”的认识上。
既然不做事情，那当然是不对的，于是他说，不可一切都“任物自为”, 还应“因物之为”，必要时是要有所作为的，所以老子的“无为”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引用儒家经典《尚书·皋陶谟》“兢兢业业, 一日二日万几，故能无为而治”，来解读“图难于其易, 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 故能成其大”。
《大禹谟》这句话本来是表达王者治理国家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日理万机，跟老子的“无为”思想根本扯不到一起去，司马光却把它与“无为之治”联系起来，说：“无为取其因任, 治则一日万几。”
而老子这段话要表达的是，圣人做事，注重细节，防微杜渐，在“无有”处为之，在“未兆”时图之，“为之于其未有，治之于其未乱”，不等事态扩大才作处理，这是无为思想的必然要求，跟日理万机之意相去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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